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公桥：将军之死

大学时代常在天津八里台附近散步，总被高耸入云的地标天津广播电视塔所吸引，忽略了那座不甚起眼但车流不息的小桥，“聂公桥”即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聂士成将军殉国之处。趁着回津开会的时机，故地重游，跟随黄遵宪的《聂将军歌》，再看一眼那个曾经改变天津乃至清朝命运之地。

练兵自强，以御外侮

“聂将军，名高天下闻。虬髯虎眉面色赭，河朔将帅无人不爱君。”聂士成有画像与照片传世，虎背熊腰，颇有古代壮士之风。从贫家子弟到镇守河朔的将军，他的来时路，自是一段传奇。聂士成生于安徽，自幼丧父，母亲多少有些江湖气，救助过一个遭土匪追杀的商贩。这一侠义之举改变了全家生活轨迹，商贩日后投奔淮军，站稳脚跟后又举荐聂士成参军。对于晚清寒门青年来说，军功是出人头地的终南捷径。

两场硬仗让聂士成名噪天下。先是中法战争，1884年法军强攻台湾，老上司刘铭传告急，此时久在中原驻守的聂士成觅得报国良机，主动请缨驰援，率领八百精兵，借英国轮船渡海，自台南登陆，一路在悬崖和密林之间潜行北上，重挫法军。当时台湾瘴气丛生、疫病横行，八百精兵或是阵前捐躯，或是水土不服患病，聂士成自己也颈上生疽，勉强捡回一条性命。

班师之后，聂士成的果敢无畏获得李鸿章赏识，渐获重用，于1893年奉命巡视东北边疆。当年有识之士，已经嗅到沙俄与日本窥伺边境的危险气息。聂士成不敢耽搁，在秋冬严寒之季踏上东北考察之旅，写成十万多字的《东游纪程》，对沙俄蚕食边疆、日朝各具野心皆有预言。

历史很快印证聂士成的先见之明，甲午战争旋即爆发。结束考察的聂士成马不停蹄率军布防朝鲜，因伏击日军之功获封“刚勇巴图鲁”。平壤失守之后，他退防东北，在辽沈门户摩天岭打出一场大捷，粉碎日军速攻取胜的美梦，成为清军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甲午战功，让聂士成晋升直隶提督，真正成为国之良将。

清廷痛定思痛，下定决心：练兵。在抵抗外邦的前线驰骋多年、对军备边防了如指掌的聂士成，奉旨以淮军为基础，在天津组建武毅军，采用德国军制，分为步兵、骑兵、工程兵与辎重兵。武毅军改穿西式制服，聘请欧洲教习，聂士成借鉴西方练兵之法，亲自参与编写《淮军武毅各军课程》，对训练、队列、口令等作出细致规定。除了操练新式枪炮之外，聂士成尤为注重基层军官培养，专门挑选不满二十岁、略通文字的青年才俊，学习算法、测绘、地理、堡垒、洋文等科目。聂士成与士兵共饮食、同起卧，希望早日练成新军，一雪国耻。这支装备马克沁机枪与克虏伯炮的新军在历次操演之中屡获赞誉，是晚清战斗力翘楚，也成为湖广浙江等地组建新军的效仿典范。

卫戍天津，炮轰洋人

动荡时局之下，聂士成苦练的新军很快有了用武之地。近代历史上，天津是一块诸方势力觊觎的“肥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美、法各辟租界，甲午战争之后德、日再分一杯羹。适逢义和团运动兴起，中外摩擦不断。1900年春天，形势急转直下，各国借口保护使馆，纷纷调兵遣将，取道天津，直逼北京。聂士成早有防备，将配备重机枪的麾下精锐部署在扼守京津的要道。仓促组建的八国联军，未曾料到清军火力凶猛，遭遇重创后退回天津，此谓“廊坊大捷”。聂士成深知各国不会善罢甘休，请命调防天津租界。大敌当前，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聂士成将炮口对准紫竹林租界，此地华洋杂处、鱼龙混杂，如今倒是故居遗址林立：严复曾经在此翻译《天演论》，孙中山几度在此商讨国事，语言大师赵元任更是生于斯长于斯。但回到1900年夏天，那里几乎沦为一片焦土。洋人再次领教聂士成新军的厉害，几日之间，新军在紫竹林租界外围城墙架炮，猛烈轰击城中建筑，炮弹落下，房屋无一幸免。亲历炮击的洋人记载，聂士成率领一万多人围城，装备六十门火炮，辅之以机枪，皆是购自德国和英国的精良武器。八国联军惊叹于中国火炮准度惊人、操控完美，乃至有人怀疑，是清廷士兵举着刺刀挟持洋人炮手参与攻城。然而，就在租界洋人焦头烂额之际，一封军机处传来的上谕，降下晴天霹雳：聂士成被革职了，朝廷一边指责他“并无战绩”“不知振作”，却也无人可用，只是一味逼迫他迅速剿灭洋人。

腹背受敌，但求一死

清廷降罪，导火索是义和团，煽风点火者则是朝堂之上见风使舵的官僚。聂士成与义和团的矛盾，可谓晚清政局的一个缩影——聂士成痛恨义和团捣毁铁路，对于一个近代国家和一支近代军队而言，铁路无疑是生命线；义和团不满聂士成新军穿洋装，讥之为“二毛子”。双方相互争斗，甚至动刀动枪，反而授人以柄。

而混淆是非之人，乃是一群保守官僚，他们对操练新军早有微词，乘聂士成在天津前线奋勇御敌之时，指责聂士成与义和团的争斗，还传谣说他并不全力堵截洋人。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则称，捣毁铁路恰可阻拦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要求朝廷下旨命令聂士成不可为难义和团。御史郑炳麟更是专上一折，斥责聂士成“玉石不分，烧杀抢掠，穷苦百姓均不聊生，以致众怨沸腾，人心共愤”。

积毁销骨，聂士成无从得知究竟是谁在挑拨与中伤，但朝廷降罪令他心灰意冷。苦练新军，可得战场一日之胜，清廷腐朽无能，终究无力回天。聂士成阵前战死之日，殊为悲壮，英、法、美、日、俄联军近万人压境，直逼清军布防的八里台。双方激战不止，联军眼见形势不利，燃放毒烟炮，未曾见过化学武器的清军阵型稍乱，聂士成持刀屹立桥头，对麾下将士高呼：“此吾致命之所也，踰此一步非丈夫矣”，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没有食言，最终以死明志。

沧海横流，难掩英名

聂士成驻防之际，清军与联军僵持月余，清军尚有进攻之力。聂士成殉国之后不足一周，天津陷落，随后北京也未能幸免。如此股肱之臣死讯传来，清廷的第一反应不是抚恤，竟是迁怒。聂士成血染八里台桥三日之后，一封上谕传来，言辞令人心寒，“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又过几日，清廷向各省将军督抚再降上谕，要求各地军队整改洋操、洋装、洋口号，重归旧制，还特地将聂士成树立为反面典型，给这位殉国名将扣一顶“未战先溃”的帽子。督抚大员各怀心思，不愿勤王救驾，一心坚守地盘。某种程度上，庚子国变早已宣判清朝命运，聂士成之死正是一块轰然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清廷嘴上斥责新军，实则无兵可用，又不得不倚仗新军。曾与聂士成并肩作战的袁世凯，趁机为故交“平反”。1905年聂士成殉国五年之后，清政府在天津八里台桥头，竖起一座花岗石基座纪念碑，上书“聂忠节公殉难处”。从流传至今的老照片来看，碑额书有“生气凛然”，两侧是一副佩联，“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后来世事变迁，纪念碑不知去向。重游之际，看到的是一座挥刀立马将军像，精干瘦削的身形，与存世照片上虎背熊腰的聂士成似乎相去甚远，如今雕像刻诗倒是简单明快：“将军驱骑刀光寒，一跃桥头此生瞻。聂公当年激扬处，多少青松配雨寒”。

（责编：南名俊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