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图》，宋人与南食的恩怨情仇

荔枝，在古代也写作荔支，是宋代院体画（宫廷画）的一大主题，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幅册页《荔枝图》（图1）就是其中的典型。册页这种形制兴起于唐代，将多张小幅书画作品分页装裱成册，便于欣赏和收藏，因此在后世也十分流行。这幅《荔枝图》没有款识，横25.3厘米，纵24.3厘米，以丝绢设色，工笔描绘荔枝的样貌，彰显了宋代院体画的写实风格。

宋人心头好

今天，四川、福建、两广地区都是荔枝的重要产地，但在宋代以前，荔枝种植北界虽到蜀地，但主要在岭南，也就是今天的两广、海南地区。由于交通不发达，岭南荔枝进贡到中原，非常劳民伤财，以至于汉和帝曾经禁止进贡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荔枝自唐代以来长期被认为来自岭南；近来虽有学者依据《舆地纪胜》等材料指出，杨贵妃吃的荔枝其实来自蜀地，但岭南说也没有就此被否定。到了晚唐五代，中原动荡，大量中原移民入闽，给闽地带来巨大的发展，也就直接导致了当地荔枝种植业的进步。

据宋初笔记《清异录》记载，当时闽地士人进京赶考，对家乡荔枝大加吹捧，说：“我土荔枝，真压枝天子。”面对他人质疑，更是直言天底下哪有能和闽地荔枝并驾齐驱的水果。有江西人以杨梅与之相争，最后两人竟大吵一架。虽有闽人自夸之嫌，但在宋代，闽地荔枝胜过岭南，也是士人中的共识，比如宋初大臣陶榖，身为陕西人，就认为岭南荔枝确实比不上闽地荔枝。

闽地的荔枝种植大盛，也让研究荔枝成为一门学问，用以记录和鉴赏不同种类荔枝的谱录也随之涌现，其中福建人蔡襄（字君谟）的《荔枝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直到明末，邓庆宷编纂《闽中荔支通谱》时，仍将这部书列为第一卷，题作《宋蔡君谟荔支谱》（图2）。蔡襄开篇就说“荔支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此后，又将岭南和巴蜀的荔枝批评了一番，说它们“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并且表示就算是其中的优等品也只比得上东闽所产荔枝的下等品。蔡襄官居高位，不仅以书法扬名天下，也擅长研究吃喝，茶叶、荔枝皆在其列，经他这么一说，荔枝以闽地最优的印象也就刻入了食客心中，据当代学者陈灿彬统计，此后的各类荔枝谱中，鉴赏福建荔枝的“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岭南”。凡此种种，都是宋代荔枝种植和研究发展的体现。

南食入诗画

荔枝种植的发展当然带来荔枝文学的兴盛。宋人承唐人“解酒荔枝甘”“旧识唯应有荔枝”之后，更是把荔枝当成寂寞生活中的亮色。宣和年间，李纲被贬福建沙阳（即沙县），尝到荔枝的滋味，立马写下了《荔支赋》，标举“且食荔支，此非我力”，面对贬谪生活的无奈，不如放下焦虑，吃荔枝吧。

荔枝作为诗文主题不是宋代才有，宋人创作的大量荔枝图画，却是前代所未见的。而且，不少荔枝图随荔枝谱一起发行，蔡襄的《荔枝谱》最初便是如此。这大抵是因为当时的中原人大多没见过生在树上的荔枝，故而需要附图以更直观地呈现其外貌。荔枝作为图画主题的高光时刻，无疑是被著名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画进《写生翎毛图》（图3）。这幅《写生翎毛图》今有四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分别题为《写生翎毛》和《翠禽荔枝》的两幅明代仿品，辽宁省博物馆亦藏有一副，形制与台北所藏相同，亦出明人之手。大英博物馆藏的这幅《写生翎毛图》，最初同样被认为是明人伪作，近年，经专家辨正，已基本可以确定是宋徽宗真迹。

总而言之，荔枝在宋代不仅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有专书描写，也延续着在诗文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还成为画作的描摹对象，乃至进入宫廷，被皇帝选作“御笔”的主角。一种水果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在古代也是十分特别的了。

不过，如果把荔枝放在“南食书写”的传统中来看，就会发现它鲜亮明快的色泽下暗藏着更为复杂的辛酸之情。饮食诗一直是古诗创作的重要题材，所谓南食，就是南方的食物，尤其是南方特有的食物。在唐宋时的中原人看来，这些化外之地的食物有着可怕的魔力。韩愈被贬潮州，初见岭南饮食，便被牡蛎、虾蟆（蛙类）、章鱼等奇特的食物吓到了，在《答柳柳州食虾蟆》一诗中，大呼“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唯恐自己因食用南食而沾染“蛮夷”之风，并且斥责柳宗元（柳宗元被贬柳州，故称柳柳州），认为他视虾蟆为美味，简直是泯灭人性。这种情绪虽然夸张，但也很好理解，就算是现代人，若不习惯吃蝗虫一类的昆虫或是福建的沙虫（一种环节软体动物）做的“土笋冻”，见到这些食物还是会天然排斥乃至厌恶。

到了宋代，人们对南食的接受程度虽然高了不少，但仍然不乏抗拒。当时“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广南食蛇”，引得中原人每每发笑。对中原士人来说，南方人吃蛙、吃蛇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甚至就连喜爱荔枝的李纲，也在《槟榔》诗中表示，随俗食用槟榔、荔枝，要背负“端忧化岛夷”的心理负担：岛夷是南北朝时北方对南朝的蔑称，一吃南食，就要担心变作蛮夷，这也是当时人的一般认识。而荔枝作为典型的南食，纵然备受追捧，也无法完全摆脱化外之物的底色。

荔枝与苏轼

宋人中最爱谈荔枝的，恐怕非苏轼莫属，他还没去过南方的时候，就心心念念吃荔枝。元祐三年（1088），他送同僚曹辅赴闽地任职，在送别诗中感慨：“一从荔支食，岂念苜蓿盘。”期待自己能吃到荔枝，也就不用再吃乏味如苜蓿的食物了，为此他甚至急切地说“我舟何时发”；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时，友人提议食用蜜渍荔枝，他也欣然赋诗。这时候的荔枝在他笔下还是一种美食的形象，苏轼也许没有想到，在之后漫长的南贬生涯中，吃荔枝的时候还多着呢，而那时，荔枝的含义也没这么简单了。

苏轼被贬惠州时，姬妾遣散，只有王朝云执意相随，但不久后，朝云就因水土不服而死。究竟为何水土不服呢？朱彧的《萍州可谈》说：广南的市场贩卖用蛇熬制的羹，王朝云原本没见过这种食物，随东坡一起到惠州时，以为蛇羹是一般的海鲜，便买来食用，一问才知道是蛇，她一听就大吐不止，大病数月，最终病死。朱彧随父朱服游宦，与苏轼、王安石等朝中重臣多有来往，苏轼从海南儋耳（今海南儋州市）北归时，朱彧又正好和他相逢，这则信息想必是直接得自苏轼或其身边人。朝云究竟多大程度上是被杯弓蛇影的心理作用吓死，自然已经无从证实，但究竟是这可怕的南食带走了她的生命。苏轼当然悲痛万分，写下了大量的悼念文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出了那首最有名的荔枝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孝宗刊本《东坡集》中，这首诗是《食荔支二首》中的第二首，其后半部分则写作：“日啖荔支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图4）诗前，苏轼还写了小序交代具体的故事，即传闻这棵荔枝树是宋初大臣陈尧佐（谥文惠）手植。后来，这首诗单独析出，题为《惠州一绝》，诗中的个别字也发生了变化，这当是流传过程中的讹变，并未影响诗意。

今人并非没有注意到，无论荔枝还是卢橘（枇杷），都是贬谪诗中的重要意象，于是认为“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是苏轼苦中作乐，这当然没错；但往往被忽略的是，这句诗还暗含了每日吃荔枝这样的南食，会让人变作岭南人之意。苏轼是眉州人，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原人，但与岭南尚有不少距离，他不仅不甘长留岭南，而且也正是岭南的恶劣环境和南食，带走了他心上人的生命。荔枝虽然好吃，但苏轼怀着这样的心绪写荔枝，恐怕也少不了几分仇怨，而这些情绪最终化作一句无奈的“不辞长作岭南人”。当时的苏轼究竟是怨恨还是已经释然，当然任由读者自行体悟，但在之后暗无天日的贬谪生涯中，每每看到荔枝，念及王朝云，又想到自己几年前轻佻的一句“我舟何时发”，这位饱经风雨的文豪胸中，还是会泛起波澜吧。

（责编：李玉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