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园林兴废中钩沉文化记忆

园林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物理空间，更是储存文化精神的记忆空间。园林的物理空间往往在沧海桑田的自然更迭与人事代谢中兴废无常，而造园、居园、游园、写园等活动形成的精神空间却具有抵挡世变的力量，成为盛载文化记忆的场域，在风云流变中给予后人追寻历史文化的路标。循此路标，曹淑娟的《流变中的书写 ：山阴祁氏家族与寓山园林论述》提供了一条在园林兴废中寻绎文化记忆的具体路径。

曹淑娟对晚明文学与园林文化的长期关注与研究，使其独具只眼地发掘了一座早已荒芜却极具文化记忆的园林：寓山。该园是晚明名士祁彪佳绝意仕进，于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引疾归乡后，在负载着家族记忆的山阴寓山上兴建而成的一座私家园林。著者敏锐的寻绎与阐述，不仅呈现了园主政治生命以外的重要人生风景，更复活了寓山关联的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记忆。

该书绪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园林是反映黍离之悲与迁化之慨的灵敏场域，并架构出社会空间、文本空间、隐喻空间三重园林空间。寓山作为社会空间既涵括着园主祁彪佳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网络，也关联着晚明的社会风气。文本空间则由园主、宾客的一系列园林活动形成的文本构建而成。文本结集而成的纸上园林具有超越现实风雨的力量，将现实社会中的交际记忆经典化，为其向超越代际记忆的集体记忆转化提供了有效的依凭。而与园林关涉的交际记忆能否经典化从而具备集体记忆价值的关键，则在于其社会空间与文本空间中是否具备潜藏着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隐喻空间。因此，曹淑娟提出的三重空间既是寓山园林的三重空间，更是关乎晚明及易代之际的历史记忆空间，彰显了园林研究在生活史、社会史、思想史上的意义。该书研究综述所关注的文学史、生活史、思想史、城市史、古典园林史，园林艺术结构原理、文本学、明清才女研究等领域，充分显示出曹淑娟对园林研究着意开拓的雄心，也彰显了其寓山研究的格局与价值。

园主是开辟园林社会空间、文本空间与隐喻空间价值的主体，换言之，园林的三重空间首先承载着园主的个体记忆。该书首先对祁彪佳（一六〇二至一六四五）的传记资料与著作进行了考述，从而呈现了祁彪佳由仕而隐，由隐而图复社稷，直至在寓园沉水殉国的生命轨迹以及寓于其中的价值选择。祁彪佳文治武功士行俱可观，是晚明一位在出处生死大节上令人交口称赞的名士。而寓山是其由仕而隐的人生转向的路标，代表着他由入世志业的实践转向渴望生命自由的价值选择，成为他人生最后十年奉亲、读书、交游、著述、救荒、殉难等一切活动的主要空间。书中对此有诸多剖析，其中《祁彪佳著作知见书目版本类表》则简明而清晰地显示出祁彪佳一生著述除公牍、奏疏外，荒政、日记等各类文本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撰写于崇祯八年（一六三五）以后，这意味着寓山也是祁彪佳重要的精神创造空间。寓山寄寓着园主“开山我作祖”、“梦觉皆寓”、“痴癖”之“诚”、“身世一体”等生命价值的体认，是全面理解祁彪佳思想情怀与德言不朽等个人认同的记忆空间。

个人认同也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中完成的。寓山是祁彪佳与家族、知交互动的主要场域，因此，这一自然空间又是园主与家族、社会互动认同的记忆空间。而完成互动的语言既可以是文字语言，也可以是仪式、舞蹈、饮食、历史遗迹等。曹淑娟在众人对寓山的开辟与书写中钩沉其容纳的家族记忆、交游记忆。其中，对家族记忆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寓山选址，（二）寓山归斋、天瓢、八求楼等景观的营建与书写，（三）寓山作为家的延伸形成的女性空间，（四）祁彪佳沉水之后遗孀商景兰、嗣子祁班孙在寓山举行的诗词唱和、宴宾结客活动等。孝悌之义、藏书著说、《易》学传家等精神充实着祁氏家族记忆。寓山的交游记忆则主要围绕祁彪佳、商景兰、祁班孙展开，《寓山志》的编撰过程亦是嘤鸣求友的过程。曹淑娟对《寓山志》的作者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呈现了由祁彪佳引领的寓山书写而形成的交游网络。王思任、张岱、孟称舜、陈洪绶等一批极具文学、艺术、藏书成就的气节凛然之士均参与了寓山书写，他们在寓山文本空间的建构中既有着文艺切磋，又互相砥砺心性，为寓山的交往记忆注入了深刻的精神内涵，从而成为重要的晚明记忆。

邦国记忆是寓山关联的最深刻、最沉痛的记忆。曹淑娟指出“：故乡作为身所从出之地，负载着个人的记忆、家族的记忆，乃至全体地方族群的记忆。”园林是祁彪佳回归故乡的关键线索，寓园是祁彪佳与乡邦重新对话的起点。祁彪佳在开辟寓山的同时还进行了参访故乡园林的活动，二者实为一体，这可以从书中《祁彪佳游园造园年表》获得清晰的认知。越中园林既为寓山的兴建提供着审美经验，同时也加深了祁彪佳对越中历史地理文化的认同。祁彪佳的游园活动既凝结着他游园林而爱旧邦的文化认同，并最终形成了《越中园亭记》这一重要越中文献；又为其从事乡邦活动建立了坚实的社会关系。祁彪佳归隐后并未满足于独善其身，在造园、游园、雅集的同时，还持续积极参与诸如扶弱济贫、练兵救荒等社会福利救济事宜，虽身在江湖，但依然体现出士大夫“既忧乐之不与人殊，何江湖之不为廊庙”的淑世情怀。寓园也成为祁彪佳实践淑世情怀的重要场域，它虽然是私人园林，却是半开放的，祁彪佳欣欣于“游人之乐”的精神与欧阳修标举的“太守之乐”并无二致。同时，区别于一般园林，寓园中还特地辟有豳圃、丰庄两大农圃，既反映出园主的“经济才干”，又为其从事乡邦军政慈善事务提供了经济来源。而曹淑娟对陈函辉、陈子龙两篇《寓山赋》的分析，将其置于晚明时局进行比较阅读，更见出了三人在晚明时局中的忧患意识与磊磊气节。寓山之“赋”折射出了易代之际士人在家国之间、生死之间的慷慨抉择，呈现了作为人的高贵生命情态与尊严。长辈的园林生活记忆深刻地影响着子弟的价值观，为祁班孙在寓园结客谈兵以图匡复社稷提供了情理依据，更成为其海通案发后，北流宁古塔屈辱生活的精神支撑，也决定了祁班孙塞外书写的“事件历史化”“空间历史化”特色。

文化记忆理论指出，认同是通过互动来建构的，在互动中经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从而形成“文化意义”。曹淑娟该书通过文献考据、文本细读、年鉴编写、计量统计等方法，深入剖析了园主祁彪佳在寓山三重空间中的个体记忆及其与家族、同道、乡邦、国家的互动记忆，寻绎了寓山储存的晚明越中名士的园林生活、文艺创造、价值选择，从而成为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记忆之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云 ：“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曹淑娟对寓山书写的探究，生动地诠释了园林作为历史兴替之候的记忆价值，也开拓了园林研究、园林文学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流变中的书写 ：山阴祁氏家族与寓山园林论述》，曹淑娟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二〇二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