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于长夜

有一天，老谭很神秘地对我说：“你说，要是把铁道线上的所有生灵，包括动物啦，昆虫啦，都养起来，那是什么阵式？”

这个想法挺让人着迷，我想象不出养一群这些东西会是什么场面。春天的夜晚非常迷人，清风吹过，带着冬雪融化的味道。

长长的铁道线，成为生灵们经常光顾的处所，石子缝隙就是各类昆虫的巢穴。火车从远方开来，然后到远方去，火车上拉的粮食，有时会从车皮的缝隙里遗落，这成为鸟类、兔子及其他动物的食物来源。自中国拥有第一条铁路的一百多年里，铁路沿线，一个小型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食物链由此产生。

铁路石子缝隙中藏着许多蟋蟀，当属青虫最好。当然，黄虫也有好斗者，极品黄虫麻路像瓜丝，斗线节节开花，如同竹节，人称竹节麻路。我不懂如何斗蟋蟀，抓了两个在瓶子里，它们也不咬，只是乱窜，个大的反而让个小的吓得不行。

老谭懂的东西不少，可惜，就是纸上谈兵。值夜班时，闲下来，我就举着灯观察蟋蟀的活动，黑亮，触须摆动，让人想起戏台上的大圣——每一次看到大圣头顶上的那对翎羽，我都会想到蟋蟀，蟋蟀一跳，也如同猴子一样灵活，甚至更快。恍然大悟，孙悟空的原型灵感，会不会由一只著名好斗的青虫得来？谁知道呢。斗个蟋蟀，也真不算个简单的事儿，小时候没有人教过如何斗蟋蟀，长大了也就玩不了，也不算啥遗憾的事儿。老谭也不懂如何斗蟋蟀，这让我觉得，我不懂就没什么可丢人的了。

铁道上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昆虫，也有蝼蛄，这东西长得肥胖，像很好吃的样子。将它抓到手里，它的两只大钳使劲向外掰你的手指，劲儿挺大。玩够了，就放了，放进菜园里，它跑得飞快，在黑色的泥土上，显得干净漂亮，不一会儿，它就钻进泥土里，再也不见了。真不知道这东西是否可以吃。后来，在许多文人雅客的画中，常见有画草虫的，有蟋蟀，有蜻蜓，也有画蝼蛄的，只是轻轻的赭石，一点，一点，细笔勾出胖肚子，还要画上网翅，黑爪子，尾尖很细，修长得若无其事。挺好看。倒是画蝴蝶的，我觉得挺无趣，因为蝴蝶这东西，总让人想起毛毛虫，特别是蜇人的洋辣子，挺烦人。画蝉的也多，画得都像，总让人想起“聒噪”一词，还有热，夏天的蝉叫个没完没了，天越热，它叫得越欢，它就不怕热？夜晚，我们提着信号灯到树上找蝉蛹，一个一个爬到树上，黄亮黄亮的，回家用水清洗一下，进油锅炸成金黄色，味道说不上特别，总之，我不怎么喜欢吃。

倒是没见过有画蚂蚁的，这东西，画大了吓人，画小了，得用放大镜，也是挺难为人的。蜜蜂好，一个小点子，赭石一点，再用毛绒的笔尖扫出一对翅膀，画上的蜜蜂也是静悄悄的，不惹人烦，看了喜欢。

老谭知道我画画，总让我给他画一幅牡丹图，还要画上蝴蝶的。我不会画牡丹，更不会画蝴蝶。而且，我不大用颜色，墨牡丹倒很雅，墨蝴蝶好看吗？老谭挠挠头，他想不出墨蝴蝶是啥样。也就作罢。我倒是暗暗觉得搞笑，像老谭这样少言寡语的人，竟然喜欢蝴蝶。

有一天，火车司机在电话里喊撞人了，要车站处理。那天，车站民警老王不在，老谭领着我去事故现场。说实话，我真不想去，我参加工作不久，不敢看那血腥的场面。老谭不管这些，拎着灯，在前面走。上大桥，一条野狗蹬翻了石头，石头滚落到河里，发出巨大的声响。老谭照着河面，黑色的河水泛着涟漪。

在铁道旁边，看到了死者，头向怀里扭着，青色的衣服上泛着血迹。老谭摸了摸那人的衣兜，摸出两块糖，他扒开一块，填进嘴里。他扭头对我说：“去村子里，找大队，让他们大喇叭喊一下，看谁家缺了人。我在这里等着。”

我逃跑似的，跑向附近的村子……这事过去近三十年了，我一直不明白，老谭为啥吃那块糖。

干活时，当坐在铁路旁边，会听到各色的虫鸣。月亮挂在天上，云朵慢慢飘向远方。有时，可以看到天空中无声“游过”的飞雁。除了这些，不知啥时候，铁道两旁还会生出个大的蜘蛛，绿色的底子，是那种鲜绿，绿得鹅黄，底子上布满七纵八横的线条，像京剧里的脸谱，挺吓人的，一看就是有毒的，织一张大大的网，许多蚊虫被黏在网上。后来，老谭不知从哪里买了一些蜘蛛，用棉布盒子装着，放在行车室的铁橱子里养着。老谭的铁橱子像一个魔盒，里面塞着各种东西，小人书、小木盒、叠得四四方方的抹布，摇把子电话零件，信号工区拆下来坏掉的继电器元件、小收音机。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甚至还有别人写给他的情书。有一次，老谭出去干活了，我们偷偷看了他新收到的一封信。信里写道：“你是一个好人，会找到自己心仪的女孩的。我们不合适。希望成为好朋友。”他再次被女孩子拒绝了，那是同事刚刚给他介绍的一个乡村教师。那些年，老谭见了好多对象，都没成。真是奇怪。

有一次，我也被邀请和老谭一起去看对象——我实在不知道他那天是去相对象，如果知道了，我才不会去做电灯泡。我和老谭去同事家吃饭，喝的是坊子酒厂的板桥原浆，据说有七十度，酒，装在一个大大的塑料桶里，同事小心地倒进酒壶里，用热水烫了酒。分到我们的杯子里。好喝，一入肚，像一道闪电一样滑进口腔，一路滑下去，肚子里顷刻间就暖和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喝那么高度数的酒，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酒才喝了两杯，同事妻子领进一个女孩，女孩很高，戴着眼镜，也是一个乡村教师。老谭显得局促，有酒遮着脸，反正都是通红。女教师很大方，问他，平常喜欢干啥。老谭说：“读书。”

这引起了女教师的兴趣，问他，都读啥书呀。老谭说：“《西游记》，还有小人书。”

女教师当即哈哈大笑起来。至今，我都觉得意外，她有啥好笑的？

过去了许多年，我和老谭一起喝酒，老谭说：“当年，我们一起去见的那个女教师，人家那天看好了你。嗯，你知道？”

我差点把酒喷出来，真是无妄之灾，我他妈就是跟着蹭了一次酒，弄出这事儿来？

老谭其实不老，只比我大两岁。不过是长得少年老成罢了。那一年，老谭开始养起了蜘蛛。每次下班前，老谭要放几只面包虫在盒子里。他养的蜘蛛不织网，只知道吃。也许有一天，会长成蜘蛛精，摇身一变，就钻进《西游记》的台词里，一只肥胖的大蜘蛛，面对变成一只蟋蟀的孙悟空，它们谁能战胜谁？

老谭有一本线装的《西游记》，都快被他翻烂了，孙悟空的台词他记得很多。“就入此山，打听有多少妖怪，是甚么山，是甚么洞，我们好过去。”老谭一脸愁苦，眼睛转着，不像行者，倒像一个吃了酸果子吐不出来的小和尚。老谭很少笑的，更显得少年老成。

一九九四年夏天，许多个夜晚，我和老谭拿着玻璃瓶子到站台上捉蝎子。潮湿的夜晚，许多蝎子会从石缝中爬出来，爬到站台的石壁上，或者就顺着墙角、举着高高的尾刺，骑士一样爬行。许多蝎子的脊背发青、肥硕异常。遇到母的，就放掉，母蝎子很好区分，脊背开裂，背着一排白嫩的小蝎子。这样的蝎子不忍心捉。其他的，用筷子夹入瓶子里，一晚上能抓一二百只，抓了也没啥用处，泡酒，可能泡得太多了，我和老谭喝过一次，第二天开始拉肚子，吓得我和老谭把酒和蝎子都倒了。油炸，其实也没啥味道。最后，似乎就是为了抓蝎子而抓蝎子了，老谭在东面找，我去西面找，都装瓶子里，回到行车室，倒盆子里，一条一条数，比比谁抓得多，谁抓的个头大，老谭用镊子轻轻夹出肚子大的，说：“这只一看就是母的，要下仔了，放掉。”每一次，我都比老谭抓得少，尽管，我们都不知道抓这东西有啥用——多么无聊与无趣的生活。当然，有时我也抓了蝎子和蟋蟀放在一个瓶子里，巨大的蝎子弹动尾刺，把玻璃瓶子扎得叮当响。它总是扎不准，不过，用不了几下，那蟋蟀就完了，伸直了腿，肚子朝天，很快就成了蝎子的美食。蝎子不懂感恩，不会感谢我为它准备了食物。这个无趣，就用筷子再夹一只壁虎进去，壁虎倒不怕蝎子，因为，它似乎从来不认识这个举着个旗杆的家伙，伸口去吞，天！被蜇着了，飞快地跳到一边，不行，蝎子撵着蜇它，又将尾刺弹得玻璃瓶叮当响。一会儿，壁虎就奄奄一息了，可怜。再放一根红黑的大蜈蚣，蜈蚣似乎不大怕蜇，但也不主动出击，两个东西在瓶子里乱爬，相遇了也不交手，没意思。

铁道两旁种满了庄稼，夜里，原野飘满了玉米的清香，引来无数个闪着蓝光的金龟子，它们趴在玉米须上，狠狠地将头扎进玉米芯里，大口大口吸食着玉米的浆液。我和老谭提着小水桶，钻进玉米地，轻易就能捕获它们。泡了水的金龟子飞不起来，只能在水面上打转儿，一会儿喝饱了水，就沉了下去，淹死了。捉回来的金龟子去翅，然后洗净，晾干后下锅油炸，好吃。老谭炸这东西有一套，焦黄，脆生，像花生米。吃几个还可以，吃多了不行，太油腻。

除了这些，原野的上空盘旋着各类飞鸟，翅膀巨大，带着风声。枯黄的草一直在摇，天色阴沉，漫长的冬季到来之前，我们已经生起炉火。老谭仰脸看着天上的大鸟，“总有一天，我会打下它，吃肉。”老谭吐出一口气说。

庄稼收割，野兔再无藏身之处，它们从来处返回，一蹦一跳，发现有人靠近，似乎自己吓着了自己，一蹿老高，像一匹微型的战马，扬起蹄子，一溜烟跑掉了。那一年，铁路沿线的村子里组织了专门的打兔队。初冬季节，每人手里扯一张大网，将一片棉田围起来，一边敲锣，一边慢慢收缩。藏在干枯的棉花田里的兔子被惊吓，四处乱窜，最后，只能钻到网里。当地人吃兔肉不放血，只是简单收拾一下内脏，剁成大块，小火慢炖，炖得差不多了，再放进青萝卜，味道不错。这是老谭的做法，别人捉到兔子，老谭会买一只，中午给我们改善伙食，尝尝鲜。老谭很大方，也实在是个很会做饭的人。

老谭说，大雪之时，野兔会深陷雪中，不能自拔，任人拎着耳朵带走。小时候，我信了这个谎言，顺着兔子的脚印在雪地里艰难追寻兔子的踪迹，一次又一次，非常奇怪，我从来没有追到过一只野兔。

铁路两旁总会出现野狗，它们顺着铁路流浪，低垂着头，眼睛躲闪，对于人类，它们不再信任。只有火车的灯光吸引着它，火车去往的远方吸引着它。

还有一些傻野鸡，它们三五成群地在铁路上觅食，火车到来，惊吓了它们，明亮的灯光吸引着它们迎着灯光飞去，往往，被撞得血肉模糊。

还有狸猫——金钱豹一样的皮毛，体形修长，任谁看了一眼，都不会错认为家猫，哪怕是死的，你也会被它骨子里的冷酷惊到。我和老谭在集市上见过这样一只狸猫，它被猎人误杀，爪子鹰嘴一样锋利，牙齿尖利。它被挂在墙上，尾巴粗长，毛发鲜亮。可怜它不幸误入了猎人用来套野兔的圈套。这只壮年狸猫一直被挂在集市上，无人问津。下起了雪，雪花落在它的尸体上，很快就融化了。老谭吐出一口气，“唉，这东西，真好看。”

老谭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铁道两旁，零星地卧着一些坟茔，里面住着凶猛的野獾，这样的东西总是住在坟里。有一阵子，火车站上总出现一个白胡子老头，他一身白衣，白发飘然，悄无声息地坐在车站条石台阶上看着来往旅人，像在等待一个永远也等不到的朋友。终于有一天，一个猎人出现了，他背着红缨枪，手臂上裹着兽皮，脸上带着野兽抓咬留下的疤痕。猎人走到老人面前，眯着眼，像看着自己的亲人。白胡子老头慢慢站起身来，目光冰一样寒冷，面色沉静，迎着夕阳，慢慢走向原野。猎人并不跟着，只是放下行囊，拿出磨刀石，先是磨亮了自己的短刀，然后，再磨红缨枪。一切就绪，天色已晚，枯黄的月亮悬在天上。猎人随着白胡子老头的脚步，走进辽阔的荒原。荒原中立有一冢，冢子的门洞大开。猎人扔下行囊，一手提着红缨枪，一手握着短刀，弯身走进洞中。

顷刻间，冢子里传来厮打之声，下起了大雨，刚刚升起的月亮被大雨洗涮得更加明亮，七彩的云朵不断涌向远方。大雨冲刷着坟冢，雨声掩盖了厮杀的声音。终于，猎人浑身是血地从洞口爬了出来，红缨枪只剩下枪头，短刀也断掉。猎人的脸上添了几道更深的伤口，这些将会成为他脸上新的疤痕。猎人无比虚弱，几乎是匍匐着爬回车站。他忘记了自己遗落的行囊。

第二天，朝阳初上，早班车站台上，人们再次见到那白胡子老者，他的脸色苍白，伤了一条手臂，用绷带吊在胸前。他的身后，跟着一家四口，儿子、儿媳、老伴和孙子。孙子很小，眼睛黑得透亮，等车的时候，他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车站候车室的门口，人们发现了一摊雨后的血迹。

有人知道，那是受伤的猎人留下的……

冬天下起了雪，老谭坐在炉火旁边，一脸凝重，通红的火光映在他的脸上，把他的影子投到后墙上。老谭用火钩将炉子封好，从墙上摘下长枪，把火药瓶装进口袋，把枪砂装进口袋，把改装后的信号灯挂在腰上——那时的信号灯像一把水壶，底座里装着半块砖头一样大小的盐酸电池。分大头、小头。大头里面装着碗一样的搬机，搬过来，红的，搬过去，绿的，再搬一下，是白灯。铁路信号，灯语很多，一种灯光代表一个指令。小头比较聚光，得细心调试，直到将灯碗聚到中心处，打出的灯光又远，又亮。刚参加工作，调灯，是必修课。要看谁的活干得怎么样，不用盯着他，只看看他手里的灯光，还有信号旗干净不干净，就行，这些都是人手一份的，不混用，上班第一天，站长就把这一堆东西塞进我的怀里，说：“去吧，跟着师父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