棣花春色（外一篇）

大约是2016年初春，我有幸与诗人欧阳江河一道，参加在陕西商洛举办的一个文学论坛，便想可以顺道去造访一下闻名已久的贾平凹故乡。天遂人愿，会议之外，另有一个小型笔会，刚好是在平凹的故乡举办，于是一伙人便来到了传说中的棣花镇。

车子从长安出发，穿越秦岭巍峨起伏的大山，景象真是壮观。满山遍野中，红的是桃花，黄的是连翘，白的是梨花，还有那些星星点点、已有些残败的杏花。山间的绿意则隐隐约约，深浅不一，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关键是，这些景致覆盖在雄伟的秦岭之上，这大山，气势磅礴，不比寻常之地。

当年读一位叫骆耕野的陕西诗人的诗《车过秦岭》，就印象深刻。那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别说高铁，连正规的绿皮车都是难得一坐的。车子经过宝成铁路，在秦岭的深沟大壑、崇山峻岭中穿越，在白昼与黑夜交集的隧道群经过时，作者产生了类似历史动荡转换的强烈幻感，遂以此设喻，将现实与历史剪接连缀起来，确乎令人感到震撼。

秦岭乃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唐诗中的秦岭，已让人刻骨铭心，如今身临其境，从高速公路穿越，就更不一样了。火车上的视野虽然高阔，但那么多的隧洞，给了乘车者黑夜与白昼如梦境般交替的幻觉，仍不如这从地表蚂蚁般地爬过来得更刺激，更清楚和明了。

一路无话，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了两座大山之间的山坳里。北面是秦岭，南面是大巴山，这里就是古老的商州了。我猜想，《诗经》里的“周南”，大约就是此地吧。周之南地，应该是夫子心中的首善之处了，周天子的后花园，必是风情万种，既厚德载物，又有至纯人情。所以开篇即是“周南”的《关雎》篇，以男女爱情来暗示美好良善的民风民情。也难怪平凹在他的“商州系列”中，讲了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凭吊和礼赞了那么多淳朴的世道人心。《商州初录》中的那位郎中，因为一匹狼的“报恩”，而悟到自己亦曾造孽人间。他先是救治了一匹狼的疮伤，而这畜物竟衔了一枚孩童的银项圈前来谢恩，这狼自然属于知恩图报，但在郎中看来，必然是间接地伤害了一个无辜的性命。所以，他自责间，便从那山崖上跳了下去。

这样的故事，哪里还有呢，除了商州？

终于来到了棣花镇。“棠棣之华，鄂不韡韡”，未知这棣花镇与《诗经·小雅》中的那首《常棣》有没有什么渊源关系。这棠棣花，据诗家讲，说的是兄弟情宜，据说为周公宴请兄弟时所作。诗写得情真意切，表达也很质朴。不管它有没有关系，都和这里的古风很匹配。

棣花彼时尚没有开，我甚至始终也没有见到那花的样子，它大概只是在语言和想象中招摇着。一路想打听，却又忘记了。

说话间便来到了平凹的故乡。原觉得那一带不过穷乡僻壤，山沟沟的样子，哪想到，却是草木丰茂，生气葳蕤，已然和秦岭之北全然不同了。才是三月天气，已经非常温暖宜人，山间绿意盎然，溪水潺潺，一派南国景致了。

关键是那房子，建得漂亮，形制还显古朴，有些异域味道，至少与中原内地的风格大有出入，主要是屋脊和翘檐之上有更多象征祥瑞的装饰之物，简直龙飞凤舞。颜色也与关中不同，从长安至中原内地，形制多灰黑色，纹饰也都遵循一定的等级规制，轻易不敢有什么龙凤之类。而这里的建筑，则一律呈土黄和赭石色，色调更暖，也更显豪华漂亮。家居的房舍，能够建得如此华美，堪比岭南的庙宇，真是少见，让我们一行人开眼了。

进到平凹旧居的院里，看到房舍已然变身成了一个小型的文学馆。厢房里陈列着平凹创作自起步时到现在的作品、所用过的实物、家居的桌椅板凳和衣饰穿着，还有各个时期的照片。正房则似乎闭着门，大家没能进去，但仰头看那房子，建得委实漂亮和气派。

彼时，院子里正有一群人围着一位先生聊天。先生看上去六十上下，生得器宇不凡，花白头发更显风度不俗。一问才知，是平凹先生的胞弟，刚刚从政府退休，他在给参观者义务解说，介绍一些家里的情况。我便也挤过来，想搭个讪，跟着别人称呼“二哥”，说咱们家的房子真是好看，这是新盖的吗？他回答说，是在旧制上重建的，修旧如旧。我说，完全是按照旧制吗？他说，当然。我便感叹说，那咱们家从前也算是殷实人家了。未料，他答道，甚么殷实人家，咱们是大户人家嘛。

倒让我觉得有些尴尬了。把人家显赫的祖上给说低了，遂表示了歉意，人家也就笑了。

这时，有人又指给我们看，说，看啊，这叫开门见山，平凹家这院落很讲究，在一个坐北朝南的坡面上，而且在正门的前方，又另开了一个略朝东南方向的竹门，朝向着那座郁郁葱葱的山。此山看上去，形同一个笔架，一问才知，原来就叫笔架山。看来贾家注定是要出文人的，人家开门见笔架山，文气扑面而来，不出能行么。

那棣花镇上，还有很多景致没法不说。记得一行人从平凹的旧居出来，先是看了镇子的街景，那镇子的建筑也真是奇了，一条“宋金街”分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大宋，一边是大金，大宋的房子就像我们适才所见，与平凹旧居相似；而大金那边，则是更显装饰繁复，也稍显“野”了一些，略带些异族和边地的风格，那色彩也略略花哨了一些。但总地看，规则大小都很接近，倒也没有什么天壤之别。共同的一点，就是它们与中原内地的形制相比，都有差别。

原来那曾经势不两立的阵营，居然也可以在这里面对面。想那时的两地百姓，也可以隔着两三米的大街，互相串门，互通有无，买对方的货物，甚至互有嫁娶。估计他们所讲的话语，也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那大金本起源于北方荒寒之地，居然向西迂回到了陕南，但那边的百姓，实在也是血肉相连无法分割的，故想来它这占据，估计也属名多实少。虽是战场上你死我活，一旦归于日常生活，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也形似那《常棣》中所说，“兄弟既具，和乐且孺”“每有良朋，烝也无戎”么，以兄弟论，甚或是远亲不如近邻的架势了。

在棣花镇的一处风味酒店，吃过了漫长的午餐，时间似乎就已经到了黄昏，因为那午饭原本已晚了，吃完就不觉已红日西沉。吃的什么，已全不记得了，因为那里的饮食也实在与关中不一样，觉得味道略有些清淡，虽无海味珍馐，但山野之物，确乎十分新鲜。

饭后，一行人又来到了棣花镇最重要的古迹——一处金代所建的叫作“二郎庙”的寺庙——参观。据传，此庙是陕西境内今存唯一的金代建筑了，建于金大安三年，即1211年，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是金人为标立界限，仿照喇嘛寺规制，融合了宋人风格而建。由于是晚上参观，很多外景已看不太清楚，但感觉还是很壮观。尤其其中两座并排而建的亭子，顶子上的琉璃瓦是一红一绿，中间坐落着一尊宋金界桩，宛若一双衣帽区分的兄弟，抑或是洞房花烛的一对新人，分坐于界碑两旁，看起来显得十分有趣。至于为什么要这般设计，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也是要标志宋金之界。在我观之，更大的可能，也许是标志兄弟般的友好与和平共处之意——不管这是否符合正确的历史观，但当时的边地士绅，在建庙修亭时，可能就是如此想的。

夜色中，我们登上了镇子里一座古楼，名作“魁星楼”。虽然只有三四层高，但在棣花镇是地地道道的制高点了。“魁星”，是古人信奉的文运之神，有独占鳌头之意，可追溯至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天官书》中有注释说，“魁，斗第一星也”，宋代以后，逐渐演化成了主宰功名爵禄的神。棣花有此楼，自然与别处的意义不同，因为人家这里确乎出了大文人。挤在狭窄的楼道上，看着远处依次铺展的万家灯火，还有近前众多文朋诗友兴奋的面孔，夜风拂面，温柔而和煦，心情真个是爽朗。

有那么一个片刻，我仿佛看见了站立在故乡土地和街道上的那个人，仿佛他一直默默地行走在人群里。有时他也会喃喃自语，告诉我们一些他旧时的记忆，并且不时流露出他那略带羞涩的、温和而恬淡的笑容。每当有人转身问道——平凹呢？他就会从夜风中忽然现身，说，“额在这里么”。

良久，我的耳边，似乎还在回荡着那质朴而有味道的唐音：

“棠棣之华，鄂不韡韡……”

走神儿

我在中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好，但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原因很简单，我在课堂上总是集中不起精力来，总喜欢自己走神儿，脑子里山南海北，不知会跑到哪里。

其实，这毛病在小学就有了。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姓李，是个四十多岁的男老师，高个儿，黑黄面皮，从不抽烟，却像个烟鬼。他在班上经常批评我，说我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这倒没错，我确实没好好听讲，但他说我走神儿时，是煞有介事地说我“在想过年的事儿”，这就让我感到很好笑了。我想的什么，鬼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呢，便懵懵懂懂嘟嘟囔囔地顶撞了他，说“我想的不是过年的事儿”。他就告诉了我母亲。

我母亲是小学校的副校长，自然会训斥我一顿。但是我的语文成绩总是很好，她也拿我没办法。我的父亲在家教方面近乎一个暴君，经常严厉整肃，但在读书这一点上，他又特别宠我，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搞到我喜欢读的书。那时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已经读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至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了，杂七杂八的“反面教材”也读了一些，所以他也不太在意老师对我的评价，听了总是笑一笑，不以为然，说，讲得好还怕学生不听吗？

这下我更是有点睥睨我那语文课了，飘飘然地认为，我的阅读早就超出了课上那点可怜的知识。

我的作文能力，也随着那漫漶的阅读，有了野草疯长般的提高，总是洋洋洒洒，一挥一大篇，还喜欢用些生僻的字句，弄得班上的同学都用羡慕嫉妒恨的眼光看着我。这下子我更有点膨胀了，哪里还有兴趣好好听课。

语文老师显然也很烦，但尴尬的是，每次讲评作文时，他又总是要读我的文章。一边读，一边会揶揄讽刺一下，偶尔也会夸奖一些细节，夸奖后又摇头，总黑着脸。但最后掌声又说明问题，让他嘴边出现了很不情愿的、肯定的微笑。

我也知道，自己这个飘飘然的毛病是很有害的，但是养成了就很难改。

高中时，最初还是在乡里的中学，那时乡还叫人民公社。社办中学比村里的学校强了一些，但到底还是民办代课教师多，老师多未受过正规教育，所以授课依然潦草。老师当中，中师毕业的就算是有学问的了，稍年轻些的，都是刚刚从各村抽调的勉强读完高中的青年。那时读高中，其实是又学农又学工，没多少时间学文化课，所以，水平可想而知。

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小伙子，高高的个儿，很帅气，梳着一个时尚的分头，声调有点儿尖，喜欢用普通话读课文，这让我很吃惊。因为之前的老师都是说家乡话，大家管讲普通话为“撇腔”，是一种很不名誉的评价。本乡本土的，谁不用土得掉渣儿的乡音来讲课，谁就会被私下嘲笑，被丑化和漫画化。而我的语文老师，却不惮于这些陋习，敢于用他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来念课文。

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的底子确乎还是薄了，讲到鲁迅的文章就会遇到困难。因为毕竟鲁迅的文字中还夹杂了些许多文言，或是古奥的词汇，有许多掌故，所以不仅读起来很拗口，容易读错音调，还会出笑话。他每次读到“刘和珍君”的时候，都要打一下磕碰，读到“呜呼，我说不出话”的时候，也不小心地把“呼”字读成了儿化音，学生们就互相对视，且偷笑。后来他发现了，脸憋得通红，停下来，把教室扫视环顾一遍，确信有了威严之后，才重新开始。

“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他的声音渐次高了起来，但因为多了些紧张，音调更是“南腔北调集”了。

不过，我却不会嘲笑他，因为他对我好，而且还因为他与我的父亲有师生之谊，所以我总是维护他，从不跟着那帮“坏家伙”私底下嘲笑老师。

转年，我转学到了县一中。原因是父亲调到县里工作，自然也把面临高考的我办到了县里上学。县一中不仅有整齐的青砖瓦房，有茂盛的松柏桃李，还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园子，仿佛鲁迅所说的“百草园”，更重要的，是老师厉害，差不多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县里的名宿，讲课有板有眼，学识广博，让我大开眼界，也暗暗要求自己改掉不认真听讲的毛病。

但回忆起来，那时因为离高考日近，已没有什么心思按部就班学习了，老师多是讲题，课文的处理急促而简单，没有文火炖肉、从课文漫溢开来的那种情况，所以也很有些令人失望。整日在这种氛围中，课也就没有听出点滋味来，而“走神儿”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