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观看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

新博物馆第一展厅，便是向观众阐释洛阳城的选址和城市布局。展厅内没有精美的陪葬青铜器，也没有华丽神秘的棺椁，更多的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城墙、道路与城市布局图。刘涛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考古队队长，他说，实际上这两年国内有不少考古遗址博物馆相继建成开门，但它们多为墓葬遗址，因出土文物极其精美，很容易吸引眼球，但汉魏洛阳城遗址并非墓葬遗址，而是一座都城遗址。刘涛从1999年开始参与汉魏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很多其他地区的著名考古队不一样，挖不出国之重器，也挖不出明星文物，更多时候是与城址结构和布局打交道。刘涛感慨说，他们发掘出来的这些建筑基址、城墙、道路背后所代表的秩序和思想观念，对观众来说也许是有一些“门槛”的，这也是之所以需要一座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原因。

莫阳对这种“反差”的感受更深。她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毕业，入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2018年来到洛阳汉魏城考古队。刚到洛阳，她就参与了太极殿宫苑西南角区域的发掘，从美术史到考古，莫阳觉得自己换了一个全新的专业，过往的学术经验清了零。当时，为了探明遗址的历史沿革，考古队发掘了一条约七八米深的解剖沟，两三层楼高的剖面上，各朝代地层和遗迹相互叠加、错嵌，复杂程度惊人。最初她很难理解老师傅们如何能从容地在夯土剖面上画出不同地层和堆积的分界线，后来她在考古工地里边看大家工作边学习，逐步习得了画线和判断年代关系的“核心技术”。

莫阳向我介绍说，汉魏洛阳城遗址是五六个朝代相继营建的结果，不同时期的建筑被废弃、破坏，又建起新的，地面上少见空地，全是不同遗迹现象层层叠压在一起，对其的考古发掘，就像拆盲盒一样，指不定揭开表土会遇到什么复杂的状况。“考古发掘的工地，和现在的建筑工地其实差不多，只不过揭露的是与建设相反的过程。”莫阳说。为广阔的遗址寻找头绪，墙是重要的线索，城市考古工作通常会通过墙找到门，再根据门找到路，进而通过这些“骨架”研究整座城市的布局。

为了让我更清晰地感受这种特点，莫阳带我来到博物馆旁边的考古遗址现场。东掖门是一处他们目前正在发掘过程中的遗址现场，即汉魏洛阳城宫城东侧出入口。1500年前的城门和城墙早已不见踪影，考古队现在通过地下的夯土来确定城门的位置和形制。

莫阳通过从地表下暴露出的一块块夯土向我描述，这里是东掖门的后座门址，这里伸出两个阙台，中间夹着一个阙间广场，这些是他们今年发掘之初的收获。随后他们又从东掖门继续向城外做探沟，通过解剖的方式了解宫城城墙的空间关系，不想有了意外的新收获。

他们发现，汉魏洛阳城宫城实际上存在两道城墙，最外侧的城墙是东汉时期修筑的，但再向内三四米，还有一道魏晋时期修筑、北魏时期沿用的城墙，更重要的是，在两道城墙之外，他们还发现了层叠的车辙——这是多期道路叠压形成的。探沟剖面上，上下叠压的道路清晰可见，厚达一米有余，显然这里曾经有一条沿用日久的古道路。

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165年后，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一把大火焚烧了整座洛阳城。曹丕称帝后定都洛阳，重建化作废墟的洛阳城，直到西晋末年匈奴入中原，洛阳城再次被毁。北魏孝文帝迁都并重建洛阳城41年后，北魏因内乱分裂为东魏、西魏，这座都城再次成为废墟。如今东掖门的发掘让考古队再次确认，在洛阳城不断被毁又不断重建的过程中，宫城布局大部分得到了沿用和继承，不同年代的遗迹在同一遗址存在叠加状态。

在作为六朝都城的洛阳城进行考古发掘，刘涛经常会面对这种层层叠压，他可以通过夯土质地清晰地区分不同朝代的考古遗存。他介绍说，每次营建城址时所用的夯土，必有上一个朝代的废弃堆积，即上一个朝代建筑坍塌后的碎片残骸。上一个朝代房屋倒塌后，屋顶上的瓦散落到地面，碎块混合进土里，成为新一个朝代的夯土原料。因此越“干净”的夯土越早，越“脏”的夯土朝代越晚。

这样的工作就像拼拼图一样，几幅画的拼图碎片被打乱放在了一个盒子里，考古队员每拿出一块拼图，先要辨认它属于哪幅画，然后再摸索它在这幅画的哪个位置。刘涛将这种工作方式总结为“点线面”，他们需要先发掘到特定的“点”，比如城门、殿址，再从“点”延伸出去找到“线”，比如城墙、道路，最后找到“面”，即各时期都城中的不同功能分区。正是在这样的方法下，他们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条“线”。这组拼图的起点是阊阖门，它是整个宫城的南大门。1999年，刘涛当时刚刚来到洛阳，参与了那次发掘。随后，他们沿着阊阖门继续向北，先后发掘了止车门、端门，以及太极殿基址，也就是洛阳宫城中的正殿。至此，他们已经能够确定，三座宫门和太极殿处在同一南北轴线上。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向南发掘，阊阖门外的铜驼街是城市的主干道，也是宫城轴线的延伸，考古队员们在这里发现了一段保存完整、宽约三米的红砂岩石板道路，石板铺砌规整，下衬鹅卵石和夯土，路面上有清晰的车辙痕迹，应是专供皇帝的御道。

如今这里大部分考古发掘已经回填，地表之上是为了展示而复原的基址。站在阊阖门外向南望去，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按照文献记载，它是联系内廷与官署机构的通路，文书、政令经此传递，也是国家盛大庆典之时百僚、宾客汇聚的道路，官署、礼制建筑东西对称地分列在大街两侧，市场、寺院和居民区由内向外辐射分布，视为魏晋和北魏时期洛阳城真正意义上的轴线。

那东汉时期洛阳城是否也存在轴线呢？也许等到东汉的宫城遗址拼图足够多时，可以再拼出一个画面。就这样他们一直等到2023年，宫城南侧司马门的发掘工作开始，考古证实这道门用于东汉时期，门内有一条贯穿宫城南北的道路，正好将东汉北宫的南部分割成东西两个区域。这一考古发现成功证实，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中轴线就是在魏晋时期的洛阳城诞生的。为何从东汉到魏晋，首都布局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为何城市中轴线诞生在魏晋时期？刘涛认为，通过城市布局强调中心，是曹丕构建统治身份，以及统治秩序的神圣性和合法性的一种方式。东汉末年，汉室衰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持朝政20余年。公元220年，曹丕代汉，于许昌即皇帝位，史称曹魏。实际上曹丕有好几个地方可以选择作为首都，除了许昌之外，还有邺城，而当时的洛阳因董卓的大火早已化作一片废墟，是在操作层面上最不适合作为首都的选择。但曹丕最终决定大兴重建洛阳城，定都这里，是为了追溯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的首都洛阳，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

于是，曹丕在都城规划上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变化，将东汉时期的南北两宫制改成了单一宫城制，设立中轴线，并“发明”了太极殿——此前中国历史上都城宫城居中正殿多叫崇德殿、德阳殿，而曹丕改名太极殿，以“皇建有极”体现“受命于天”，进一步强调天子的身份。“营造一座城池，小到屋檐砖瓦的制作，大到法天则地的思想意识，既是对自身正统性的标榜，也是对现实世界错综复杂地缘环境的回应。”刘涛说。

从天中到地中，自此洛阳城规划的核心理念“天下之中”“中轴对称”，浸入中国历史的血脉，成为后代所遵循的文化密码。后来北魏孝文帝重建洛阳城时，完整继承了魏晋开创的中轴线城市布局，依然保留太极殿、阊阖门、铜驼街的名称和位置。隋唐兴建长安城时，受洛阳城影响，同样以宫城正殿居中和规整的中轴线与里坊布局，唐长安城宫城正门承天门、皇城正门朱雀门、朱雀大街组成中轴线。北宋东京城（开封、汴梁），以及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同样如此遵从传统建设中轴线。如何理解“天下之中”？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的第二展厅，便是通过出土文物，去展现何为“天下之中”。

一切要从上世纪20年代一次大规模盗墓开始说起。1928年夏，一场暴雨过后，洛阳市郊的孟津县金村一处地表塌陷，露出的古墓中发现大量精美随葬品。这就是著名的金村大墓，也是近现代发现汉魏洛阳城遗址的起点。古董商贩闻讯而来，对金村古墓群进行了历时六年的盗掘，劫掠文物多达数千件。

熹平石经也是在那段时间被重新关注到的，古董商们号称以一个字一个银圆的价格从当地百姓手里收购残石。东汉熹平四年，汉灵帝采纳蔡邕的建议，儒家典籍不再被锁在庙堂之中，而是被刻碑立于太学门外，推向民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官定通用教材，是当时知识广泛下沉的最好证据。如今博物馆馆藏上百件熹平石经残石，其中能清晰辨别文字的残石被摆在了展厅的核心位置，石块极厚，大的残石上能有十几个字，小的只有两三个字。

上世纪30年代，当地百姓又发现了一块极其罕见的完整石碑，碑文记录了西晋皇室来到汉魏洛阳城南郊礼制区辟雍进行祭祀的政治活动，史称辟雍碑。到了70年代考古队又在遗址上发现了辟雍的碑座，碑体与碑座在40年后再次合体，其形制成了重要的历史坐标。刘涛告诉我，虽然熹平石经和辟雍碑的可视性不强，普通观众在展厅里通常匆匆一瞥就会走过，但它们实际上就是这里的明星展品和镇馆之宝。汉魏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创性贡献，并非开疆拓土，而在于对文化的构建，这种以儒教的国家化构建起来的文化价值认同在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耿朔对我表示，参观汉魏洛阳故城遗址这类博物馆的方式，与三星堆、殷墟、仰韶等遗址博物馆的方式是不同的，大部分史前史都城遗址在考古发现前，公众对其几乎一无所知，这些博物馆只能通过出土文物本身构建历史认知这一种通道，因此这类博物馆会给人感觉“科技味”更足，有什么文物出土，就去基于这些文物进行解释。

而洛阳不同，历史时期留下了大量文本，人们通过《洛阳伽蓝记》《三国演义》等史书和文学作品，对洛阳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观众走进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博物馆，会将通过历史、文学获得的叙事与馆内真实的考古实物呈现的叙事不断碰撞，在碰撞中形成新的洛阳认知，为了解中国历史主要脉络多提供一种渠道。

耿朔在中央美术学院教魏晋南北朝艺术史课程时，会经常带学生们一起读《洛阳伽蓝记》，不仅让学生结合考古发现进行讨论，还会带学生来到汉魏洛阳城的永宁寺塔基遗址处朗读相关段落，让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多角度地感受一座都城遗址。

他说他看到博物馆里的熹平石经，就会联想到袁绍、曹操年轻时都曾在东汉洛阳城里生活过，青年时代的他们在人生刚刚起飞的阶段，都曾在这些石经碑前驻足、学习，并想象着各自的未来。而辟雍碑则是西晋时期礼制文化建设的重要展现，那是在晋武帝司马炎时期，他几次去辟雍，给太学生们讲学。当时西晋刚刚建立，中国结束了漫长的三国鼎立分裂时期，终于重回统一，于是人们开始了新的礼制建设，畅想着新的国家面貌。

历史时期的都城遗址博物馆具有丰富的历史故事优势，当历史、文学和考古三个维度在脑海中反复穿插，才是观看这类都城遗址博物馆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