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影视剧中的苏东坡形象及其美学内涵

摘要：以英雄叙事为内核的影视文本，成为当下强化民族身份认同最适切的文化表意实践。以苏东坡展开英雄叙事的当代影视剧作，通过表现其“神性”与“人性”，营构了兼济天下的儒隐志士、乐观豁达的风流才子、重情重义的圆形个体以及独具才情的千古奇才等苏东坡形象。同时，对这些形象的抒写又指涉现代语境下的英雄重塑、个体生活的平实化指归、基于情动传播的精神纾解以及加速社会的镜像映射等美学内涵与文化命题。当代影视剧中关于苏东坡的形象呈现，既是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也是使大众坚定文化自信的表意实践。

关键词：影视剧；苏东坡；美学内涵；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化浪潮，人们开始迫切地寻找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随着个性化的旗帜被高高扬起，认同的危机与强化形成了文化认同中充满矛盾的两极。这意味着，人们面对认同危机的同时，也越来越想找到一种文化上的更强的认同感。英雄叙事便是一种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的有效策略。“在‘人’的日益觉醒之下，英雄的‘政治理想性’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话语的中心审美期待，现实地代替与补偿原始的‘英雄崇拜’情结。……英雄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撑，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象体现。”[1]在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中，对于英雄的崇拜，正是解决认同危机的切口，也是传播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等文化资源的载体。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眉山的三苏祠时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便是解决认同危机的良方。苏东坡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文学、书法、美食、绘画与水利等方面都颇具建树，“全才式的艺术巨匠”是书法大家李志敏对苏东坡的评价。无论是苏东坡那些引发洛阳纸贵的文艺作品，还是其旷达超迈的人格魅力，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视觉时代，影视文化业已成为大众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相较于小说需要读者个体想象力的参与，影视剧作的视听语言所建构的世界则显得更为直接，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有着更多的个性化需求，所以，倾向于“所见即所得”的影视文本更加受到大众喜爱。由此，以英雄叙事为内核的影视文本成为当下强化民族身份认同最适切的文化表意实践方式。

截至目前，以苏东坡为核心人物的影视文本有四部，包括《千古风流苏东坡》（1994年）、《风流才子苏东坡》（2001年）、《苏东坡》（2012年）、《东坡家事》（2015年）。虽然四部剧作的立意与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依据历史真实，有的采用虚构编造，但它们都殊途同归地借由苏东坡这一英雄形象，表现了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格情操与家国情怀，向观众呈现了兼济天下的儒隐志士、乐观豁达的风流才子、重情重义的圆形个体以及独具才情的千古奇才的苏东坡形象。这些苏东坡形象既蕴含着独特的美学价值，又与中国文化根脉相接，借英雄叙事引领大众寻找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实现自我精神的超越并生发出更高远的家国情怀，由此实现民族认同感。

一、当代影视剧中的苏东坡形象

（一）兼济天下的儒隐志士

学者徐大威认为英雄的内涵较为固定，但外延具有开放性与生成性，通过对英雄形态在历史流变中的考察，他总结出英雄“神人合一性”“政治理想性”“道德实践性”的审美特质。其中，“英雄的‘政治理想性’是指英雄应具有高远、匡时救世的政治抱负”[2]。影视剧作中呈现的苏东坡契合这一英雄审美特质，呈现为兼济天下的儒隐志士形象。

《千古风流苏东坡》《苏东坡》分别以苏轼、苏辙进京应试并金榜题名为故事起首，串联起苏轼任凤翔签判——任杭州通判——出任密州——出任徐州——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被招还朝——二任杭州——任兵部侍郎——任定州知州——被贬惠州——被贬儋州——身逝常州的大起大落的宦海沉浮以及政治命运。两部剧作以史实为基础，以线性叙事延展出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官职的苏东坡的为官事迹，展现出苏轼远大的政治抱负与为民当官的政治理想，把主人公塑造成为民众造福、为社稷奔走的兼济天下的志士形象。在凤翔，苏东坡为了百姓屡次违反朝廷律例，他开官仓、建村落、租田地、放钦犯。正如《苏东坡》中苏轼回应凤翔太守所说：“下官不用在区区凤翔沽名钓誉，早已经名满天下了。非我自夸，下官虽是书生，官职低微，但以安社稷为己任，胸怀天下苍生。”苏东坡一心为社稷为苍生的崇高情操与过人胆识，被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苏洵病逝，苏轼守孝三年后，宋神宗开始重用王安石，实施新法。宋神宗初见苏轼便询问其如何看待新法，何以治国。苏轼答曰：“以民为本，以法治国。”在杭州，因为新法损害百姓利益，苏东坡以一己之力抵制新法。在密州，面临大旱与蝗灾，苏东坡积极救助饥荒中的灾民，平息匪患，为百姓安康身体力行。在徐州，面对暴涨的洪水，苏东坡亲荷畚锸，布衣草履，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与民众一道抢救城池。在黄州，面对有些人丢弃女儿的陋习，苏东坡私设公堂，成立救儿会，至此人们逐步除去丢弃女婴的恶习。再到杭州赴任时，饥荒瘟疫横行，苏东坡下令各大药房降价售药，并开官办大药房，由此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所公立医院——杭州安乐坊。在惠州，因修筑合江桥的资金困境，从不卖字画的苏东坡拿字画上街售卖，并出资将惠州东南郊外被贬之人的遗骨合葬，让亡魂入土为安。在儋州，苏东坡治疾病，教牛耕，开水井，办学堂，对海南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风流才子苏东坡》《东坡家事》两部剧作都虚构了辽国使者游说苏东坡为辽国效力的情节，面对丰厚财物与诱人官位，苏东坡仍誓死效忠大宋。可见，无论官职高低，无论身在何处，苏东坡总是心系百姓，为民当官，为国当官，力求让民众受到恩泽与庇护。

《苏东坡》中苏轼与佛印论道信仰时，有如下对话：

苏轼：“儒释道三教，苏某皆信。”

佛印：“都信？还不如不信！”

苏轼：“释迦牟尼说四大皆空。老子说有生于无，无即是空，孔子说要舍己为人，既要舍己为人，那自己就是空，是无。儒释道三教同根所生，正好取长补短，你说该不该全信。”

可见，苏东坡的思想文化集中了中国哲学智慧之精华，儒释道三教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相互融通。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一种积极进取、救世济民、实现理想的精神向度，那么，在苏东坡政治失意、身处逆境时，他便以道家的旷达和佛家的解脱面对不幸与迫害，消解内心的苦闷与痛楚。因此，兼济天下是苏东坡儒家思想的体现，而在宦海浮沉中，苏东坡多次自请外放，远离朝堂争端，就体现了道家的洒脱和佛教所强调的解脱。虽然究其一生也没能实实在在地享受归隐生活，但他内心羡慕陶渊明，需要指出的是，与陶渊明的身心俱隐不同，苏东坡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归隐，是一种内在的丰富和超越。

（二）乐观豁达的风流才子

《千古风流苏东坡》《风流才子苏东坡》《苏东坡》《东坡家事》四部剧作，都表现了苏东坡在面临人生磨难以及生死大事时，其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当时的海南岛荒无人烟，《千古风流苏东坡》中的苏东坡再次被贬儋州，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他并没有被苦难打垮，仍然坚挺脊梁，向上向善生活。即使须发皆白，苏轼仍为海南岛的百姓特别是孩子们传播中原文化，讲学写书，为当地培养出了历史上第一名进士。《风流才子苏东坡》同样表现了苏东坡被贬儋州时的情形，当时，妻妾还陪伴在他左右，其妻王闰之问海南岛这么远怎么去时，苏轼答曰： “这不是很难的事，首先到西江，之后走几百里到梧州，再步行到雷州半岛，再搭一次船就到了。”惠州至儋州的遥遥路途，在苏东坡眼中也被消解为游历山海的惬意。到海南后，仨人来到一处破败的茅屋前，妻妾诉苦抱怨，苏东坡说：“我们有房子住已经很好了。听说那些黎族人是住茅棚的。下雨刮风的时候连茅棚也被吹走，很是凄惨。”可见，苏东坡面对生活窘境与艰难险阻时，仍保有积极乐观的心境。在《苏东坡》中，苏东坡与儿子苏过来到儋州，面对野蛮与荒凉之地，苏东坡感叹：“天涯海角，不知南海观音仙居何处？好一片仙境。也许是天意为之，要让我在此颐养天年。”苏过反诘：“父亲，怎么不管什么事情你都能一笑了之啊。这等蛮荒之地，岂能颐养天年！”《东坡家事》以苏东坡为主角虚构故事，虽然没有表现贬官遭遇，但也建构多处主人公面临职场与生活困境的情节，其乐天派的生活态度让人在轻松愉悦中获得共鸣。剧作结尾，皇上被琴操沉鱼落雁的姿色所吸引，想要立其为妃，但琴操早已对苏东坡心有所属。酒馆内的说书人将苏东坡的词改编为东坡和琴操的故事而广为流传，皇上听到此词后心中充满恨意，责怪苏东坡抢去琴操，以苏东坡在酒馆所作诗词为反诗为由，将其关入大牢，欲杀解恨。苏东坡明白皇上是在借题治罪，面对他人纷纷在皇帝面前为其求情，他说：“我明白。其实与那首诗无关，现在皇上针对我，无论我写什么，皇上都会说我造反。不管我们说什么，都不会影响到结果。”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牢狱中的苏东坡仍细品美酒，扮鬼脸逗儿子开心，全然忘却自己是将死之人。四部剧作殊途同归地建构苏东坡乐观豁达的风流才子形象，展现苏东坡向上向善、乐天达观的不凡气度。

进而言之，《风流才子苏东坡》《东坡家事》更多着墨于苏东坡的精神抒写，偏重描摹苏东坡乐观的精神气度。《风流才子苏东坡》除了依据历史呈现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和数次贬官事件中乐天开朗的心境，还用大量笔墨讲述其帮助好友秦少游追求苏小妹，捉拿侠盗“花蝴蝶”，与假僧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在帮助与慰藉好友秦少游的过程中，俩人患难见真情。苏东坡等一众人被假僧人拘捕后，在经过花想容时，苏东坡通过大骂好友柳月梅，暗示其被挟持的真相。《东坡家事》更多以虚构故事展现苏东坡的乐观态度，无论是发现韩家经营伪钞被韩太君胁持，还是不顾王安石的阻挠，果敢入宫向神宗呈上《流民图》，以及面对寿安郡主的百般刁难，他都以微笑面对，并以积极的态度引领开导身边人。例如，当苏辙被诬陷科举泄题，只剩五天的审判期时，苏东坡安慰苏辙的妻子说：“应该说还有十个昼夜，还有时间，不用害怕。”可见，苏东坡在家事与国事的处理与应对上，都流露着乐观豁达的精神底色。

（三）重情重义的圆形个体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圆形人物的美学概念[3]，认为其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人物的性格丰富且复杂，不能一目了然；二是性格具有生成性，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在当代影视剧中，苏东坡的性格特质符合圆形人物的美学特征。正如学者张德林的观点：“规模宏大、生活容量丰盈、人物众多、情节结构错综复杂的史诗式的长卷，更有利于塑造圆形人物，因为在这类作品中，人物的活动的空间大、时间长，有利于人物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的冲击下，展示性格的各个侧面、各种层次，有利于透示灵魂的深度。”[4]《千古风流苏东坡》《风流才子苏东坡》《苏东坡》这三部剧作，都较为完整地呈现苏东坡从进京应试至身逝北归途中的壮阔图景，在这历史长卷的舒展过程中，人物较为直观外显的变化存在于外貌中，三部剧作中的苏东坡都以充满朝气、年轻气盛的青年形象出场，继而逐渐留起胡须，最终变为须发皆白的老年人形象。而人物较为内里的性格变化，则使人物的呈现更加丰富和生动。

在《千古风流苏东坡》中，苏东坡在凤翔遇到知府陈希亮的刁难，后者数次以苏东坡所呈公文言语不通为由，让其修改重写。心高气傲的苏东坡高呼：“士可杀，不可辱。”遂与陈知府产生嫌隙。因此，凌虚台竣工时，陈知府邀请苏东坡前去观赏，苏东坡以偶感风寒为由拒绝了邀请。当听闻马辉要去赶考，苏东坡说：“赶考，考上了有官可做，那又能怎么样呢？要是遇到好上司，也是在前方冲锋陷阵。要是遇不到好上司，那你心里别想舒坦。”思索片刻，他又说：“去考吧！考上了能为百姓做点儿事情。”在后来情节的演进中，剧中的陈希亮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上任后数次驳回苏东坡所写公文，要其不断修改重写，是为了打磨其锐气，因为，官场不以文学定优劣，也不以文章认高低，唯有官职大小之分。作为苏东坡祖父的旧知，陈希亮认为自己应该让苏东坡明白这一道理。苏东坡听闻真相，眼含热泪地向陈知府致谢。由此，不论是陈希亮还是苏东坡的人物形象，都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富。所以，豪放耿直虽然是苏东坡性格的主要特征，但在影视剧作的诸多细节的渲染下，苏东坡的性格特征更为复杂多面，不仅有奔放旷达的一面，还有内在的细腻和感性，更趋有血有肉，真切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