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精神的“黄炎培样本”：内涵意蕴、生成逻辑与弘扬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5）14-0098-08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1]。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建设”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重要命题。黄炎培先生的教育家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该样本既体现了我国职业教育先驱的精神特质，又蕴含教育现代化的本土智慧。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奠基者，黄炎培的教育家精神样本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生于国家危难之际，从传统教育走向新式教育，在蔡元培的影响下确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1917年，他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在教育实践中形成了涵盖城市和乡村的完整职业教育体系。黄炎培的教育家精神样本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典范。

一、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内涵意蕴

黄炎培深厚的爱国情怀、卓越的教育理念和不懈奋斗的精神，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忧国忘身，职教兴邦"的理想信念。1901年，黄炎培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洋公学特班，专攻外交科，有幸师从蔡元培，并深受其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特班解散后，他将家乡的观澜书院改革为新式小学堂，并创立开群女学，从此踏上教育救国之路。1905年，蔡元培邀请他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时，黄炎培坚定地回答：“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惟师命”2]。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

发展职业教育是黄炎培救国兴邦的实现路径。辛亥革命前，黄炎培强调教育重在激发民众的爱国心。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意识到教育救国的方向也需调整，发展实业成为首要任务，他主张“教育为实业之先导”“以实业为教育之中心”3]。他意识到“今之教育，不能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之生计问题”，因而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破解之道4。作为教育家，黄炎培不仅发展了近代职业教育思想，还发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多所职业学校，以实际行动报国救国。他的诸多著述及演讲也体现了其深厚的爱国之情。例如，他在纪念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二十五周年时对诸位师生说道：“诸位，吾们为的是什么？吾们是有信仰，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吾们想以生产报效国家一切一切靠的是中华，一切一切为的是中华”[5]

2.“高尚廉洁，以身示范”的道德情操。1902年，黄炎培考中举人，本可获得官职和优厚待遇，但在南洋公学解散后，他于次年返乡创办了川沙小学堂。因办学资金短缺，他便不拿薪水，仅靠抄写乡试朱卷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北洋政府曾两度提请其就任教育总长，但他均拒绝了这一职位。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黄炎培将全部心血倾注于职教事业发展，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1917年黄炎培专门在京谒见财政部次长梁士诒，呈文恳请特赐补助经费[。凭借筹集到的资金，他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建造了公用大楼，自己却始终住在上海市南一处简陋的小楼厢房内，生活简朴至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好友林滋永向他求助，希望能在京谋得一职。面对挚友请求，黄炎培坚守原则，亲笔回信婉拒：“当前京城正严格执行精简政策，唯有走群众路线方能行得通。”此言也体现了黄炎培的高风亮节与廉洁自律。

黄炎培深知，道德的自我约束是影响他人的重要途径。黄炎培曾将清朝灭亡归咎于官吏腐败，认为官吏总是从“足为我利”的角度使用权力。因此，他对自己定下“破感情、排势力，一心为事谋，母为人谋”8的要求，并勉励同行以自身德行感化他人，强调“教育者，所以养成未来之人物，恃感化以为作用者也”9]。此外，他在《如何恢复国魂》一文中提出：“（国家）要进于现代化，一定要厉行法治民治的根基就是法治……任何地位，任何身份，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0]。针对当时南京政府法制不健全，黄炎培呼呼知识分子秉持民主理念、率先垂范，共同构建现代化的新社会秩序。他警告说，若有人依仗权势，不遵平等原则，漠视社会规则，则会影响恶劣[]

3.“生计为本，做学合一”的育人智慧。因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启发，黄炎培认为，对于个体而言，掌握谋生之道乃是首要任务。因此，在探讨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时，他明确将“为个人谋生之准备"置于首位，继而才能服务群体、造福民众、贡献国家。同时，黄炎培敏锐地察觉到平民往往将“谋生"视为第一要务，“求学"则次之。鉴于此，他强调：“推广平民教育，定要从他们（平民）的生计问题上着手”12]。他坚信，“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定从职业教育上着手”[13]。这一理念在他推动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在总结职教社于徐公桥新村开展教育普及的实践经验时，黄炎培提出了两条至关重要的原则：一是万方不可妨害农作时间，二是所授予的知识须完全切合他们生活上的应用[14]

在推广职业教育时，黄炎培尤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知识与技能并重，即“做学合一”。面对如何办好职业教育这一问题，他认为，职业教育的自标简洁而明确，就是使个人掌握一种实际的知识与技能，以便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应用。在农村教育及各项改进事业中，他提出了“一面做，一面学”“从做里求学”“从随时随地的工作中间，求得系统的知能”15]。因此，职业教育“万不可专靠想，专靠说，专靠写，必须切切实实去‘做'”[16]。

4.“求真务实，勤于反思”的躬耕态度。黄炎培在职业生涯初期就注重通过实地调查来寻求真理。1904年，他在江苏教育部门工作，调研了全省教育情况。这一时期被他本人看作“深人社会的初步探索”与“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宝贵契机”17]。1912年上任省教育司司长后，倡导实用主义教育，通过多地考察揭示教育不实用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18]。在创办职业学校过程中，黄炎培强调“先调查社会之需要，以便于各科中定设某科，或于某科中定设某种”19]。他认为，“说几句联系职业的空话是不够的。设什么科，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20]。黄炎培还提出个人行动的十六字方针，即“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21]，由此可见其为人处事的态度。

在深人调查的基础上，黄炎培反思了我国职业教育的问题。他发现民国初期江苏教育衰败，而政法等专业过热，这是因为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分利”而非“生利”的职业，导致教育方向偏离。黄炎培忧虑地指出：“今之论中国者，莫不以民多分利、少生利为致贫弱之一大患”[22]他将这种通过教育途径跻身“食利"阶层的文化现象批判为“流毒”，如“流毒至极，人人以安坐享食为荣，非甚贫苦，不肯施其一手足之烈”。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今日之言教育者，往往高其欲望，使不能安其本业，而动辄以英雄豪杰相期”。这种教育导向的结果是受教育者易产生自命不凡的心态，对小工小商等职业不屑一顾，导致"教育愈广，生事且愈窄”[23]

5.“吾为同胞，共情工农”的仁爱之心。少年时期的黄炎培，在阅读张载的《西铭》时，深受“吾为同胞，物吾与也"这一思想的熏陶[24]。他在后来的著作《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中提到“知物我之平等与一体，而爱一切物”[25]。黄炎培认为，万物因生存之需而向外求索，却常因资源有限而陷入争斗，这根源在于物质的匮乏；人与人之间的爱恨交织，则多源于认知的狭隘。因此，要缓解世间的苦难，促进万物和谐共生，就需“从客体言，在增进所以共计生活需求者之分量和效用；从本体言，在广其知以大其爱”26]，即物质层面要增加供给，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精神层面则要提升认知，扩大爱的范围。黄炎培对其他生物也充满仁爱。1917年，他在新加坡目睹渔夫残忍杀鱼，深感触动，遂决定素食，此后他长期保持这一习惯[27]。

黄炎培对平民职业教育的关注，源于他对工人与农民阶级艰难处境的深切同情。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他撰文勉励青年，强调“劳工神圣，是吾人良心的主张”28]。对于工人的困境，他主张“须尽力设法给他相当的知识和待遇，须根本上救助他，使他彻底觉悟”[29]。黄炎培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深刻理解他们“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的实际需求，一再强调教育内容必须贴近农民生活，实用为先。这一切都与他创办职业教育的初衷—“为绝大多数平民谋幸福”的坚定信念紧密相连。他深知，“世上最大多数的平民，就是做一天人，干一天事，他的生命是完全靠自己卖力气换，全人类的生命也就是靠他们卖力气相互支撑的”30]，正因如此，黄炎培能够深切体会工人与农民的艰辛，希望通过职业教育为他们赋予谋生之技。

6.“安居乐业，天下大同”的弘道追求。黄炎培深信，职业教育若能助民众自给自足、提升生产力，国家自会昌盛。在起草《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时，他憧憬十年后的中国：“国无失教之民，民皆乐享其生；田野无闲置之地，市场无劣质之器，街头无游荡之徒，由此社会安定，国家基石稳固。”[31]其终极愿景，乃国民安居乐业。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三十周年之际，他与杨卫玉、孙起孟等同志共誓，三十载光阴，他们矢志不渝，致力于发展生活知能与服务精神，以期实现"无业者得业，有业者乐业"之宏伟目标[32]

尽管身处战乱之世，黄炎培却未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潭，他尊重并学习他国文化，友善对待外国国民，竭力促进团结。“天下大同"于黄炎培而言，意味着各民族平等和谐共处。他认为，生存乃人类共通之难题，而侵略往往是某些国家领袖、党派借民族生存之名，行其“他们错误的偏狭的小群独霸的意图”[33]。要避免世界大战，唯有将全人类融合为一，此为一由局部至整体之融合过程。中国抵抗外侮，既为求生存，也为捍卫正义，借此契机增进团结。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也勇于抗争。教育则是解决民众迫切需求之钥匙，使民众“以正确思想指导行动，为平时生存与战时胜利奠定基石”，此乃黄炎培作为教育家之神圣使命[34]。为促进世界和平，他还强调，下一代中华儿女要有更加广阔的胸襟、更加强烈的正义感，以此在民族间消除相互厮杀、有己无人的错误想法[35]

二、黄炎培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

教育家因为怀揣美好理想，总是从教育理想出发对教育进行系统思考，并以这种系统思考的理论视角观照教育现实，进而着手展开教育变革，最后在变革的过程中形成教育家精神。因而，教育理想是教育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把握教育家精神的逻辑主线。

1.逻辑主线：以发展职业教育实现国家富强与民主。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深植于救亡图存的强烈意识和爱国情怀，其核心理念可精炼为“职教救国”，其愿景是通过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助力国家实现富强与民主的宏伟自标。其思想精髓与实践举措主要体现为：首先，在教育目的层面，他主张从解决民众的基本生计问题入手，进而提升国家的整体生产能力。1918年，黄炎培创立中华职业学校，并阐明职业教育宗旨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36]，后来增加了“某个性之发展”。其次，在教育对象上，黄炎培将平民视为改善社会贫弱状况的关键群体。他认为，职业教育的重点服务对象应是广大平民，这反映了他对社会民主化的执着追求。职业教育能直接惠及平民，因为“平民之所急者生计，苟输人文化而于彼所急曾无裨益”37]。最后，在实现路径上，黄炎培倡导大职业教育主义，强调职业教育应紧密联系各行业，尤其是农、工、商等领域。因此，黄炎培以解决平民生计为突破口，积极促进职业教育与农、工、商等行业的深度融合，力求打破教育与实际应用脱节的现状，培养出既具备生存技能又拥有服务社会精神的复合型人才，从而增强国家的生产能力。

2.历史支点：外源现代化过程中对职业教育的引进。从历史的视角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一种外源性特征，即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变革[38]。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起，正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吸收资本主义外来文化与制度因素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引进成果。

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引领世界迈入新的历史周期。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全面冲突的开始。不同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1840年后的西方殖民入侵，彻底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发展轨迹，将其强行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各种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要素纷至沓来，对传统的内部社会秩序构成了强烈冲击。为应对这一挑战，清政府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创办的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操炮学堂等，初具现代职业教育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