生育叙事不应只是女性个体的苦难叙事

口述·安许心  记者·段弄玉生孩子对我来说，就像被突然“抛”到了一个全新的陌生世界。虽然我怀孕期间买了一摞摞的育儿书、产后恢复的书来看，也有很多“过来人”面授了各种经验，但最后都是“纸上谈兵”。

生产的过程并没有预想得顺利。我的预产期就提前了两周，在一片慌乱中被家人送到医院。我隐隐记得打麻药的长针戳进后背的感觉，和侧切（指分娩时为了让胎儿顺利娩出，在阴道口进行的人工切开）缝合时针穿过肉的刺痛。最疼的是生完孩子，医生猝不及防地按压我的肚子，帮我把羊水和血污排出来。

随后，“闷月子”的痛苦又接踵而来：乳腺炎的锐痛、侧切刀口发炎的痒痛、腱鞘炎的肿痛……那些疼痛感是如此真实但又遥远，你不得不惊讶于女性身体的创伤愈合能力和心灵对于痛苦的遗忘能力。

哺育孩子则是一件劳力又操心的活。孩子哭了，孩子饿了，孩子吐奶了，孩子要拍嗝了，孩子尿了，孩子拉了，孩子要哄睡了，没有一刻能消停下来。最折磨人的是起夜喂奶，极度碎片化的睡眠让人抓狂。

为什么生养孩子现在变得这么难？我想，生产的经验是一整套“身体的记忆”，不是靠讲道理就能传下来的，而是靠身体示范、经验传授。我记得小时候参与的一些生育仪式，看着家里的表姐、堂姐怎么生育、怎么坐月子。但现在，许多核心小家庭就像一叶孤舟。生育是“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的陌生事件。怎么能指望他们从容应对？

除了缺乏准备，我们的父母生我们的时候，多是晚婚晚育，我们生孩子又是晚婚晚育。“80后”“90后”不仅在育儿时缺乏父母的帮助，可能还需要同时照顾生病的老人。

有一个让我永远难忘的情景。孩子半岁多的时候，我爸因病来京就医，在同仁医院的亦庄分院住院，我得坐两个小时的地铁才能看望他。孩子爸爸在国外出差，我妈要照顾年迈的爷爷来不了北京，我婆婆不小心摔断了腰骨躺在家里养伤，而我还要完成博士课程的期末论文。一次，我爸做完手术后躺在病床上，我抱在怀里的孩子因为一路颠簸不舒服突然吐了我一身，爸爸一惊之下手上的输液针滑脱了。那一瞬间，我是起身先顾孩子，还是过去帮助我爸？这是一种两难的情感选择，代表着我们这代人面临的孩子与老人的两难照料困境。

但身体的疼痛和劳累都比不上心灵的孤绝。生育让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座孤岛。怀孕时，孩子爸爸因为工作性质特殊，没办法常常陪在我身边。孩子奶奶此前从未出过省，短期内没法适应北京的生活。第一次生孩子的我内心也有很多不安，就想待在父母身边，最终选择了回山东老家待产。可是，我没想到，女性分娩在老家习俗中仍然被视为不洁的、肮脏的。甚至家人也认同这种观念，或基于各种考虑对它妥协。一般来说，顺产产妇住院三天后就要出院了。而我生完孩子后没能回家，是在医院里坐的月子，每天都要面对医护人员异样和排斥的眼光。

与此同时，每每有人来看望，我都顾不得蓬头垢面，匆匆忙忙遮掩正在哺乳的身体，藏起还来不及收拾的纸尿裤，堆起笑容应付亲戚朋友。我觉得我的身体不再是我的身体，而是一个功能性的物件，一个产奶容器，被使用、被围观、被指点、被评判……

正是在生育时我才切身感受到，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有了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的意识，但躺在病床上的我完全没有气力和心力与传统观念对抗。基于情感牵绊也好，基于理性判断也好，我只能暂时接纳和妥协。看到上了年纪的父母为我跑前忙后已经非常辛苦了，跟他们掀桌子、撂狠话，不仅于心不忍，也于事无补，只会给我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和麻烦。

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我或者女性的敌人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不可撼动、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之墙。这种观念不是一两个人的社会偏见，而是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文化结构里，隐匿在日常生活之中。我最近翻译了英国作家阿曼达和儿子桥西共同书写的成长叙事作品《差点消失的桥西》。我对书中的一句话记忆深刻，阿曼达觉得孩子就像陨石般一头撞进自己的世界，摧毁了情感防线，将生活计划炸得粉碎，引发了一场地震。在我的受访对象里，因为育儿造成家庭矛盾，甚至家庭分崩离析的大有人在。

在乡土社会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建立在共同体文化基础上。夫妻双方往往在生活习惯、价值观、风俗上高度一致。现代婚姻是基于“浪漫爱情”“自由恋爱”这套价值系统，婚姻结合所带来的家族融合，是老一辈共同体文化与年轻一代现代文化之间的巨大碰撞。

有个南北结合的家庭，孩子出生后由奶奶和姥姥共同照看。南方来的奶奶要天天给孩子洗澡，而北方来的姥姥觉得这太麻烦了没必要，还怕孩子着凉生病。奶奶要给孩子吃大米饭从小养成南方胃，姥姥要给孩子吃馒头养成北方胃。诸如此类的小事让老人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儿子、媳妇夹在中间，必须协调双方，实际上成了冲突的间接受害者。

我有个好朋友，孩子发烧了，老人觉得用中医更好，但妈妈觉得看西医更好，中西医之争延续在小家庭中。这种观念博弈的背后其实也是“权力”博弈、情感博弈，都想压对方一头，都想让对方先服软来尊重自己。

以前，在常见的家庭冲突“样本”里，常常会有一个害怕冲突的男性。面对妻子和父母的矛盾，他会选择回避，自己“眼不见心不烦”，以至于问题越来越严重。在那个“中西医之争”的家庭里，孩子的爸爸站了出来，花了很大力气跟老爸沟通，缓和了紧张局势。这也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积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父亲愿意主动承担育儿责任。育儿不再只是母亲一个人的事，而是父母共同承担的事务——当父亲内心真正认可这个观点时，他才会愿意冒风险介入家庭琐事、打破传统“甩手掌柜”的角色。

如今的父亲更愿意参与育儿过程，也是因为如今的孩子变得更加珍贵。在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中，孩子成了一种情感寄托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上，育儿已不仅是责任问题，也成为一种权利诉求。

虽然人们仍会批判“丧偶式育儿”，但另一个现实是，对于很多父亲来说，参与育儿是一种奢侈。生孩子的时候，大部分医院根本就不让爸爸进产房。养孩子的时候，很多家庭的父亲确实没有闲暇参与其中。我有一个表妹，嫁给了一位卡车司机，她的丈夫根本没时间参与育儿。在这个家庭结构里，男人不外出挣钱，家庭就维持不下去。他们的家庭分工是一种不需要太多思考的现实权衡和理性决策。

我们有时候会用“产后抑郁”来描述一个女性在产后的境遇，但很多看似“产后抑郁”的问题，背后是“产后家庭风暴”。在我们现有的家庭结构里面，一个新生儿的降生可能会变成一个导火索，引爆那些潜伏的矛盾。一个新生儿家庭所面对的，是一个再适应再整合的过程。家里的所有人可能都需要支持，也需要制度上家庭友好政策的建构。所以，我不仅希望女性产后的境遇能被看到，我也希望家庭能作为整体被看到。只有让“生育不只是妈妈的事情”变成一个社会共识并重建公共支持，女性的个体困境以及年轻人恐婚恐育的集体困境才有松动的可能。回看我的孕育体验，我发现，十年前，我更关注的是疼痛的、撕裂的、冲突的体验，因为还身在其中。十年后，我可以相对地作为“局外人”反观自身，关注那些奇妙的、独特的、有趣的，可以说是超越了幸福与不幸二分的深刻体验。

我一直非常反感亚里士多德对女性身体的理解——他认为女性在生育上只是一个被动的容器、一个通道。事实上，我发现，孕育经验也可以是女性发展主体性的过程。这种经验不仅作用于身体，也深刻地影响着女性的情感与精神成长。

我的大脑结构一定被孕激素改变了。怀孕后，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感知孩子的身体与情绪，我的生理系统自动调动出一种极强的感知本能。我仿佛回到了“动物性”的状态，五感变得极其敏锐。我的心理感知能力也随之增强，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能察觉到事物更多、更丰富的面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这可太有帮助了。我成了一个特别好的倾听者。有时跟别人聊天，即使对方什么都不说，我也能感受到他的情绪，感知别人言语神态背后的欲望——操纵的或者索取的，防御的或者攻击的，讨好的或者炫耀的——甚至能理解他们为何如此。

生孩子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改变。再次回头看，我才意识到，那不仅仅是孩子的诞生，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再生”。它曾经像一个梦魇，但后来却成了我生命成长的动力，促使我不断表达和创造。这段经历渐渐地从我的个人故事延伸开来，让我开始思考：如果我有这样的体验，别人是否也会经历类似的情境？它是否具有普遍性？或者还有其他独特性的体验是我不知道的？

生孩子之前，我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被规训得很好的“淑女”“乖乖女”，学习成绩好，性格乖巧，个性锋芒在社会“毒打”下都收敛了很多。以前“乖”到什么程度呢？我20多岁的时候连说“屎、尿、屁”这三个字都觉得脸红。但神圣的生命恰恰是混杂着羊水、屎尿和血污而诞生的。在产床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我全部的隐私和脆弱，所有那些被完美主义营造出来的幻象，都在分娩的那一刻被打破了。你必须在本原意义上接纳世界的真相：脏污和圣洁，善与恶是并存的。

当然，在养育孩子的困顿中，我也获得了作为母亲的美好情感体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不仅创造了一个生命，我还滋养了一个生命，而且有一天，我会愿意让他独立，接受和他的分离。这种成就感是由于我跟一个人长期生命互动，从中生长出了强烈的爱。

这几年，我一面育儿，一面做研究，我越来越意识到，人生的真相之一就是大部分事不能或者无法预设目的和结果：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无法预知孩子什么时候会来到这个世界，他会长成什么样子；你也无法预知一段经历将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预测性，唯一解法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让每一天都成为全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