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是启蒙思想的另一面？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到四日，在罗马召开了一次名为“国家保守主义大会”的国际会议。欧美右翼在此汇聚一堂，其中不乏现今在欧美政坛极度活跃的右翼政客，如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法国国民联盟领袖玛利娜·勒庞以及荷兰极右翼政治家梯叶里·博代。值得注意的是，该会议由美国埃德蒙·伯克基金会赞助，若打开该基金会的网站，可以看到美国副总统詹姆斯·万斯、英国右翼知识分子梅拉妮·菲利普也曾参加过其他几届大会，被他们视为同道。虽然这些活跃在欧美政治舞台上的右翼政客和学者们的具体政见并不相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即西方文明是由同质化的民族国家所构成，这一基础正在遭受外来移民的侵蚀。

正是他们所共享的这一理念，使得这些背景不同、政见迥异的右翼政客和学者们聚集在保守主义的大旗下，并且将十九世纪“保守主义之父”英国学者埃德蒙·伯克奉为他们的祖师。这一理念也完全符合人们对保守主义的认识，即保守主义批判启蒙思想，反对世界主义，坚持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基于这一理念学者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保守主义谱系，埃德蒙·伯克、约翰·戈德弗里德·赫尔德、弗里德利希·根茨以及阿诺德·黑伦等人都可以被归入这一谱系。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思想语境，可以看到这些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家们，他们的思想与世界主义并非水火不容，甚至与那些革命者共享一套启蒙运动所构建的话语。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马泰斯·罗科（Matthijs Lok）的新著《欧洲反对革命 ：保守主义、启蒙与过去的塑造》正是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不同于传统近代欧洲思想史叙事的故事。

马泰斯·罗科一直致力于研究近代欧洲政治思想史与史学史，近年来开始关注反启蒙、保守主义、欧洲主义等问题，这本《欧洲反对革命》是他从历史语境出发思考反启蒙的欧洲主义的最新成果。不同于之前学者从思想层面研究反启蒙，关注反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罗科的研究将思想史与历史书写和政治实践相结合，讨论在后革命时代，革命者和反革命者如何利用欧洲的过去来塑造一种捍卫或者反抗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这一塑造过程中他们如何去使用同样的启蒙话语来表达自己不同的政治立场。

正如德国史家斯蒂凡·贝尔格（Stefan Berger）所言，“政治与历史的关系并不是单行道”， 换言之，历史书写不单纯只是对政治环境的一种反映，它还可以去塑造政治。罗科的研究也试图说明大革命后的欧洲史书写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书中，罗科研究了法国革命者尼古拉·德·博纳维尔（Nicolas de Bonneville）、法国君主派学者弗朗索瓦·格扎维埃·费勒（François-Xavier de Feller）、英国思想家伯克、德意志历史学家尼克拉斯·福格特（Niklas Vogt）和阿诺德·黑伦的欧洲史书写。在他看来，这些学者都是行动的思想家，他们从欧洲历史中发掘资源，捍卫自己的政治立场，试图去构建一种革命后的欧洲新秩序。博纳维尔的《现代欧洲史》从革命者的视角讲述了自由理性如何战胜迷信专制，作为君主派的费勒，则讲述了一个源于古代的欧洲自由传统如何在现代世界被侵蚀破坏的故事，而在伯克、福格特和黑伦这些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的欧洲史书写中，欧洲历史传统中的多元性是他们最为珍视的内容。他们对欧洲历史的理解与他们具体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比如伯克将自己的国家理念和理想的欧洲国家体系投射到古代宪政之中，福格特和黑伦则借由历史上欧洲的国家体系为维也纳体系寻求合法性。

先前学者在研究近代保守主义时，多关注保守主义如何批判法国革命，罗科则另辟蹊径，关注保守主义与革命思想之间所共享的内容。他认为，保守派和革命者成长于同一时代，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共享一套启蒙运动所塑造的话语，其中自由与世界主义是他们共享的价值观念。罗科分析了这些革命思想家和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背景，指出在他们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孟德斯鸠、伏尔泰、威廉·罗伯逊等启蒙哲人的著作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因如此，他们共享一套启蒙的知识基础。比如作为革命者的博纳维尔和被视为反革命的福格特使用了同一套自由话语，博纳维尔认为欧洲历史发展的主线是自由与专制、光明与黑暗、理性与愚昧之间的斗争。福格特则认为欧洲历史发展的主线是自由、多元与进步。两者都将自由传统追溯到日耳曼的部落之中，只不过博纳维尔认为大革命是古老的自由传统的复兴，而福格特则把复兴古老自由这一光荣的使命寄托于拿破仑。

除了自由话语外，世界主义也是革命者与保守主义所共享的基础。在罗科看来，保守主义与世界主义并非二元对立，在许多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世界主义的因素，这些人被罗科称为“保守的世界主义者”（conservative cosmopolitans）。之所以称为“保守的”，是因为他们反对革命，支持执中的君主制，但是他们又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思维模式，不过他们的世界主义并不是法国革命者那种建立在普世主义基础上的一元的世界主义，而是一种多元的、建立在道德和宗教基础上的世界主义。比如亚当·米勒（AdamMüller）认为，正确的世界主义蕴含在道德、祖国之爱和宗教之中 ；福格特则试图在等级制的前提下，建立一种基于公民自由、多元化和执中基础上的欧洲共和国，这一共和国将进步、自由和多元与权威、等级和宗教混杂在了一起。曾经被视为反动的保守的维也纳会议则被罗科看作启蒙的世界主义的保守变体。在“保守的世界主义者”看来，欧洲的特征是在多元中的统一（Einheit in der Vielfalt），这一观念被基佐、兰克等历史学家所继承，到今天成为欧盟的信条。

值得注意的是，罗科这种看似为保守主义“平反”的研究并非孤例，而是代表了当下近代欧洲思想史的一股新潮流，即反思用类型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思想史，关注不同思想流派之间所共享的观念，进一步讨论这些思想标签的建构过程。类型化研究思想史是传统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范式，即将历史上复杂多样的思潮笼罩在具有意识形态化的各种主义的框架下，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共和主义等诸如此类，通过与其他思潮对比确立自己的特征，基于这些特征梳理出一条清晰可循的思想谱系。这种类型化研究范式一方面可以从历史纷繁复杂的思想观念中识别出各种迥异的思想流派，并梳理出一条思想脉络，揭示这一思想流派的社会背景，关注它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但是与此同时，这种类型学的思维方式也把这些复杂细腻的思想观念贴上了标签，忽视了看似对立的思潮所共享的内容。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这一研究方式。比如理查德·伯尔克关注埃德蒙·伯克思想中的启蒙遗产，以及伯克又如何在十九世纪后期被塑造成“保守主义之父”，也有一些学者讨论了德迈斯特、根茨这些曾经被视为保守主义代表的思想家们与晚期启蒙的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社交互动也是当下研究的热点。从这些新的关注点可以看出，近代欧洲政治思想史研究从建构具有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理想模型，转而探索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政治语境中的观念之间的互动，探讨不同思想流派所共享的“政治语言”。

当我们认识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这批被贴上保守主义标签的思想家与同时代的革命者共享启蒙运动的知识世界时，自然会发出另一个疑问：传统政治思想史中将保守主义与反启蒙相挂钩的这一刻板印象从何而来？法国大革命塑造了一种极化叙事，在法国政治思想史中表现为左右两个法国的对立，前者是启蒙的继承人，是革命的拥护者；后者则企图回到旧制度，反对启蒙和革命。这一叙事下，所有对大革命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都被划归到了反革命阵营。这种二元对立也影响了当时德意志地区的学者们，最早在思想史研究中提出这种二元对立的著作应为德国学者威廉·克鲁格（Wilhelm TraugottKrug）于一八二三年出版的《从古至今的自由主义史》（GeschichtlicheDarstellungdesLiberalismus alterund neuer Zeit），在书中他提出了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两个对立的概念，他认为在历史中一直存在两者之间的斗争，法国大革命后这一斗争进入到了政治层面。德意志地区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卡尔·罗泰克（Carl von Rotteck）延续了克鲁格的划分，在他与卡尔·韦尔克（Karl Theodor Welcke）主编的《国家词典》（DasStaats-Lexikon）中也提到自由主义与奴才主义的对立，奴才主义者希望重新回到封闭的封建庄园制度，把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转变为没有独立意志的有机体。但是，在当时保守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保守主义也不完全是一个负面的概念，反而被视为处于极端自由主义与极端反自由主义的中间状态，如韦尔克便认为审慎的保守主义接近一种真正的自由主义。一八四八年革命，各种政治思想的代表活跃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普鲁士邦议会和奥地利帝国议会之中，其中一些支持君主制的议员自我标榜为保守主义者，并被革命派视为反动势力，保守主义成为具有右派政治倾向的代名词，甚至将其与贵族和农民的政治立场相挂钩，被赋予了反工业化的内涵。如当时的德国历史学家威廉·里尔分析了德意志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倾向，其中贵族和农民是保守主义的拥趸。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关于保守主义的讨论更多集中在现实政治层面，将其视为一种不同于激进主义的政治倾向，鲜有学者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形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保守主义则是在“一战”后德国知识界塑造“德意志性”的产物，其中一九二七年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档案》发表的《保守主义》一文最具代表性，他对保守主义的界定为后世学者研究保守主义定下了基调。曼海姆将保守主义视为一种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它并不单纯是一种依恋旧制度的朴素心态，也不止是一种政治倾向，而是建立在与启蒙思想相对立的浪漫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植根于德意志历史传统的独特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在曼海姆看来，保守主义拒绝理性主义，主张非理性 ；反对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一个从历史中生成的有机体 ；强调个体性。

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新阐释处于“一战”后德国知识界构建“德意志特殊道路”思潮之中。“一战”爆发，德国战败，这激发了德国思想界从文化上重新找回自信，他们试图构建德意志精神来战胜西方。理性、进步这些启蒙运动所塑造的价值观被视为德意志精神的反面，基于此一些历史学家试图从近代德国思想史中寻找资源，塑造“德意志性”。他们试图塑造一种西方文明与德国文化的二元对立，前者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以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后者则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以观念论、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为核心的德意志精神。比如德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冯·贝娄便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与启蒙相对立的文化思潮，自然法、实证主义是德意志传统中的他者。在他看来带有浪漫主义特质的德意志历史学和国家学说从德意志的血液清除了外来的法国的激进因素，塑造了一种基于德意志历史传统的德意志道路。另一位历史学家弗里德利希·梅尼克（FriedrichMeinecke）将历史主义视为德意志精神的象征，塑造了以“个体性”和“发展”为内核的历史主义与以“普遍主义”和“进步”为核心的启蒙思想的对立。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理解也是处于这一学术脉络之中，他将保守主义视为启蒙思想的对立面，并梳理出一条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尤斯图斯·莫泽尔（Justus MÖser）、亚当·米勒、根茨再到黑格尔、萨维尼、兰克的保守主义谱系。

魏玛时期的学者们用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不同概念指称“德意志精神”，虽然他们用词不同、立场对立，但他们都强调德意志精神的特质与以启蒙思想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特征的不同，并基于此发展出一条与西方所不同的近代德国政治思想史脉络。在他们笔下塑造了各种对立的概念，如有机与机械、历史生成与理性构建以及民族性与普世性，并用此将西方塑造为一个德意志文化的他者，在突出德意志精神特殊性的同时，也将近代德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与启蒙思想本质化了。

“二战”后，研究德意志保守主义仍是学术界的热点，深受左派思潮影响的德国史学家弗里茨·瓦尔雅维奇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一七七〇至一八一五年德意志政治思潮的兴起》（Die Entstehung derpolitischenStromungen in Deutschland 1770-1815）一书，在书中他继承了曼海姆对保守主义的定义，将保守主义视为一种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并将保守主义起源追溯至启蒙运动，认为保守主义并不是起源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而是源自对抗启蒙思潮。不过在瓦尔雅维奇笔下保守主义不再是一种对抗腐朽西方的积极精神因素，而被贴上了反动的标签，是对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反动。瓦尔雅维奇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即从思想史上寻找纳粹根源。在“二战”后，个体性、有机性这些在魏玛时期被视为优越于西方的精神特征成为造成德国浩劫的精神力量，保守主义从一种正面的形象变为负面的反动思想。六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反思对保守主义的扁平化认识，关注其内部的多样性，如克劳斯·爱普斯坦和马丁·格里芬哈根分别在一九六六和一九七一年出版关于德国保守主义的研究，试图展现保守主义的多样性，反思对保守主义的本质化认识。但是他们同样将保守主义视为启蒙思想的对立面，并抽象出一些与启蒙思想所不同的特征，如对权威的崇拜、有机国家论和民族主义，只不过保守主义不再是反现代性的思潮，而是另一种现代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