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里的棉袄

“幺姨婊，幺姨婊，到乡民贸公司领救急物资了。”东方刚泛起鱼肚白，就听到有人在楼下喊。听这浑厚而有力的声音，不难知道那是隔壁邻居阿朱，而幺姨婊则是一些年龄较小的村人对卓玛的称呼。

卓玛听到楼下的喊声，放下正准备给小女儿穿的衣服，起身从敞开的窗户往外望去，站在楼下的邻居阿朱看到她从窗户探出头来，便又大声说：“民贸公司营业员让我通知你，今天中午之前务必到乡民贸公司领救急物资，我昨天去领了，全是新衣服，可好了，昨晚我回村晚，没来得及告诉你。”说完便转身消失在楼下的转角处。

卓玛命途多舛，小女儿出生不久，丈夫就失联了。四十岁时，疼她爱她的母亲也不幸去世了，只留下她和她的三个幼小的孩子相依为命。从此，靠她一人忙里忙外，生产、生活、抚养三个孩子的压力，全落在她一个人的肩上。因为经济窘迫，她和三个孩子平时几乎穿不上什么新衣服，只有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若是有幸能卖出一头猪或羊，才能勉强换上一件新衣裳，平时则是新衣服穿成旧衣服，旧衣服穿成补丁衣。每次在油灯下，给孩子们缝补衣裳，看着孩子们补着层层补丁的衣服，卓玛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心酸的眼泪。

卓玛也是一名勤劳的女人，她不怕生活艰辛，对于靠农耕、靠苦力、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可以解决的，譬如填饱肚子这样的事，她从不担心。

以卓玛的话说，她的故乡称得上是一个“聚宝盆”，土地肥沃，物产富饶，老百姓靠山吃山，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凭着漫山遍野的野果，也饿不着肚子，也能活下去。她坚信自己只要足够努力、足够勤快，不会让孩子们饿着肚子度日。但是，面对穿衣这样需要用钱解决的事，很多时候都让她感到无所适从、无计可施。

而此时，邻居阿朱像一只报喜鸟，一大清早传来领救急物资——新衣服的消息，如同久旱逢甘霖，顿时让卓玛心里乐开了花。做完早饭，喂过猪牛，妥善安置好孩子们，她便背上背篼迫不及待地朝着乡民贸公司走去。

那是1980年，是一个百业待兴、百废待建的年代。那时的214国道是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路上更是一天见不着几辆车。卓玛是经过近20分钟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才走进214线徒步去乡上的，到乡民贸公司大约8公里的路程。与往日不同的是，此次前往，卓玛脚步轻快有劲，走路带风，仿佛路程也比往日缩短了许多，一路走来，浑身充满了劲儿。

到乡上，民贸公司刚刚开门营业。营业员阿姆看见卓玛进来，招手示意她过去，寒喧几句后，开始热情地一边介绍救急物资包括哪些，问她家里最缺什么，一边娴熟地将精心挑选出的物件放进卓玛旁边的一个空框里。

架上中山领式深蓝色“的确良”上衣五件，军绿色棉布衣五件，棉袄五件，黑色灯草绒藏式上衣五件，布料30尺，还有一件军用大衣……依次随营业员阿姆之手，进入框内。不一会儿，框被堆成山丘一样高。

卓玛看着这些物资，热泪盈眶，用哽咽的声音不停地说着：“够了够了，谢谢，谢谢。”

卓玛是个农村妇女，骨子里透着质朴与善良的本性，她明白“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的道理，她要把这份恩情铭刻于灵魂深处的那块感恩碑上。

卓玛膝下三个孩子也乖巧懂事。老大是儿子，叫扎西，十二岁，虽稚气未脱，但懂事顾家。他看见母亲每天辛苦操劳，早早就挑梁扛柱，自觉地担起了背水、做饭、拾柴、照顾两个妹妹等细碎的家务活，虽然也时常把本应是圆形的青稞、麦子饼烙成四分五裂、惨不忍睹。也曾有人取笑着问他拾得的柴，可是把树上的鸟巢搬回了家？可他还是力所能及、日复一日地帮衬着母亲。老二叫措姆，五岁，有些木讷，有些稚嫩，但也是感情最为细腻，最听话的一个女孩。老三叫娜姆，一岁，聪明伶俐，眼睛里透着机智。一切都那么美好，可期。

还有那身居低谷之时，同胞兄妹的倾力相助，左邻右舍的善良友好，都在卓玛的内心深处形成一股股暖流，支撑着她风雨无阻地走下去。

卓玛知道，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是党赋予自己力量，是身边的同胞兄妹，是家乡的父老乡亲陪着她、帮衬着她走出来的。

每当倦鸟归林，屋外小虫窸窸窣窣出来夜谈，或是漫天繁星和月亮，渐渐烘衬夜景的时候，卓玛就会照常地点燃煤油灯，让孩子们盘腿围坐在自己身边，讲述红军在村里过夜留下钱财当借宿费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故事，讲述自己这些年的受恩、受助之事，讲述“马有垂缰之义，犬有湿草之恩”的典故，教育孩子们从小要懂得感恩上进。

孩童时代是充满好奇的时代。每当卓玛讲完党的红色故事，措姆就会依偎在母亲身边追问：“什么是党？”而卓玛则若有所思地抚摸着措姆的头说：“孩子，党是棉袄呀，有他在，哪怕严冬，我们什么也不用怕。”

人生百年，沧海一瞬。转眼几十年，悄然从指缝间划过。当年那户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一家人，如今已是锦衣玉食，吃穿不尽；当初那个懵懂无知追着母亲问党的女孩，如今已在卓玛的感恩教育下，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优秀的中共党员；而当年的卓玛，从青丝到华发，虽已至耄耋之年，但依旧在老有所依的幸福晚年里，继续讲述着她“严冬棉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