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维权的年轻人，沦为职场“弃儿”？

劳动仲裁后，她找不到工作了

一年前，袁大发第一次因为劳动仲裁的“案底”求职遭拒，那时她并没有预料到，自己被职场“拉黑”的漫长困局才刚刚开始。

当时，袁大发应聘一家旅游公司的财务岗位，原以为十拿九稳，却迟迟没等来聘用邮件。一周后，袁大发主动向HR询问招聘进度，对方告诉她背调没通过，“原因你应该自己知道的”。

可她确实不知道，自己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情，工作几年也从没出过什么错，到底是什么问题阻碍了最终的录用呢？在袁大发真诚追问下，HR才点出，是因为背调时查出她过往有劳动仲裁的记录，亮了红灯。

所谓“亮红灯”，是第三方背调公司接受企业委托，对应聘候选人的工作履历、学历学位、职业资质证书、是否有诉讼等个人情况展开多维度调查，并将调查报告以不同的等级标注呈送给企业，红灯表示最大级别的警示，告诉企业该候选人存在严重异常。

然而，被标注红灯警示的这场劳动纠纷中，袁大发并不是过错方，而是维权的一方。彼时袁大发所在部门换了新领导，新领导想把“自己人”放到袁大发的岗位，但没有辞退她的正当理由，也不想按规定承担N+1的离职赔偿，于是不断给她制造困难，包括内部调岗、外派、把她的座位调到厕所旁边等一系列奇葩操作，试图让她主动“知难而退”。

忍无可忍的袁大发申请了劳动仲裁，最终成功维权，讨回了离职赔偿。却没想到，这曾被她视为自己变勇敢变强大的职场冲锋，变成了之后屡次阻挡她再就业的“拦路虎”。

她以一己之力，捅破了职场潜规则

经历过一年半待业期的丢丢分享了自己被隐形“拉黑”的经历。

2020年末，丢丢就职的设计院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裁员，她所在的小组，有一半人在裁员名单上。

在结算时，HR告诉他们，组里跟了两年的项目结束了合作，所以前半年的绩效奖金就不发放了。几番拉扯后，其他同事权衡利弊，咬牙认下损失，而丢丢选择了独自申请仲裁。她说：“那个项目结束合作是因为甲方自己地块的相关问题，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出错导致丢了项目。我苦熬了那么久，绩效为什么要无故扣掉？”

对于当时才26岁的丢丢来说，半年绩效近4万块的损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这笔钱省着点用，够她在这座城市支撑大半年。另一方面，从小喜欢看律政剧的她也有自己的理想主义：“既然有那么多人都苦于职场潜规则，那为什么不从我们自己做起，去捅破那扇隐形的窗？”

最终，她拿回了自己的绩效奖金，代价是，一堵隐墙在随后的求职路上竖了起来，将她隔离，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一开始，丢丢在网上投简历，好几次面试聊得都不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她去问，得到的回复要么是换了领导，要么是项目暂缓，要么是公司正在进行结构调整，等等。

彼时她只觉得自己运气不好，直到后来，一位在意向公司就职的朋友将听到的真相告诉她，她才明白，那些自己以为的“坏运气”，其实都是对方的婉拒，真实原因是，他们从同行处得知了她和前公司发生过劳动仲裁，为避免麻烦，直接否决了她。

之后，丢丢把认识的人都扒拉了一遍，找人帮忙内推，推荐人把她的简历发过去，也都石沉大海。半年后，她连一个面试电话也接不到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开始裹挟她，有次走在回家路上，她忍不住在人潮汹涌的过街天桥上崩溃大哭。

后来，一位和丢丢聊得比较多的猎头告诉她其中的“门道”：“这座城市看起来有数百万人口，但具体到一个行业，圈子其实特别小，一线二线的品牌总共就那么十几家。你第一轮简历谈过未果后，再有人推一次，HR一看，怎么还是这个人，她这么久还没找到工作，那说明这人多少有问题。为了节约时间成本，直接就否了，因为反正整个就业市场不缺人。”

“刺头”如她，果然因为劳动仲裁经历被拒

25岁的职场新鲜人宋可然上班两年，和两家公司有过劳动争议。

第一家公司无故将3个月试用期延长到6个月，6个月后以不合格辞退了她，而且告诉她试用期没有离职补偿，也拒绝支付试用期加班费。“其实就是想卡着试用期的低工资，让我把那个项目的活干完。”

宋可然查询社保账户还发现，公司每月发放工资时已经代扣了社保的金额，但并没有给她按时缴纳进去。

宋可然毫不犹豫地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按合同支付离职补偿、加班费，以及补缴她应缴的社保。

和第二家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的事由，是老板总让大家周末团建，一次周末，宋可然请假没参加，领导让行政以“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给她记了旷工，按公司规定，旷工一次扣三天工资。“为了这855块钱，我申请了劳动仲裁。”宋可然说。

朋友提醒过她，为了这点钱和公司闹起来不值得，当心仲裁记录影响以后找工作。后续求职中，“刺头”如她，果然因为仲裁经历被拒。有一家公司甚至还没进入线下面试环节，HR在招聘软件上和宋可然初步沟通，就率先询问她：“此前有没有和公司打过官司？如果有的话就不用浪费双方时间了。”

职场中，对于打过劳动官司的“刺头”们，还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更隐形的否决。宋可然说：“多数企业不会明确告诉你是因为仲裁记录，因为这样做涉嫌就业歧视，是不合法的。但在一定的行业范围内，比如HR、猎头以及同行专业的小圈子里，一旦你‘刺头’的名声被传开，可能你在不知情的时候就已经被判了‘死刑’，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理想与法律之外，是更复杂的现实

早前，“劳动仲裁怎么成了求职污点”在微博上引发1700多万的阅读。

去小红书搜索“仲裁后对找工作有影响吗”，话题关联着460多万篇笔记，有律师、HR等业内人员的解读和支招，有媒体替劳动者呼吁，有众多亲历者分享个人得失，还有更多年轻人面对被职场“拉黑”的“前车之鉴”，发出“遇到职场不公平时，到底能不能和公司打劳动官司”的纠结之问。

在社交平台上，有“千万不要轻易仲裁，否则后续找不到工作了”的声音，也有“遭遇不公平就要放心大胆仲裁，该担心的是违规的企业，而不是合法维权的我们”的声音，各有理由，各有案例佐证。

那么，面对职场困境，年轻人到底该怎么做？

仅从法律角度看，打工人是无需担心的。《法治日报》曾发布其律师专家库成员的解读，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相关规定，企业拒录有劳动仲裁经历的求职者属于就业歧视，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侵害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但具体的职场环境是多维且复杂的，劳动仲裁后对找工作到底会不会影响，答案可能是薛定谔的影响，有背调公司的从业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业内视角。

背调公司出具报告后，是否录用有劳动仲裁记录的求职者，决策权在企业，正常状态下，企业会根据求职者仲裁的具体原因和背景来决策。丢丢的一位HR朋友告诉她：“如果不是因为员工个人问题引发的劳动官司，例如工作重大过错，而是因为雇主的问题引发的劳动仲裁，例如员工合理讨薪，和工作内容及专业能力本身没有关联，其实是不会构成对求职者的绝对否决，可以在试用期再考察。”

不过，到具体评估的层面，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不同喜好的招聘负责人，有各自不同的考量。

社交平台上的许多HR都表示，歧视几乎难以避免，因为HR也是普通打工人，也要被考核绩效。“招聘有成本，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听候选人怎么说，去问他们的前雇主怎么说，然后去分辨和评判背后是否有隐情或别的苦衷，我们也不是断案的法官。一旦招进来一个‘刺头’，闹一点纠纷，无论谁有理，公司肯定会认为有一部分责任在人事部门，是HR没有把好关，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没有做好员工关怀，没能为公司规避风险。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直接‘割席’，从筛选简历的环节就直接放弃，很残酷，但也很无奈。”

丢丢在漫长的待业期里，深刻体验到这种残酷。“我没有过错，我可以解释，但没有人要听我解释。”

更可怕的是，在当前越来越内卷的就业大环境下，“仲裁留案底进而影响找下一份工作”已经成了一些雇主和员工谈判的“威慑手段”。

“我不后悔选择劳动仲裁，总要有人做些什么”

已经遭遇职场“拉黑”的年轻人，前路会怎样？

令人安心的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不断在出台新的举措来保障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人社部调解仲裁司有关负责人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将指导各地仲裁机构在有关案件办理中，坚决纠正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仲裁维权经历为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行为。网上也有律师提醒，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公布的《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中专门新增了“平等就业权纠纷”。

因此，如果劳动者因存在劳动仲裁记录而被新单位拒绝录用，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平等就业权纠纷”之诉，要求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并赔礼道歉等。

但对深受现实打击的年轻人来说，职业重启之路并不容易。丢丢因为就业面相对狭窄，加上空窗期过长，在本市重操旧业的机会比较低，好在人生从来不是单行道，她从小喜欢画画，也受过专业训练，社交账号里两百多个粉丝中碰巧有一位童书编辑，关注了她一段时间后，试着向她发出约稿，付费请她画主题插画。

丢丢的第一个订单，价格并不高，但仿佛黑暗中的一道光，让她看到了转行的可能性。两年来，她全职画画，并开展主题创作，逐渐积累了一点读者，希望之后能够出版个人作品。

财务类专业的袁大发求职未果半年后，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逐渐变差。有次接到一个面试，查看地址，不巧和前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只隔了一条马路。她鼓起勇气去面试，却在越靠近那个区域时越应激，出汗、手抖，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只想转身逃跑。

她的转机出现在另一座城市。待业第11个月，袁大发找朋友散心，聊到她的处境，朋友建议，或许换个环境会对她更有利，并给她内推了一个机会。面试时提到她为什么换城市，袁大发说自己“破罐子破摔，把一切都摊开来谈，劳动仲裁是既定事实，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直接告诉他们，行就行，不行拉倒”，幸运的是，她这次遇到了一位理性且具有同理心的领导，没有因仲裁记录而拒绝她，反而肯定了她遇到事情敢于据理力争的性格。

如果时光倒流，重来一次，面对前公司的做法，她们还会选择仲裁吗？

四年后回看，丢丢说这段经历算是塞翁失马，“因为我最后辗转走向了自己真正喜欢的职业之路。不过，未来对于各种维权事件，应该会考虑得更全面更慎重些，毕竟吃过一次苦了。”

袁大发表示不确定，她说：“肯定也会更慎重对待。希望未来大环境会变得好一点，有过劳动官司的年轻人能够得到更公平的对待，而不是被‘一棍打死’。”

宋可然是三人中最坚定的一个，即使目前仍在求职的路上“等待戈多”，但她表示，“下次遇见不公平事件，仍然会拿起法律武器硬刚。我们都希望有更好的职场人文环境，可环境也是由一个一个人组成的。总要有人做点什么，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