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超”为何成为现象级赛事？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关注到，苏超开始后你也去现场观看了比赛。现场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陆挺：我是江苏南通人，今年5月份苏超开始后，南通曾经2∶0、4∶0战胜常州队和泰州队，当时正好整个苏超的热度也起来了，网上有一个关于南京和南通“谁是南哥”的梗，老家朋友的微信群、朋友圈里全是大家转发的相关内容，我就开始关注到苏超。我到现场看的是6月29日南通对宿迁的比赛，比赛地点就在南通的海门区，是我的老家。海门是南通的县级区，有一个自己的足球俱乐部，这次南通队里的很多成员就来自这个俱乐部，所以我会关注更多一些——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江苏人，甚至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南通人，还是作为一个海门人。

我记忆里，江苏之前还没有过全民参与度这么高的活动，最多就是奥运会期间大家会集体讨论，因为南通一向重视体育，是产生奥运冠军最多的地级市之一。但奥运会是四年才举办一次。

这次比赛现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双方球员的态度，他们非常认真地参与比赛，从头到尾没有松懈的时候。南通队即使在4∶0领先的情况下，也没有松弛下来，而宿迁队也没有气馁。球迷的素质也很高，大家热情高涨，啦啦队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三联生活周刊：有评论称，苏超发展至今，已经不仅是单纯的体育赛事，更是一个新的消费场景。有哪些场景让你感受到这一点吗？

陆挺：首先是一票难求。我记得6月1日南通对泰州的比赛，老家亲戚挺容易就买到票，开车到泰州去看比赛了。等到6月底我看的这场比赛时，据说一共有100多万人参与抢票，第一轮抢票时，只花了0.1秒票就被抢光了。我去了现场就感觉到，各地的文旅都被调动起来了，有大量跨市来看球的游客，到处都是本地旅游和餐饮的广告。我的一个老同学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他没法来现场看球，因为要忙着组织第二现场：室外有大屏幕进行赛事直播，球迷们能一边看球一边喝酒吃小龙虾，气氛不比场内差——体育场内是不允许吃喝的。

除了买票，我自己也参与了消费，我在网上买了一件T恤衫，上面的文案很有意思，是以南通的口吻跟省内其他城市开玩笑，“本来以为你们只是考试不行，没想到球也踢不好”，因为南通的基础教育在江苏是数一数二的。我下单的时候看了一下，T恤衫的产地是山东，所以不只是江苏人，外地人也在做这个生意，大家都很敏锐地抓住了商机。

三联生活周刊：南通与南京的“南哥”之争是一个热门梗，它和“散装江苏”“十三太保”，都反映了江苏各个地级市相互“不服气”的状态。你之前也提到，苏超能引起极大关注的原因之一是江苏没有哪个地级市是一家独大的。这种全省的相对均衡，为苏超提供了什么条件？

陆挺：这是江苏独特的现象。历史上江苏的省会曾经在南京、苏州和镇江等几个城市变迁，清代江苏的学政署甚至放在江阴县里面，不像某些省份的省会城市一直是固定的，一家独大。此外，江苏的很多县级市比如昆山经济总量很大，很多县例如江阴本身是历史名城，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自己所属的城市会有强烈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热情很高。

目前江苏省的经济体量在全国排前二，只比排名第一的广东省少4000多亿元。广东虽然体量更大，但高度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江苏省内的经济发展相对均衡，13个地级市全部位列全国GDP百强，其中5座城市经济总量突破万亿人民币，使得各城市之间不存在绝对的中心—边缘结构——如果一家独大，比赛就打不起来了。这种条件下，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善，都有拿得出手的体育场，也有比较好的足球基础。另外，江苏省还是全国高速公路密度最高的地方，13个地级市也已经全部通动车，交通足够便利，省内人口跨市看足球赛不是难题。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就会有消费娱乐需求。苏超作为一个消费场景出现，其实是水到渠成的，各种要素都凑齐了，苏超才能被推动起来，很好地拉动内需。

三联生活周刊：但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北与苏南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断层。现在的均衡是如何达到的？

陆挺：首先要界定苏北、苏南的分界线。苏南地区（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是江苏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苏中地区的扬州和泰州历史上处于京杭大运河的交通枢纽位置，南通则在长江的入海口，又有清末民初张謇等实业家的奠定，工业也很发达，比如南通有全球最大的家纺批发市场。苏北地区（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工业基础就弱一些。

苏北、苏南的经济发展确实曾经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苏南与苏北经济差距最大的时期出现在2003年前后，苏南的人均GDP达到苏北的3.8倍，苏南GDP总和占全省经济总量的60%以上，而苏北占比不足20%。

苏北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地区交通闭塞。苏中、苏北和苏南之间被长江隔断，苏北还处于淮河流域，水灾频发，历史上黄河改道给淮河水系带来大量水患，长江入海口又有大量泥沙淤积，所以苏北的沿海区域和浙江不同，交通很落后，长江以北的南通早年也有个绰号“难通”。苏北地区水系复杂，铁路交通也不发达，最早是2011年京沪高铁通车后，徐州率先有了高铁，还有很多城市到了2018年之后才通高铁。

苏中和苏北的经济快速发展崛起主要发生在过去20年里。整个苏中、苏北的经济发展史，是基础设施的发展史。2008年建成通车的苏州和南通之间的苏通长江公路大桥在拉动苏北经济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和之前的跨江大桥相比，它离上海更近了。后来长江大桥和高速公路越来越多。为什么高速公路密度要比铁路更大？修建铁路是要得到中央政府、铁道部或铁路总公司的批准，而高速公路的修建权限更多是在地方政府，江苏作为省级行政区可以自行主导。此外，三峡大坝建设起来后，苏北地区的泥沙淤积情况好转了许多，原来不适合建海港的地方慢慢也可以建了。

交通发展起来后，苏中和苏北经济一个明显变化是能够承接来自上海、苏南的产业转移。上海、苏南往南边的城市是杭州，也比较发达，再往南就是山区；而苏中、苏北有大片的土地，成了产业转移的第一选择对象。苏中、苏北承接的产业很多，机械工业、钢铁制造、钢铁冶炼，比如南通海门区现在最大的企业之一是中天钢铁集团，它的总部在常州，因为常州后期已经没有太多土地，不适合快速发展，就转移到了南通，在靠海地带。现在再去看苏中和苏北沿江一带，不是港口就是造船企业，几乎没有空的地方。我在上海还调研过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在上海，但它的一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南通，生活成本低很多。三联生活周刊：苏超爆火后，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次苏超是一次“弱政府”治理模式的体现，政府有“放手的智慧”，比如把许多招商、设计交给市场来完成。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陆挺：我觉得这是误解。苏超不是自下而上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反而是“强政府”模式的成功。

整个苏超中，有许多事情是政府在做。首先是顶层设计，最早只是南京和苏州两个城市之间举行了一场比赛，后来逐步扩大到全省以城市为单位，产生13支球队。我想这次江苏省应该有专业的人在统一管理和协调，所以很多细节做得很到位。比如每个球队如何确定球员的来源，不能限制得太松，否则大家都去找外援，但也不能管得太死板，所以最后规定现役职业球员每队不能超过3人，还得符合一些属地要求。

其次是基础设施保障，包括场地、安保、交通等。南通的比赛在海门举行，当初体育场的座位是1.1万个，对于一个区来说也够了，后来需求量急剧上升，体育场紧急做升级改造，增加了1万个座位。没有政府主导，单纯交给一个企业或俱乐部来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招商部分主要是各地体育局或文旅集团起主要作用。你可以说政府把事情交给了市场，但我觉得还是以国企为主。过去十几年里，很多地方政府把原来经营的一些板块进行整合，成立文旅集团，是每个地区比较重要的国企。文旅集团再向外分包是有可能的。比如比赛时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礼包，里面有一顶帽子、一张说明书，都是有广告的，这些广告位可能拍卖给了民企。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苏超是“强政府”模式，为什么民众没有很强的感受，以致人们觉得这是“弱政府”活动？

陆挺：因为江苏有合理的分权机制，江苏省政府和地级市之间、地级市和县级市/县级区之间的分权比较完善，都有相当的主动权，不会给人非常强烈的“自上而下”、政府管理一切的感觉。这种完善的分权机制有利于地方的竞争，最后才能把苏超打造起来。

我举一个教育方面的例子。我从河北调研回来，河北的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尤其是集中在“超级中学”衡水中学。衡水中学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高于江苏任何一所学校，但没有人会觉得江苏的基础教育弱于河北。整个江苏几乎没有“超级中学”，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制度约束，不让市与市之间相互“掐尖”，一个地级市内部也不许向下“掐尖”，最后一个市有六七所省重点，每所学校每年都有十几个人考上清华、北大，一个市加起来也有六七十个了。

这是江苏和别的地方比起来不一样的点，政府不是“小政府”，但有合理的架构，权力和资源被分割成了很多块。足球和教育相似，都反映了资源的分配情况，当分配比较均衡时，各地才有实力能形成竞争。

具体到这次苏超的操作上，它再一次印证了我国过去几十年改革成功的一些经验。改革有两个重要维度，第一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央要向地方适度放权，给予地方足够的改革试验空间，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如果我们把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或者省里，地方上办一点小事都要三番五次地审批，地方活力就没有了。这一次苏超让江苏的地方体育局和地方足协来主办赛事，就是一次创举。

第二个是政府跟民间的关系，或者说政治权力和商业的关系。政府要提供基础设施、营商环境，此外要有“松弛感”，要留给民间足够的发挥空间，比如文旅和媒体宣传可以造各种各样的梗，甚至政府都能带头讨论“谁是省会城市”的梗，有些地方开不起这样的玩笑，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经济方面，虽然国企是重要角色，地方民企也有充分的机会参与。苏超中的一些广告位拍卖给了全国性品牌，也有不少地方企业的身影。地方企业有荣誉感和参与感，觉得这个钱花得值。不要以为地方企业就一定是小企业，它可能规模也不小，而且它平时的运作就在本地，这个广告位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地方想学苏超却学不来的原因——看不清政府在其中的角色。“魔鬼都在细节里”，不能不管，也不能乱管。要知道哪些事情由省一级政府做？哪些事情交给市一级政府做？具体交给哪个部门做？政府部门和市场对接时，各自的权力和责任边界在哪里？这些细节不是那么容易学会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提到江苏能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点，在这次苏超中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陆挺：常州烧烤就是一个好例子。6月初，苏超还没有这么火爆，常州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娘花10万元成了赞助商，也是当时常州赛区唯一的个体户赞助商。现在苏超一个广告牌可能都是百万元起步了，如果政府只讲商业利益的话，文旅部门完全可以私下把烧烤店老板找来，补偿老板100万元，把广告位收回来，再转手以300万元的价格卖出去——皆大欢喜，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但政府没有这么做，我们可以看到它聪明的一面：看似少挣了200万元，其实帮助当地做了一个大广告，告诉大家常州的营商环境很好，政府是遵守契约的。

这个例子也能看出江苏人对经济的敏感性很强。到目前为止比赛成绩最差的就是常州，但它在文旅和营商环境上的宣传是最好的。江苏人心里明白，苏超是一种娱乐，输赢会关系到城市自豪感，但最后大家比拼的还是招商引资、GDP、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未来的可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前两年，各地也有过“村BA”等热度不小的体育赛事，但在经济转化效果上都不如苏超，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未来其他省份可以复制苏超模式吗？

陆挺：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苏超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江苏省内各地的经济均衡，政府管理水平较高。体育项目的选择很重要，足球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国际足联成员超200个，世界杯决赛观众常破10亿。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打乒乓球联赛、篮球赛，热度上就达不到足球一样的狂欢。赛制设计也要灵活合理，比如“村BA”就只在一个地方打，不利于人员流动起来，能吸引到的观众范围也比较有限。

我刚从浙江回来，浙江今年7月也开始举办“浙BA”篮球赛，全省11个地级市、90个县（市、区）都会派出篮球队，决出各地市的11支冠军球队，代表所在市参赛。“浙BA”是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成功的案例，不过浙江没有江苏那么均衡，尤其浙江南部和西南部山区，和杭州、宁波、绍兴的差距就比较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不能假定能够轻易复制苏超的成功，还是要根据当地的特色做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苏超在带动文旅上的效果很明显，你觉得它的热度是可持续的吗？这种热度和流量可能给当地经济带来什么新的可能性？

陆挺：接下来几年只要好好呵护，我认为苏超的热度是有可能持续的。足球的群众基础很庞大，世界上的著名足球赛事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加上江苏当地的现实情况，老百姓也需要有这样一项娱乐活动。我用的词是“呵护”，一方面要与时俱进，不是说一开始制定的规则就一定不能改了，但另一方面随着热度和规模的扩大，千万不要把一些坏的习气带进来。我记得比赛期间发生过一件事，宿迁队助理教练擅自带领部分球员参与某房产企业组织的粉丝见面会，内容包含签名互动、楼盘宣传等商业化环节，引起球迷的强烈不满，这位助理教练很快被解聘，牵头人被予以调查处理。这件事情说明这次苏超跟商业结合的“度”把握得比较好，它并没有排斥商业，又将具体的球员、球队和商业隔开。

不过苏超也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未来如何给予球员、球队具体的激励？目前大家的热情是为了荣誉和城市自豪感而战，这不是长久之计。另外，未来门票该如何分配？目前门票很便宜，大部分定价是10元左右，但爆火之后一票难求，又不能随便把票价提高，否则容易引发不满。

只有维持住一定的热度，对经济的长期拉动效应才有可能发生，比如能有效激发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现在中国有许多地方对体育设施的投资相对比较欠缺，因为需求量确实没那么大，一个地级市建一个大体育馆，一年里只有开几场演唱会时才打开，使用场景有限。如果苏超成为常态，就有可能促进体育设施的使用和投入。还是以南通为例，南通市里还有一个大约20年前建成的体育场，体育场有顶棚闭合功能，被称为“南鸟巢”，但这个体育场已经很多年没有举办过大型赛事了，许多设备老化。最近南通市正在日夜赶工改造“南鸟巢”，增加座位和更换设备，这个投入相当大，以亿元为单位，对当地的建筑行业肯定有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