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天堂最近的蝴蝶（中篇）

1

幻觉，可能持续了三秒。一个类似于巨型马车的庞然大物从我身旁呼啸而过。它的轮子与柏油路摩擦着发出刺耳的声响。水珠从地面上喷射而来，在一种近乎慌乱的情绪催促下撸去眼睑处的雨水定睛一望，可它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路上的积水笑了似的摊开层层水纹。无风。缀着无数个破洞的雨帘，从幽暗的高空垂直。死沉沉的水雾笼罩着整个青城。十字路口对面的信号灯露出猩红的面孔。晚秋淫雨延续了好多天，眼下终于接近尾声。空气里弥漫着水腥气。我浑身湿透了，虽然胸口处有温热气流包裹着，可我仍感到无法抵御阴冷。每踏一步，我的鞋子便刺啦啦地吐水。又一声隐约的轰响。我猛地转身。幽深的柏油路呈退后的窄长灰色物体，隐入更远的楼宇间。一阵咔咔的敲击声，很轻微，可很清晰地在某个我应该看见的位置不停地回响。一定有一辆飞驰的马车穿过整个城市。它笨拙的躯体在我脑海里愈来愈清晰，一个双目阴沉的马夫，甩起鞭子，啪！好响。我一定目睹过这一切。或者，我在梦里见到过。这没什么奇怪的。

我们总能看到我们想看到的。

哦，她在笑。我看到了。

空荡的城市。树上满是萎靡而单薄的叶片。它们在等待一场狂风。

我想，我得用最快的速度回到我那间只有三把椅子和一张床的小屋。床上有一本《阿尔吉布尔吉汗》，在它第49页夹着一封信。去年，在我年满四十八的那天——其实，我怀疑它的准确性，因为我看上去已很老——它被夹在第48页和49页之间。来年自然是第50页。不过，我并不确定。也许，我会把它撕掉。我是在十九岁那年的一个闷热的午后收到这封信的。信的封面印着三个大红戳子。是父亲寄给我的。对我来讲，这是件不寻常的事。父亲在我五岁时离开家——母亲跟我这么讲的，再没有出现。收信的那天，我找了个僻静处，撕开它的口子。它有股陈年灰尘，抑或是老鼠药的气味。它很简陋，近乎寒碜，只有歪斜的几个字眼，像是一只受伤的虫子遗留在毛边纸上的血迹。纸质粗糙的，而且大概是被父亲打开折回折回打开无数次，布满横七竖八的折痕。

“我的儿，如果我死在监狱，把我埋到咱家东草甸歪脖子树下。别忘了。

好好——做人。”

毫不夸张地讲，父亲的这封信终结了我的孩童时期。记得，当我的眼神从那几行歪斜的字迹上挪开时，它们瞬间从信纸上自行挣脱、浮起、散开、逃遁，在我头顶某个位置悬浮。它们还制造了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清晰出现的幻觉：一个头发蓬乱、目光犀利的男人用昏沉而沙哑嗓音不断地低语：好好—好好做人。我本想把它揉碎，丢弃。但我没有。我将它塞进一本红皮日记本。

过去好多天之后，我以为它已彻底从我记忆里隐匿。不存在了。一个有着留有血污足迹的虫子，或者别的什么，早已化成灰烬。灰烬——好像只能如此形容。事实上，我低估了我的想象。当我回到课堂，听老师讲“野蛮与文明——驯养狼崽——矛盾与冲突”时，我听到的却是“野蛮与野蛮——囚禁——好好做人”，于是我离开座位，在无数个诧异的眼神注视下，大摇大摆地走出教室。门在我身后砰地关闭。哐啷——某块玻璃碎了。

老师的怒斥足够猛烈，阳光的照射足够刺眼。

我却咧嘴笑。

在操场，几个男生的拳头密集地落到我肩膀、后脑勺、腰胯处，我的拳头也准确无误地落到一张张惊惧的腮帮、下巴、脖颈处。于是，这一切引来女生的尖叫，体育老师的怒吼，一群灰雀的扑腾。

哦，灰雀，刚才它们从潮湿的树枝上惊飞。或许，那辆疾驰的马车惊扰了它们。

在一间堆满纸张与奖杯的小屋里，老师要我向他们道歉。

“是我错了。”我说。

“这就完了？”老师说。

“是。”

“你得道歉。”

“您扇我耳光吧。”

“你态度太恶劣了。”

“我的态度很好。”

“你先回吧。”

“嗯。”

“记得回来参加高考。”

大概是那年的4月1日午后，应该是，总之我不确定——我回到了沙窝地。我的出生地。一个没有父亲的家。那天沙窝地正刮着沙尘暴。整个荒野地变成驼色空壳，轰轰作响，那是沙尘本身的咆哮。

对于我惹下的祸，我那颧骨高凸、头发稀疏、脾气温顺的母亲躲到羊圈哭得眼睛红肿。我没有安慰她，也没有跟她讲，她儿子的人生不会就这样被毁掉。我什么都没有讲，包括它，它在我的书包里，像个干瘪的肿瘤。

白天，我帮着母亲修理被沙丘埋掉的桩子、铁丝，用手锯砍去羊角柳。很快，我的肤色从蛋壳色变为茶垢色，这让腮上的粉刺看起来不惹眼。这令我感到无比惬意。到了夜里，我会在瞎鸢子的叫声中随处走走。母亲以为我在背课文，其实我是躲在蒿草丛里吸烟。在烟给我带来的一种舒坦中，我觉得夜晚的秘密与它星辰一样繁多。天牛盲头盲脑地撞过来，又逃去，窃喜它没有被撞死。牛虻趁机想咬我一口，但差点被我拍死。逃命的瞬间它会嗡嗡地带着牢骚溜掉。蚊子最愚蠢，尖叫着来，又找不到从哪里下嘴。夜风醉了似的从这边吹过，又从那边吹过。除了这些，还有隐隐地传来轰鸣。至今我都没有分辨出那虚虚实实的轰响源自哪里。

也许是从地壳深处传来的。

到了6月，沙尘天气彻底结束，风力发电机的翅膀停止转动，蓄电用的电瓶无法供给十五瓦的灯泡电量。母亲点了根蜡烛放到小桌上，要我安心读书。我遵照她的意愿，坐到桌前。等她走了，我把书合上。我用小匕首抠掉掌心上的茧子，或者一点点地，像是切菜一样切掉书的四角。有时候，我会在后半夜醒来，盯着插在椽木缝隙里的一把白蒿等待天亮。母亲说白蒿辟邪。

我不信母亲的话。不过，现在想来，应该信母亲的话。

我的房间很小，除了桌椅、单人床，还有漆了枣色油漆的躺柜，那是母亲的嫁妆。里面好像除了母亲过冬的羊毛大氅外还有父亲的大氅。但是我不确定，我从不翻翻看看。有那么一次，我把手伸进枕下摸出一支烟。那是我藏的最后一支，再没有了。也不知为何，那支烟让我看到一个我从未看到过的情景：一堵灰色砖墙，墙头有三层绑紧的铁丝，通了电的，嗡嗡作响。墙角蹲着一个男人。他手里什么都没有，正一遍遍地、百无聊赖地搓手掌。他巴望着四周，贪婪地吸一口想象中的烟。他应该是我父亲。也许吧，但我不确定。从母亲屋里的那张照片上看，他并不像胸怀过多贪念的人：个子小小的，在消瘦的身板上配着一颗方方的脑袋，下巴处光光的，一根胡须都不见，喉结凸起，好似刚刚吞掉一只瞎鸢子。

哦，我的父亲，他刚好吞了一只瞎鸢子。我总觉得我看到了这情景。

沙窝地人将黑鸢称为“瞎鸢子”，而不是大家常用的“老鹰”。

在我七八岁时，到了春天，母亲总要我抄根铁棒坐到羊圈口，不停地敲铁盆和铁桶。母亲跟我讲，天空里的瞎鸢子正准备哗地冲下来，叼去小羔羊。我仰起头望向天空。天空里果真有一个黑点在缓缓地打旋，一圈，两圈，三圈，转得我晕眩，脖颈发酸。手里的铁棒早已丢在一旁。母亲发现了，急匆匆地走来，捡来铁棍，砰砰地敲着铁盆，几乎吼着说：“儿子，瞎鸢子还喜欢男娃子哩，小心把你也叼去了，把你叼去了你阿拜（父亲）回来了，我可怎么跟你阿拜讲说。”

“我才不要阿拜回来呢。”我噘着嘴低声嘟哝。

母亲听了，眼睛瞪圆，转而眯成一条缝，死死盯着我，仿佛立刻要把我拎起丢给我那父亲。

我起身跑去。

我反感母亲提起父亲。从来都是。我宁愿猜想一只土獾子刨窝的样子，也不愿意猜想父亲的样子。可很多时候，父亲总是无端地插进我的脑海。

回到沙窝地不久的一天，一辆巨型马车载着我祖母来到沙窝地。祖母跟我讲——她很老了，讲起来啰啰嗦嗦：“我才十五岁，就被塞进有着厚厚帘子的车棚。我们在沙尘中走了很多天。我一直在昏睡。车轮子一直在嘎吱作响。偶尔，我也会忍不住哭起来。是它把我从我熟悉的地方拉到陌生的地方。而我又在陌生的地方活了一辈子。”老人家一再强调，她讲的一切都是事实。可我总却觉得是个神话。因为，老人家透露了一个奇怪的细节——等她被纱巾蒙着脸下来马车后，再也没见到过那辆马车。我说：“祖母，您老了，你可能是乘着简陋的二饼车。”祖母说：“不，的的确确是一辆结实的马车。车棚前还挂着马鬃。”我说：“您一定是产生幻觉了，不然怎么可能等您下车了看不见了呢。”祖母说：“不，它们比你还要真实。”

雨不断用它丝滑的触角向我衣领深处试探。

我向花园深处走去。我在用我的行走，试探花园的幽深。犹如，我用我的鲁莽——这句话是她说的——向她试探。

她在呻吟。在潮湿的夏夜。

2

一支被我藏在枕下好多天的烟，终于被我点着了。

天微微发亮时，我慢腾腾地起身，下地，披衣，点着了烟，吞云吐雾。我走到外面，将自己融进晨色。一个十八岁男孩的心思，就在幽静的早晨如青雾一样升腾——我猜想那一刻的我一定有张傲慢的面孔。我很明白，假如我放弃高考，无数个劳碌的日子就在前方等着我，但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沮丧。

事实上，那些天里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枯燥的劳作。然后遇见了她。哦，她在那里笑。在那个午后的某一刻。

那天大清早，我站在门前，看着屋前土灶上烙白面饼的母亲。她并没有发现我。支在灶肩的铁桶冒着火星，更远是透明的晨色。空间的缥缈之感，造出一种虚幻的浪漫。晨星隐匿，空气凉凉的。我走到屋后。正北，十里地之外的马尔寨敖包浸在大片绛紫色的气雾间，看上去像是连绵的山冈。近处，裸露的沙丘泛着惨白光芒，仿佛整夜都在为寻觅茂密的灌木丛而筋疲力尽。一对孪生旱柳高出沙丘，椭圆形的树头像是有人在那里堆起了巨大的柴垛。那里，原先住着一位老木匠。据母亲讲，当年她嫁到沙窝地时乘坐的马车便是老木匠造的。

“老人家造的马车可了不得，在整个沙窝地除了他没人会造那种有棚子的马车。那车可都是照着图造的。”有次母亲如是说。

“祖母的也是吧。”

“你祖母的不是。”

“她说她的也是镶着铆钉的马车。”

“她记错了。”

对于居住在沙窝地的杭林人来讲，用马车娶亲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风俗。这点与方圆百里地的维古特、忽尼沁、阿格特沁姓氏蒙古族婚俗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什么人有兴趣翻翻丢在老木匠炕头的一本没有扉页的书，便会得知，杭林人的祖先早在9世纪时属突厥的一部，13世纪初入驻花剌子模，到了17世纪中叶，500户杭林人东迁，跋涉万里进驻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大漠深处。从中亚西部荒原到东亚中部的库布齐沙漠，他们——应该也是我的祖先——历经八个世纪。至于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们遭遇了什么，我没有跟谁问起。同时，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他们遗失了什么，我也没有仔细琢磨过。但是，有一点他们始终没有忘却：他们总会把一双美丽而清澈的灰绿色眼珠嵌在结实的面庞上。我的也是。

我坚信我的眼珠很清澈——她亲吻我的眼睛时候，总会温柔地、出神地看着我的眼睛。

“嚯勒嘿，老人到底是没能用最好看的马车给自己娶回个媳妇。”

母亲的语调伤感，这是她的习惯，任何一句话语从她嘴里出来，总会夹带一种深沉的感伤。我觉得，这一切与我父亲有关。

“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人会在乎那些。”

“不，儿子，我在乎。”

母亲安静地盯着我。我懂母亲指的是什么。我撇开话题，再不提此事。对我来讲，这一切并不真实。我倒是希望能有一辆巨型马车，带我离开这片寂静之地。

在那个遥远的初夏早晨，当一轮火红的朝阳弹出地平线时，我和母亲赶着骡车到了我家东边的草滩地。那里有着大片大片的醉马草。我们得连根拔除醉马草，以此来减少醉马草带来的危害。沙尘虽然刚刚收了尾，可沙窝地的夏季还未迎来一场雨。牧场一片荒芜。

邻居家的芒海早去了几个时辰，已经用镰刀劈出几亩空地，堆出的醉马草草垛高过半腰。他穿了身宽松的迷彩服，戴着土灰色圆帽。见了我俩大声地说：“这天啊，大清早的凉透了，哎嗒，大地忘了回暖喽，看来老天爷的脾气又上来了。”

“哦嗒，过些天会有雨的，苍天只是在打盹儿。”母亲应道。

“也许吧，反正没人知道苍天是不是真的在打盹儿。嗬呀，我们的大学生也来了？难得啊，如今的年轻人可受不住这些苦活儿。”

我没吭声，抡起镰刀开始刈除醉马草。醉马草又叫羊痫草，喜好干旱，在无雨的天气里疯长。一夜间能从碗口那么大扩到脸盆大，等到吐籽时能扩到井口那么圆。有的还能漫到毡包座那么大。简直就是趁机在暴晒下恣意狂欢。这草，藏毒，畜群吃了，醉了似的四蹄发颤，身子摇晃。而且时间一长，不再啃食别的草，单单追着它啃食。等到冬天了，醉劲儿往往更浓，无法褪尽。多数情况下，中毒深的小畜熬不到第二年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