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的幸福晚年

1983年，我在通化工作，因公出差上海，回程时绕道回趟我的老家——山东文登李家夼。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已经分田到户，吃穿不愁，家家户户顿顿饭都吃上了细粮，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最使我欣喜和震惊的就是我的发小兼同学李向阳，他竟然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

我们村有几百户人家，他是唯一的50年代高中毕业生，算是村里的最高学历了。他打小学业优秀，聪明过人，但是长期以来却因为出身问题备感压抑。可现在，他腰杆挺直，当上了支书、村主任一肩挑的一把手。我去拜访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向阳啊，你终于站起来啦！”他也激动地说：“老伙计啊，咱们都一样，站起来啦，感谢共产党，感谢改革开放啊！”

1951年底，李向阳随母亲改嫁到我们村。他的继父也姓李，按辈分排，他是树字辈的。为了让继父高兴，他改名为李树阳。长大工作后，他又改成了李向阳——一个耳熟能详的英雄的名字。

他继父家离我家很近。1952年春节过后，我俩一起背着书包，去附近的羊口村完全小学读五年级。我俩同岁，都属虎，他大我四天，长得虎头虎脑。我当时高矮胖瘦和他差不多，长相也有几分相似，像是一对双胞胎。我俩一同上下学，每天早出晚归，爬山涉水往返三公里。这样一走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到1953年7月去威海中考。

我俩虽然同岁，但他的人生经历比我坎坷得多。他在他老家胡家村生活了七年，父亲去世后，辗转到姥姥家李山屯村生活了四年，现在又随母亲来到我们村。十二岁的年纪，先后住过三个村，又经历了生父、继父两个家庭，小小的年纪就经历这么多波折。他教我摔跤、打拳、下象棋、画画和写字，也教我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他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回回考第一名，我总是排在他后面。他一直是我追赶的目标和学习的榜样。那一年半的读书时光，他始终是我最好的朋友。

高小很快读完了。1953年，全国学校改制，从前都是春节过后2月份新生入学，从这一年开始，改成夏季9月份入学。因此，我们这批高小由两年毕业改成了一年半毕业。此时新中国成立三年多，国家非常重视教育，在农村全面开展扫除成年人文盲活动，要求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我们顺理成章地都要参加中学考试。

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共五十人，有四十五人到威海市参加考试。威海离我们家需走山路五十里，没有客车，甚至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都是羊肠小路，要翻两座高山。清早，我背上母亲特地烙好的够吃三天的火勺，揣着她给我的五角钱，拿着我爹用十斤花生米换来的一支新笔，跟向阳等众多小伙伴一道出发了。当年村里的应届毕业生共八人，可参加考试的有二十多人，大多数是往届毕业的，有的已考了好几年。当年流行一句话：“中学不倒年年考，一直考到老。”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只有考上中学才能改变命运，否则只能像自己的父辈那样，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了。

所有考生都没有家长相陪，到了考点先自报名字、年龄和家乡，登记后拿到考号。因为要考三天，校方统一安排住宿，我们住在一间大空房子里，就地铺着草席子。当时是夏天，晚间席地躺下，枕着自己的火勺。我和李向阳带的都是糖火勺，吃饭一起吃，想喝水就找点凉水喝一口。不是赶考，哪吃得上糖火勺啊？

第二天，八点半进入考场，九点开始考试。上午考数学，考场就设在威海中学金线顶分校的操场。操场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站好排，双臂向前伸直，再左右张开胳膊，这样前后左右都是一米左右的间隔了。一声令下，全体学生席地而坐。头顶烈日，露天考场就是名副其实的“烤场”。考卷一发，瞬间一切都安静了。我们坐在地上，卷子垫上硬纸板，放在腿上。整个考场鸦雀无声，静得可以听到无数笔尖发出的沙沙声响。我们一会儿就被晒得开始流汗，汗水模糊了眼睛，用胳膊一擦，继续答卷。我和向阳左右挨着，一个半小时的考试时间，我们不到一个小时就答完了，互相以眼色交流——题不难，十道算术题都答对了。

下午考语文，两点半入场，三点开始考试。语文题也不难，作文是论述文——《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考试后，我俩通过交流，认为答题都没问题，应该都能考上。休息一天，第三天公布成绩，张贴了两个大榜，分别在威海中学和煤建公司的大墙上，第一榜录取八百人。八千考生都要在这两面大墙上寻找自己的名字。我们俩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仰着脖子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我俩的名字一前一后出现在榜上。

第四天，中榜的八百名学生来到威中总部参加复试，主要内容是体检和口试。我第一次体检，只记得体重72斤。下午口试，先叫我的名字，老师一对一问话，简单问询一下家庭住址、父母情况等，重点是如果被录取家里能否保证供养读书。前后十分钟，谈话结束，向阳在我后面也进去口试了。

我在外面等他，心情愉快地看着蓝天白云。不长时间，向阳出来了，满脸喜悦，告诉我这个老师认识他的爷爷呢。我说：“怎么可能呢？威海离你老家那么远。”他说可能是因为都是教师吧！我问他：“你把你家土改的事情讲了？”他说讲了。我说：“糟了，你考不上了。”“他说：不可能吧？”

向阳父亲家是地主，其实家里土地不算太多。向阳跟老师说起家里的事，一方面是诚实，另一方面，他觉得遇到一位与爷爷相识的老师，或许能引起对方的同情。事实证明，他太天真了。

第六天，张榜公布录取结果，向阳落榜了。

我俩一起回家，五十多里的山路，一路上向阳没怎么说话。落榜意味着理想的破灭，意味着只能回家种地了。我虽然考上了，却失去了最好的伙伴，领略到了命运的残酷。

李向阳的姥姥家是大户人家，有一位叔伯舅舅在大连工作。向阳随母亲在姥姥家住的那几年，这位舅舅经常从大连回来探家。舅舅与向阳母亲儿时一起长大，兄妹感情很好，对她的遭遇颇为同情，对向阳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外甥疼爱有加。舅舅得知向阳落榜的消息，表示要帮帮他。于是，在村里干了半年农活儿以后，向阳被舅舅接到了大连。在舅舅家只复习了半年，向阳参加了1954年的大连中学升学考试，一举考入大连市第二十四中学。当年，二十四中就已经是大连最好的学校之一了。

入学后，向阳因为品学兼优，被选为班长，初中二年级入团，后来成了学校的团委书记。这次，在填写表格时，他都写继父的名字，家庭成分一栏也随着继父写上了贫农。

初中毕业，向阳被保送到本校高中部，1957年顺利升入高中。转过一年，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他们开始下乡锻炼。李向阳是团委书记，当然要带头冲在前面，于是他第一个报名下乡。在学校举行的欢送大会上，向阳作为学生代表讲话。简单的欢送会之后，学生们戴着大红花，揣着户口本，坐着近十辆三匹马拉着的大板车，来到金县安家落户。

六十人分成了三个知青点，向阳带领其中二十人分到了十三里屯。他是户长，负责管理吃住和带头劳动。他们都是十八九岁，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家，从繁华的城市踏上农村的土地，目睹完全不同于城里的山水草木，昨天披红挂绿的喜悦迅速被今天的现实取代了。农村的落后，加上远离父母的惆怅，使很多人抹起了眼泪。

九月初的太阳如同下火，在一人多高的苞米地里除草，几分钟下来就汗流浃背。在农村，一个棒劳力一天能完成几亩地的除草，可他们十几个人，一天一亩地也干不完。农村当然是大有作为的，但不作为也永远是没有前途的。李向阳深知自己的责任，自己是队长、户长、共青团员，是这次下乡的带头人，在离校的大会上对党和组织是表了决心的——扎根农村，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此外，他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大连没有家，不能再给舅舅家增加负担了，只有克服一切困难好好干下去，才是唯一的出路。

十三里屯除了种粮食，还有果园，主要品种是苹果。此时果树都已坐果，可称硕果累累，但是由于果农专业知识不足、技术人员短缺，病虫害防治一直影响着苹果的收成。李向阳就想，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下乡知青，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呢？

苹果种植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靠天吃饭与科学管理，产出与效益相差极大，几乎天地之别。向阳在村寻摸找到一本果业技术指导书，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一字一句全部啃完，再利用休息期间，向仅有两年文化的技术人员虚心求教。他拿出了考试的劲头，买到所有果业田间管理的书，在十三里屯的一个春夏秋冬，把果业的专业知识全部学习完毕。从苹果的育种嫁接、剪枝整形到施肥管理、病虫害处置、摘果包装，完整地掌握了其间的科学规律，从理论到实践，达到了技术员的专业水平。

果园的苹果收成有了显著提高，加上知青点管理得井井有条，李向阳的工作得到了同学和全队社员的一致好评。此时公社正在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在知识青年里寻找一个先进典型。这一天，公社王书记专门下乡来调研李向阳的情况。书记得知他们正在田间干活儿，便直接来到劳动现场。正是休息时间，李向阳正在给大家讲故事。他擅长讲故事，书记早已有所耳闻，李向阳带队上班出勤率最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故事吸引大家。书记正好这次碰到了，向阳的形象与口才，都给书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番调研之后，过了十天左右，公社决定选拔他到公社工作，作为团委书记来进行培养。离开知青点那天，公社来了一辆胶轮大马车，在人们的掌声和艳羡的目光里，向阳信心满怀地踏上了人生美好的征程。

提拔到公社，向阳工作更加卖力，办公室的环境卫生都被他承包了，领导安排的任务也保证如期完成。三个多月的工作，团支部工作大有起色，小伙子的水平和能力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王书记亲自找他谈话，肯定了他的成绩和能力，表示组织上希望吸纳他为党员，然后培养他做团委书记。组织的信任让向阳备受鼓舞，他连夜写好入党申请书。

向阳在威海考学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吃过亏，所以从此以后他对生父只字不提。到大连考中学，家庭成分都依从继父的出身，加入共青团写贫农，担任学校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写的也是贫农。这次申请入党，向阳认为填上继父名字和贫农成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他还是太年轻了，以往入学、入团，学校都没有外调这个环节，学生怎么填写，学校就自然认可了，而这回就不同了。

王书记急于用人，马上派人到向阳的山东老家进行外调政审。外调人员到了文登，村里自然如实提供了向阳的家庭情况。显然，向阳的政审是不合格的。面对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家庭背景的优秀青年，王书记也只能表示惋惜与遗憾了。非但不能入党提干，而且这样的人也不便在公社机关工作了。于是，向阳被遣返回知青点。没有马车，没有欢送的人群，向阳自己背着行李，返回十三里屯知青点。

回到了知青点，户长也被拿掉了，一切光环都成了过去。曾经光明的前途一下子变得黯淡无光了。现在面临的是来自社会和生活的重重压力。年轻的向阳变得消沉了。一个多月以后，王书记下乡办公，又想到李向阳。王书记知道他的处境，怜惜这个小伙子，于是私底下给他指了一条道儿：“你在这里不仅受歧视，也很难出息，不如换个地方，到城里找个活儿干吧。”

书记说得恳切，向阳只能落泪点头。

这时候，向阳已经有了主意，回大连，找工作。

告别了十三里屯，向阳背着行李，直接去了大连港装卸队。读书时，他在这里干过临时工，结识了几位忠厚的老工人。向阳找到他们，讲了自己的困境——家庭困难，供不起读书，想先挣一两年钱再回去继续读书。老工人们听罢，都非常同情，于是跟领导推荐了他——不外乎是小伙儿能干、老实、可靠等等。这时正赶上春节，港区繁忙，货多人少，于是向阳很顺利地找到工作，有吃有住，暂时安顿了下来。

当时港区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很多装卸离不开人工。这个工种，没有好体力的干不了，家境好点的人又不稀得干。向阳年轻，身强力壮，干起活儿来总是跑在前头，特别是碰到装粮食的大麻袋，二百斤装，他扛起来一溜小跑，上下船晃晃悠悠的桥板，他走得又稳又快。虽然很累，每天一身臭汗，但是他心里感到无比畅快，不用动脑，也不讲技术，心想就这样干一辈子也挺好啊。还有一点，在这里干一个月能挣到六十多元，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收入了。第一个月开工资，他就买了礼品，带着二十元钱去舅舅家，感谢舅舅、舅妈对自己多年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