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与惩

校对是编纂每一部大书、自也是兴修四库全书的重要环节。汉刘向论校雠之“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宋朱翌《题校书图》所吟“我闻校书如扫尘，尘随帚去辄随有”；晚明李维桢称“校书犹扫落叶，随扫随有”，皆亲历者之深切体会。清代档案文献中对此用词不一，为避免阅读时发生误解，兹将四库的校对稍作梳理，并对几个语词略加辨析：

开馆后即设校对，规范说法是分校，分别校勘之意也；

曾设复校，负责复核分校完成的文稿，不久即以人手不够裁撤；

上面有总校，陆费墀先被重奖后被严罚，皆因他是唯一的总校官；

有总阅官，人数较多，似乎是荣誉大于实际作用。

而此时北四阁成书入藏皆已数年，弘历命再次选调人员校对，所发谕旨为“再行详加校阅改正”，相关措辞多据此衍生，如校阅、校改、详校等。永瑢等在章程中称参与人员为详校官，后来奏报多用“详校”一词。而“重校”出自纪昀的奏折，准确且不易产生混乱，故加采用。

五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乾隆结束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回到圆明园，五日后还宫。此时两阁的重校基本完竣，不管是在园在宫，主事馆臣都会向皇上奏报办理情况和存在问题，也会拿一些夹着签条的书册呈递御览，以作为重校之必要和重要之证。弘历颇感满意和放心，降旨表彰重校中“签出违碍错误之详校官”（注意，此处应专指发现了政治问题），有胡高望、吉梦熊、阮葵生、祝堃等四人，俱交吏部记录一次。前三人皆位至卿贰京堂，随皇上至热河，参加了文津阁本的校改，“签出《尚书古文疏证》《松阳讲义》二书并有违碍字句”，已为弘历所了解；而祝堃位阶较低，为翰林院编修，参与校阅文源阁本，则出于永瑢等在京馆臣的特别奏报。祝堃，乾隆四十一年（1776）补内阁中书，四十六年二甲进士，改庶吉士，进入四库馆，“历经派办《总目》及《简明目录》，行走亦属勤奋”，次年七月提前约两年授予编修。这次祝堃“签出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内有违碍猥亵之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三九），经审核予以撤改。特旨点名表彰者，两阁详校官仅祝堃一人。

同一天，因三通馆承办《皇朝文献通考》被签出错讹较多，弘历传旨将校阅陈万全、总裁刘墉罚俸半年，三通馆副总裁王杰、彭元瑞也受到薄惩。而乾隆帝深谙驭下之道，不到半个月，就传谕嘉奖分掌两阁详校质量的刘墉、彭元瑞，各赏缎两匹，“余各赏缎一匹”。余，乃指两阁详校人员中“从未曾充当四库馆总阅、总纂、总校、分校等官及校对清文者”，馆臣提交了一份详细名单，共177员，纪昀自不在其中。其实他才是两阁重校的领头羊，最懂皇上此举是要着重查违碍，态度格外认真，出力也最多。

老纪是明白人，不光对获赏没抱希望，还早早就表示认罚，甚至提出自罚。所提在两阁重校后再看一遍的建议，应该没被采纳和实施，四库纂校一向绷紧这根弦，留下的政治问题极少，详校官也都唯此为大，细细过筛子，已无必要由纪昀个人再看。而弘历看了两阁呈上的错讹清单，即命做统计，很快查明犯错的人员和错误数，决定由纪昀带领前往承德重校文津阁本。

御史莫瞻菉再次上言，说这批重校人员名单中有些已经升职，有的即将升职，实在不妥，奏请将所有出错纂校中拟升者概行注销，已升之员分别酌罚廉俸。弘历阅后即行传谕：

从前办理四库全书时，朕因卷帙浩繁，编纂不易，原曾谕于敏中“凡兴作大事，不能不徼幸数人”。但朕此旨原指纂修详核雠校无讹而言，是以不靳恩施，优加录叙。今文渊等阁所贮四库全书，偶经披阅，草率讹谬，比比皆是，因令诸皇子及在廷诸臣复加详校，签出错误之处累牍连篇，不可枚举。是办理此书并不实心校阅，竟以稽古右文之举为若辈邀恩牟利之快捷方式，大负朕意。此事发端于于敏中，承办于陆费墀，其条款章程俱系伊二人酌定。今所缮书籍荒谬至此，使于敏中尚在，必当重治其罪，因伊业经身故，是以从宽，止撤出贤良祠，不复追论，保全终始。陆费墀现已革职，亦不深究。所有业经议叙纂校各员，其已经升用应行议罚廉俸，及未经升用将议叙注销之处，着该部核议具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五五）

于敏中曾是弘历兴办四库最得力的助手，此次再被谴责；陆费墀则是助手的助手，命运更为悲摧。莫瞻菉作为资深四库纂修，对这些不会不知道，却也是揣摩皇上的心思，措辞严苛细密，两次上奏皆引起皇上的肯定，虽不免受到同僚腹诽，也迎来了一段仕途上的小高潮。

根据弘历的旨意，和珅很快查明所有出错人员的情形，提请分类予以处罚：

在各省担任学政者，有刘权之、翁方纲、郑际唐、潘曾起、张焘、关槐6人，待任满后，由陆锡熊带领前赴盛京罚校文溯阁本；

现任道府及同知、知州、通判等官者，有季学锦、王家宾等13人，“每错误一处，各罚本任养廉半年”；丁忧告假回籍者，有吴舒帷、张九镡、张培等19人，“于补官之日，每错误一次，京官罚俸一年，外官罚养廉半年”；范鏊出错两处，现出差，“罚俸二年”。清单中详细开列了每人的出错数，多为一二处，三处者较少，却也有一位缪琪竟然有12处。缪琪，江阴人，为乾隆四十年（1775）二甲进士，一个很不错的诗人，曾在缮书处参与黄签考证，不知为何错得如此离谱？

至于那些降革、休致、病故人员，有旨一律“免议”。

和珅拟出一份罚往热河的出错在京纂校名单，命其“同纪昀校勘文津阁书籍”，共有王燕绪、何思钧、仓圣脉、潘有为等34员。清单中没有个人的错误数，应是已罚校改，就不再罚银了。颇为有趣的是，最后一名为莫瞻菉。

十月十五日上奏时，瞻菉声称看到“派往热河看书之原校错谬诸员”的清单，请求从严，应知原来的名单上没有他。为此，该奏所附清单上特别注明：“莫瞻菉系原纂官，《松阳讲义》引吕留良语，未经删削，应罚令同校对错误各员前赴热河看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五六）吕留良为清初杰出思想家，拒斥新朝，雍正间被发棺锉尸，引录他的话，当然要受处罚。

嘿嘿，谁举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