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热辣滚烫》女性主体的觉醒叙事
作者: 张洪艳摘要:讨论《热辣滚烫》本土化视角下的女性主体的觉醒,不仅可以直面影片的争议,也会赋予影片一个重要的解读视角,如位于电影核心的女性主体性追求。在此过程中,影片通过创造一种创伤性的情感体验,开启了女性主体的觉醒叙事。除了影片叙事中的身体表达及恋爱论述之外,《热辣滚烫》还展示了女性处境下的性别抵抗。
关键词:《热辣滚烫》;性别叙事;贾玲;改编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与妇女工作具有重要作用,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和促进女性全面发展,发挥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不少女性文艺工作者的共识。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女导演,贾玲的新作《热辣滚烫》伴随火爆的票房和超高的网络讨论度,争议也随之而来。有关影片《热辣滚烫》的讨论,不可能绕开性别议题。近几年来,电影市场出现非常重要的新变化,无论是电影中人物、世界、爱情关系,还是拍摄技术、观影方式、观众的共情方式等都在发生着改变。伴随着性别话题而流行起来的“大女主”剧,常常成为大众文化的焦点。有关于“大女主”剧的研究,学界已经累积了不少讨论。有研究者提出,“大女主”剧指的是,“女主角必须是人物和戏份的绝对中心,爱情不是主要内容[1]。就在“大女主”戏霸占屏幕的时候,它也逐渐沦为“玛丽苏”式的自我幻想[2],女性主义陷入商业消费的合谋。《热辣滚烫》是一部集齐了众多贾玲元素的电影,包括亲情、成长、喜剧、恋爱,我们很容易将本片想象为一部小市民的轻喜剧,但是本片又是一部主角为女性,且故事发展围绕女主角展开的拳击类型电影,正是由于这种杂糅的电影元素,《热辣滚烫》在展开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处理了多个复杂的社会议题,成为一部非典型的“大女主”电影。
一、躺平:低欲望女性的情绪困境
考察当代女性主体困境的一个重要方式,在于关注她们的工作活动场域。现代时期,女性的主要活动场所集中于家庭内部,相关的文学叙述和影像想象主要展现女性的恋爱和婚姻生活。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后,女性平等出入于工作空间,同时也在家庭内部担任重要的劳动,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关键。不管是开办食堂的“新人”李双双、现代职场女性杜拉拉,还是搞事业的“大女主”们(楚乔、赵盼儿、许半夏等),女性常常在工作和社会化过程中,开展主体性实践。
《热辣滚烫》翻拍自2014年上映的日本电影《百元之恋》,影片延续了日版的人物设定,并作了本土化的改编。《百元之恋》的主角斋藤一子是一位沉迷游戏的“御宅族”,片中的第一个镜头展示的是她专心打拳击游戏的画面。沉溺于电脑游戏是“御宅族”的重要特征。“御宅族”指的是不善于交际,沉溺于科幻、推理、动漫、电脑游戏和自己世界的群体,起源自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这一类群体的行为特质也被概括为“躺平”。《热辣滚烫》女主角乐莹就是一位“躺平”的宅女,自大学毕业短暂工作后,开启了长达10年的啃老生活。乐莹出场的第一个镜头,是她懒散地睡在沙发的场景,由于太阳已经晒到了眼睛,她不得不调换方向,继续睡,桌子上还散落着吃剩的食品垃圾。她的日常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更没有特别的物质追求,引人注意的只有不断失控的体重。影片的开头,乐莹的活动场域,主要集中于家庭内部,但是她未参与任何家庭劳动和情感交流。一些镜头也展示了她穿梭于街头巷尾的场景,但她始终游离于社群之外。行走在街头的乐莹,身体臃肿而迟缓,眼神呆滞而迷茫。尽管周围的人群和车辆不断流动,但她好似被区隔于公共区域,始终是一个边缘人,未与周围社群发生任何关系。“躺平”是近年来中国青年文化领域颇具话题的文化事件。不少学者将青年群体的“躺平”现象视为一种全球性景观[3],英国的“肯特族”、美国的“归巢族”、韩国的“独行一代”等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与动因。日版女主角的御宅生活源自日本社会的文化认同危机。东浩纪将御宅系文化的发生,追溯到战后日本失去了传统文化认同的时期,指出:“关于御宅系文化的检讨,在日本绝对不仅仅是次文化的记述而已,其实还有日本的战后处理,美国的文化侵略,以及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所引发的扭曲问题。”[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元之恋》女主角斋藤一子的“丧”和“废柴”,既是对现实生活百无聊赖的反击,又反映了日本社会的深层结构问题。那么,乐莹“躺平”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于乐莹的“躺平”原因,影片巧妙地给出了具体的理由。在影片的中段,女主角答应了表妹豆豆出演真人秀节目的请求,面对主持人关于为什么宅在家里10年的提问,乐莹回答说:“因为不善于与人交流。”在主持人的进一步追问下,她小声解释道:“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是受到伤害。”影片用蒙太奇的手法闪回了乐莹的创伤性情感体验:遭遇闺蜜和男友的双重情感背叛,还要笑着参加他们的婚礼;尽管经常要面对妹妹乐丹的言语嘲讽,还是答应把房子过户给妹妹;好心答应表妹豆豆拍摄真人秀的节目录制,却被恶意剪辑。从这些片段可以看出,女主角乐莹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宅女,她的“躺平”是一种受到伤害后的情绪防御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乐莹是一位标准的中国“90后”,成长于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近10年间,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技术和情绪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汇和关注重心。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网络虚拟空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网络虚拟空间的情感与情绪表达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热辣滚烫》中,有关新媒体技术时代的表达,有两次较为重要的叙事。第一次是当男朋友提出分手要求时,乐莹在男友的手机中发现了其出轨对象。在这里,手机不仅作为人物的生活道具出现,还参与了人物性格塑造和情节生产;第二次是工友点开了乐莹的朋友圈发现毫无内容,问乐莹是不是给自己分组屏蔽了,并希望乐莹以后多发朋友圈,分享美好生活。网络虚拟空间成为个体与社群链接和情绪表达的重要方式。事实上,情感话语的表达不仅是内心情绪的表现,同时还参与了定义自我与社会认同的发声实践。关于情绪的言说,从来不只关系情绪,还总是涉及身份、性别、道德和价值取向。之所以乐莹选择不发朋友圈、不分享情绪、不表达情感的生活,其深层原因还在于她的价值选择和这个社会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乐莹询问父亲:“当拥有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朋友要的时候,你给哪一个?”父亲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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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的呗。”乐莹则说:“两个都给。”父亲回答:“那我女儿朋友多。”乐莹则落寞地说:“没有,朋友都觉得我不喜欢吃苹果。”当她参加真人秀《找回自己》,决定真实坦诚地分享自己的情感时,换来只有恶意剪辑与不辨真相的中伤。在一个以技术、个人、自由和商业文化为特征的时代中,情感变得尤为重要,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多次创伤性的情感体验被唤醒,成为压倒乐莹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乐莹结束真人秀录制后,天空电闪雷鸣风雨大作,远处只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她缓步走上楼梯,回到自己的出租屋中。导演用了三层楼梯隐喻了乐莹在爱情、亲情、友情的情感困境,她一步一步走向情绪的深渊,并开启了女性主体的觉醒叙事。
二、拳击:身体与女性的主体性
在日版《百元之恋》中,当斋藤一子通过初选测试,并决心参加正式拳击比赛时,拳击馆馆长提醒道:“像你这种人,偶尔有男的,也这样,一把年纪了,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就说想参加比赛,拳击可不是用来自我满足的道具。”应该说,周围很多人不理解斋藤一子为什么执着于参加拳击比赛,毕竟上了擂台可能致死或致残,以为斋藤一子和其他失败者一样,把练习拳击当作一时自我满足的儿戏。事实上,斋藤一子宅家生活的最大乐趣来自拳击游戏,除此之外,她还多次遭受身体暴力,因此采用拳击这种暴力形式,重塑自我。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由于缺少之前拳击游戏的铺垫,那么,《热辣滚烫》中的拳击之于乐莹意味着什么?
在《热辣滚烫》中,拳击第一次和乐莹产生交集,来自男主角昊坤无意中遗落的拳击手套。应该说,乐莹对于拳击的兴趣,源自男主角的指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乐莹与男主角昊坤的关系。在本片中,昊坤充当了女主角的引路人角色。这种引导者与被引导者的恋爱叙事模式并非《热辣滚烫》所独有。20世纪20年代“革命+恋爱”叙事模式,常常借助女性角色对恋爱对象的选择表达政治主题,新中国成立后,“性别+阶级”形成一种主流的叙事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的叙事从“社会”回到“自我”,从“集体”回到“个人”[5],《热辣滚烫》女主角和男主角恋爱叙事,无疑可以看作这一叙事模式的变奏。不少观众批评女主角恋爱脑,共情她的讨好型付出,这种争议恰恰显示了乐莹在性别立场上的复杂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讲述女性的成长与女性力量,必然涉及爱情、婚姻、家庭,这些领域塑造了乐莹的女性特质。男主角昊坤的出场颇为滑稽,他随地大小便,恰巧被乐莹撞见,在一种窥看与被窥看的错位中俩人相识。昊坤性格沉默寡言,刚强内敛,是女同事暗恋的对象,前期不愿屈服于职场潜规则,拒绝出卖色相让顾客办卡,喜欢大谈热爱与拳击梦想,富有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英雄主义情怀。昊坤为了梦想与热爱而努力奋斗的生活宣言深深感染和吸引着乐莹。乐莹和昊坤的恋爱同居生活,展示了双方对于家庭生活、婚姻关系、女性自我等方面的理解。显然,同居生活中的大部分家务劳动由乐莹完成,几乎没有昊坤插手家务的镜头,昊坤则安心地投入拳击比赛的准备工作中去。这种家庭生活的分工,或许已经暗示了乐莹与昊坤的恋爱关系,蕴含着不平等的倾向,重复了父权制家庭生活模式。昊坤享受着乐莹的生活起居方面的照顾,隐形地剥削着乐莹的情感付出,是一个表里不一且不负责任的爱人。最终,昊坤所谓的宏大梦想被贿赂打假拳所戳破,当他被行贿对象一拳打趴,成为本片对这个角色最大的讽刺。恰恰是这样一位虚伪的男性,刺激着乐莹对于主体性的追求。当乐莹对于昊坤的主体欲望投射破灭后,乐莹开始了自主追求觉醒之路。拳击成为个体追求主体性的媒介。
许多观众对于影片《热辣滚烫》的质疑,都意识到了电影对乐莹与拳击关系的呈现,显得突兀和生硬。这种质疑的核心在于电影是否成功地表现了女主角乐莹在“身体改造”过程中的主体性追求。在西方体育文化中,拳击由于勇敢、力量、暴力的文化特质,被视为工人阶级所喜爱的运动。在《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一文中,布尔迪厄大致勾勒了体育运动的大众化过程,指出现代体育与制度、阶级、社会习性之间的关系,例如网球、骑术、帆船、高尔夫球等体育实践带来的是身份差别方面的收益,往往被认为是贵族精英阶层的运动,举重和拳击代表着力量、蛮勇和思想的贫乏。[6]布尔迪厄站在文化资本的批判视角反思了经济资本如何赋予不同运动之间的阶级区隔。在中国当代的体育文化场域中,拳击运动常常配合健身房文化,被包装成小资运动文化的代表。《热辣滚烫》中的拳击馆,是一个被市场经济所支配的场所,被放置于一条富有生活气息的街边小巷之中,环绕其周围的并不是高楼大厦的商业区,而是低矮混乱的居民生活区。拳击馆的大多数学员为女学员,练习拳击仅仅是为了健身塑形,这种呈现改变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拳击体育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当下身体审美趋势。乐莹第一次选择练习拳击,是想帮助昊坤完成招收学员的办卡任务,其次也创造了和昊坤相处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乐莹练习拳击前期只是将拳击运动视为一种工具,迎合各种文化话语,试图生产出符合男性审美的女性气质与女性身体。真正地专注于练习拳击,是在遭遇了昊坤的情感剥削、表妹的唯利是图、闺蜜的情感背叛之后,拳击逐渐成为乐莹塑造自我认同和表达自我赋权的重要媒介。更重要的是,乐莹将身体作为一种主体斗争的场所,影片叙事从一开始的拳击健身,逐渐侧重于拳击比赛的展示,在参与拳击比赛的准备中,她逐步找到对于身体的掌控权。乐莹在户外奔跑的镜头,从侧面表达出人物对富有力量的身体、健康自由的姿态以及轻松向上的心态等方面的转变,即使电视中播放着乐莹上真人秀节目的场面,也已经无法对乐莹的情绪产生任何影响。执着于参加比赛,执着于赢一次的生活态度,除了体现乐莹对于身体的主导权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改变被压抑的生活,感受到自我赋权的生活经过,强调乐莹在多元话语互动中的抵抗与妥协。
三、爱自己:女性处境下的性别抵抗
由于过度地宣传贾玲的励志减重神话,《热辣滚烫》已经引起不少观众的批评,很多观众质疑这样激进的减重和改变身体,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潜在健康危险,即使减肥成功,也有可能在维持的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情绪焦虑问题,这和影片所宣传的“爱自己”的主题无疑是相违背的,甚至被认为是一部“厌女厌胖”“贩卖身材焦虑”的作品。这些批评体现了关键问题是,过度的宣传确实损害了观众的观影体验,部分观众在观看影片之前,可能已经预设了影片的女性主义主题。事实上,影片的性别议题表达远比想象中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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