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虚构介入现实关怀

摘要：阿乙的小说《骗子来到南方》通过三个彼此关联的故事——唐南生的集资骗局、监控盲点处发生的谋杀案以及各部门彼此推诿形成的民生难题，呈现出当下社会“系统”的封闭困境：单向度的价值观支配着生命的意义，抽象化的资本逻辑将人简化为原子化的个体。受“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影响，两厢情愿的骗与被骗很难终结。叙述者凭借从在场抽离的“第三者书写”，构建叙事的权威。但阿乙没有满足于纯粹客观的冷静记录，他将温情深埋于文本细节，为文学虚构介入现实关怀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

关键词：阿乙；《骗子来到南方》；系统；共同富裕；“第三者书写”

小说《骗子来到南方》由三个彼此交织的故事构成：随着高铁线路开通，“骗子”唐南生来到偏僻的小城红乌，通过捏造的空头公司“更江南集团”进行集资，骗取了民众的众多钱财却依然在当地逍遥法外，直到一个夜晚突然失踪；以王池深为首的几位被骗股东寻找到街头监控的盲点，贿赂路边临时民工，用暴力宣判了唐南生的死刑；警方借助摄像头调查案情，在一筹莫展之际接到潘洹夫的举报电话，最终在柏油马路下发现了唐的尸体，此案告破。此外，小说中还有一个可被视作引子的情节：“我”成为著名作家后，回到离开17年的家乡，凭借自己的人脉资源整修了母亲家的自来水管道，在这期间，人们不断向“我”诉说着骗子唐南生的传奇，“我”最终也见证了针对他的离奇凶案。文本中的三个故事不仅在时空上紧密交织，还通过“我”的叙述视点统摄于一体。然而，这种融合并非出自“我”置身事外的整体思考，而是借用信息/数据的“扫描”与整合。这些碎片化的情节被作者紧密编织进整个文本：从自来水公司彼此推诿的“循环风”到欺骗与受骗的无限繁衍，从被“虹吸效应”卷入资本市场的偏远小城，到笼罩万物的电子监控媒介……真正的主人公不是骗子，甚至已不再是“人”，而是一个又一个独立运行又彼此相关的封闭“系统”，这些“系统”包括唐南生构建起的诈骗体系、大街小巷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犯罪团伙处心积虑设计的死亡谜团，总体的社会运作结构。错综复杂的“系统”，让这场看似拙劣的骗局变得旷日持久，也让众人在悲剧终结后仍然表现出麻木不仁。

在访谈中，阿乙认为这部作品比以往作品更贴近生活：“整个故事写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谬的现实，我的小说背景一贯和现实有关系，但不是这么贴近，这部小说如此贴近，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渗入我们的生活中，像空气和水一样。” [1]那么，对这篇小说的理解也应该突破文本自身或“纯文学”的思考范式，将小说的人物与情节放置在“现实”的深层结构下追问，让历史、当下的真实空气与小说的虚构世界彼此映射。

一、“困在系统里的人”

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在其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该文通过详实的数据指出：骑手在外卖系统算法和数据驱动下，不得不与死神赛跑，让“送外卖”也变成新的高危职业。这篇报道之所以备受关注，不仅因为文章对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的人文关怀，更在于将“系统”的概念引入对当下现实的思考。我们的世界似乎日益被笼罩在庞大的“系统”之下，个体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越来越被抽象的“资本”所支配。当人与系统的单向沟通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切联结，“物化”的噩梦随之到来。职场人士和学生群体口中频频出现的概念——内卷，同样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呈现出当下的“系统”困境——在封闭体系的规训下，生命的意义被不断窄化，竞争随之加剧，个体寻求发展出路时频频陷入死循环，于是“骗子”来到“南方”，这里也成为时代症候的表征。

故事依托的空间小城红乌，即是一片被“系统”遗忘的飞地。两年前，红乌高铁站开通：这“是对他们（红乌人）的一次重新命名和授予……人民都感觉自己置身于世界与历史的中心，或者至少是被纳入某张网或某个体系中”[2]。然而，这种美梦很快就濒临破碎。轨道交通并未给此地带来神话般的招商引资，反而因“虹吸效应”卷携走了本地的资源和人才。红乌虽已被纳入系统之中，但却被“进步”的未来抛弃，没有成为得利者，反而成为“被剥削者”。当骗子唐南生操持着崭新的宏大话语，发售股权，向人们兜售集资致富的神话时，红乌市出现了历史罕见的群体骚乱。对于那些未能第一时间拥有所谓的《协议书》的人来说，“痛苦是双重的。一是错过近在眼前的致富机会，二是再次在街坊面前暴露出软弱与无能。过去他们和学区房无缘，现在又没办法弄到一份由银象江南投资有限公司盖章的《协议书》。他们在社会中的估价再次被无情地压低。”[3] 在一个被“系统”所笼罩的时代，人的价值很难靠自我认定和完成，不可避免听凭体系给定的标准。“被社会低估”正是“系统”的宣判，它令个体的存在变得虚无，产生被抛到历史之外的深刻失落。

在这种社会背景中，红乌民众深陷诈骗难以自拔的行为就不难被理解，有骗子在接受采访时就这样自我辩解：“不是我要骗他们，而是他们要我骗。”[4]人们对欺骗的渴求，恰恰不是因为被虚假蒙蔽，而源自对真实、实在的渴望：在一个“全民向钱看”的时代，“被抛弃”的恐惧驱使人们用财富证明自己。在封闭的红乌，这种欲望只会无限增殖，甚至，试图证明自己未被欺骗的人只能选择继续受骗。即使受骗者之间也没有真正的联合，因为这些所谓的股东从未休戚与共，仅仅盯着自己的利益，甚至各怀鬼胎。唐南生只需抓住寡妇新姐一人略施恩惠，股东间的结盟便土崩瓦解，甚至这种恩惠，还是变相让其再度投钱。在最后，随着一次次斗争的失利，红乌的股东甚至内化了骗子的逻辑：“就像是极富耐心的溺死者，在一步步等待别人下水，好替代自己成为新的水鬼。”[5]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然变成了金钱的债权交易，亲人之间也未曾流露出温情。“骗子”播撒在红乌城南的金雀花宛若这些人的心灵隐喻： “为了存活，为了内心最黑暗的欲望，它们几乎是毫无死角地搂住对方，相互倾轧、杀害，相互切割。它们吃对方的肉，喝对方的血……”“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6]最初，人们渴望用金钱实现自我价值、紧跟时代潮流甚至参与历史进程，而后，人们对赎回金钱的绝望挣扎，又通过“系统”的无限扩张酿造新的灾难。

相较而下，唐南生似乎是这部小说中最具自我意识的主体形象，他构建起了这个吞噬红乌众人的“体系”并“稳坐钓鱼台”。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利用小说前后的几个片段拼凑出他的生平：

唐南生，自称台湾人，实为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赖店镇留仙村十一组人。妻子患结核病早逝，未有子女。其家常年无人居住。老屋在几年前被台风摧毁。

2013年，唐南生的更江南集团在红乌发售股权，开展系列活动，被民众抢购一空。混迹于各种场合的唐南生常常失态，在赌场中冲动急躁、损失颇多，甚至在一次招待会上醉酒后失态大喊“想发财，做梦吧！”即使如此，也未阻止人们对他的轻信。

2017年，股东找唐南生要求退钱。但在法律保护下，唐选择了分期撤资。此后，唐南生不再费心向红乌股东编造新项目，而是“有钱还钱，无钱筹钱”。其间他多次离开，又都“诚信”归来。

2019年的一天夜里，摄像头捕捉到唐南生在哭泣。一旁跳广场舞的市民对此并无关注。随后，在一处监控盲点下，唐南生被私刑审判并杀害。

正如这些情节所示的，比起骗子常见的理性、冷酷，唐南生的举止简直难与他巨大的成功匹配。相较于行骗者通常的筹划算计，唐南生的骗术特点更在于概念的密集和喷薄其中的激情：从“若不能克服自己的弱点，就把它变成优点”[7]等被杜撰的西方经济学话语到面对新姐时“你必须这样”“这是你最佳选择”的父权式语气，从 “二幺〇四工程”等匿名计划到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商业热词，甚至还有对项目弱点的主动展示……凡此种种都表现了唐南生高超的话术技巧，他灵活地将种种宏大叙述，通过自我编织转化为掌控民众的“主人话语”。所以，与其说唐南生是“财富系统”的缔造者，不如说他是系统中承担“转换器”的组件，把人们虚幻的狂想转换为看似周密的骗局。甚至可以说：不是“个体”唐南生在说话，而是“语言”在说话，是种种关于财富的“时代话语”，向这个充满呆滞感、似乎被“进步”所抛弃的小城呼唤。这些关于“个人奋斗”“政府规划”的话语体系无一不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唤寻”红乌民众去填充“系统”的空缺。细究起来，读者可以发现：出生于莆田重要的侨乡赖店镇，唐南生却仍是一穷二白的农民。他同样历经人祸与天灾，也是“时代进步”中被抛却的一员。事实上，唐南生的骗术本身就反映出他心理的“病态”，在骗术引起众人怀疑时，他不是携巨款逃走，而是直面债主，“享受那种冲浪才有的快感”[8]，在对群众的撩拨和玩弄中感受某种满足。也许，只有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让他获得生存必要的掌控感与安全感。

同样迥异于亿万富翁应有的多彩人生，唐南生的日常活动异常死板，“除开应酬，唐南生一天三餐都在肯德基快餐店解决。……每天往返六次，合计十一点四公里，对应手机里统计的步数是两万步。唐南生将它理解为一种旨意，每天虔诚且甜蜜地去执行它，甚少违反”[9]，他只能用机械化的行为把自己填入骨架，才能拥有活着的感觉。这位狡诈多端的骗子信仰一个电子设备统计出的数字，坐拥无数钱财却热衷于美国快餐。如此吊诡的反差绝非闲笔，它们分别标识出两个主宰当今时代的深刻“系统”：物化人类的电子媒介及其深处的数字逻辑与被奉为世界想象却也是文化入侵手段的跨国资本。虚拟的机械给予人们所谓的确定性和安全感，“肯德基”则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为小城红乌唯一所谓的“世界性”因素。种种细节，其实是唐南生挤进一个更大“系统”的内在渴望的投射。最终，他没有被所谓的“系统”接纳，没有摆脱被抛弃的宿命，在自己构造的红乌骗局里，他甚至都“求死不能”。在生命最后的一个夜晚，不知出于对不安命运的预感，还是自我良心的突然羞愧，唐南生忍不住地在路边哭泣，虽被人目击却没有获得帮助。最终，他只能在社会的冷漠中重新封闭自己，再次变成“系统”“非人”的化身。

二、盲区内的谋杀案

阿乙在小说中建构了错综复杂的种种“系统”，虽然，个体随时随地被系统所覆盖吞噬，但却很难得到系统的保护，甚至在很多时候，“非法主义”的行为正是借“系统”之名实施，或者被“系统”纵容才得以实现。

在谋杀案发生后，两名青年警官根据上级指令用原始的方式走访调查，但除了唐南生的身份外一无所获。队长高晓强还试图辩解：“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有了监控，就丢掉其他侦查技能。你们得有一技之长，否则就容易被替代。看监控是小学生都会的事情。”[10]但“科技比我们的想象要快”[11]，无所不在的监控镜头使很多传统的侦查技能失去价值。在密集的摄像头和电子技术的帮助下，警官很快拼凑出唐南生消失前的轨迹，并据此开展对永修路的搜查。两位警官利用当地居民法律意识淡薄，用过期的搜查证敲开这些“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法律程序了解更少”[12]的居民的家门，展开了“领导不会批准”“也不会阻止”的入室搜查，甚至还听信一则建构在道德偏见上的传闻，给一名独身的文艺女青年带来莫大的羞辱。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入室搜查行为和唐南生的集资敛财一样，都是 “非法主义”的具体表现。前者虽然是为了法律意义上的正义，但也隐藏着以刑侦之名展开的“暴力”。集资敛财欺骗了大量民众，以非法方式攫取巨额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都被本应维护正义的“系统”所覆盖，或者以“系统”之名实施，或者被“系统”纵容才得以实现。青年警官侵犯人权的调查方式，可以被视作意图尽快破案的“权变”。唐南生大摇大摆地横行红乌，拥有法律与监控的保护，源自政府官员为求经济发展给予民间集资的默许。所以，无论是来自平民层面的财产非法主义，还是特权行使中出现的权力非法主义，它们都不在社会总体运行的“系统”之外，反而内在于隐形的规范之内[13]。这些“规范”怀疑甚至歧视如“文艺女青年”那样的“不正常的人”，让她成为执法过程中的无辜牺牲品。所谓的“系统”，也让王池深等被骗股东求告无门、难寻正义，他们最终妄图替天行道，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残酷的凶案。

从人道的角度来说，倘若监控设备更完善，唐南生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作者也曾感叹道：“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盲区会被消灭。制造和铺设摄像头的成本越来越低，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去扩张繁衍。它们繁衍起来就像城南荒地上的灌木一样迅猛。”[14]但是，如果不再存在盲区，现代的凶案似乎也无法书写。所以，“罪恶”是否能依靠摄像头来杜绝？答案可能并不乐观。一方面，监控社会在制造出一条条被监视的大道时，也创造着一处处被命名为盲点的阴沟。探头一视同仁地直面视野所及万物，但正是在这些可见的图像下，被忽视掉的是隐形结构中存在的等级秩序及其不公正。“在生活中，谁会花心思去记忆一名加油工、一名送水员、一名清洁工的样子呢？”[15]两位警官的眼睛同样内化了摄像头的逻辑，也未对被当今社会轻易忽视的农民工“曝光”，导致案情毫无进展。另一方面，纤悉无遗的摄像头画面，并没有给人带来源自形象的情感共鸣，反而加剧着冷漠。“被置于监控设备之下的人产生了去人格化、去主体化、去自主化的效应”[16]，个体经验被程序化，压缩为钟表式的平庸自动性，生命被贬低到输入与输出的“演算”层级，同化为机械地重复。人不仅被“原子化”，还沦为失却共情的“非人”。假如在唐南生高调宣称“你们自己数数有多少摄像头吧，你们想要坐牢的话，就动手”[17]时，处理监控数据的计算机能给出正义的结果，灾难（既是投资者的倾家荡产也是唐南生的逍遥法外）就能被阻止；如果在唐南生独自哭泣时，俯视这一切的镜头能呼唤他人的关爱，至少不会有最后的凶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