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姐姐回家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叫“岔路”的小镇上，摆摊售卖救生衣。它们是父亲失败生意的遗留物，小山似的堆积在家中阁楼上。那次活动由祖母策划，她叫了村里一位伶牙俐齿的妇女帮忙，货源我们出，赚钱后五五分成。对方很是兴奋，以为世上没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关键是价格。我们的摊位先是摆在学校对面的马路边，之后又挪到离大河不远的地方，用那个人的话说，有河的地方就有危险，有危险的地方自然需要救生衣。我们把价格从十八块压到六块，就差以大喇叭广而告之，就是无人问津。那些人从我们面前走过，瞅一眼那张写有“大减价”的纸牌，带着不以为然的表情快速离开；或者在我身上好奇地打量一番，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那位镶着钢牙、说话时唾沫星子乱飞的妇女，在自己吆喝无效后，劝我也动动嘴皮子。她说这话时，不远处正好走来一群我的同龄人，我立即低头羞红了脸，好像做坏事被逮个正着。他们离开后，我试着张了张嘴，又张了张嘴，还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好似那声音一旦由声带震颤着传出，我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在学校也是如此，老师让我上台讲故事，我声音比蚊子叫还轻，连自己都听不见。

那天，我们不仅没有卖掉半件救生衣，还白白浪费了车钱。到家时，天已经黑了，祖母看见我，欲言又止。后来，她对邻居老太太说，这孩子胆儿太小，应该多出去见见世面。早年，父母亲还在家，哥哥也没有外出打工，爷爷还是那个大嗓门儿、活蹦乱跳的老头时——她可从来不说这样的话。她总觉得我还小，慢慢来吧。现在，她年纪越来越大，自从得了一种会迎风流泪的眼疾后，视力更是每况愈下。我不仅是她孙子，还成了她的眼镜、拐杖和跑腿的，但凡有什么事，总让我出头。我逐渐变得活泼些，不再像从前那样畏手畏脚连一句利索的话都说不出口。她总是说，要是哪天她死了，我也应该学会自己过日子。

那年冬天临近年底时，父亲托人捎来口信，说今年春节会和母亲一起回家过年。我和祖母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尤其是祖母，白天忙着打扫卫生、置办年货，到了晚上唉声叹气，生怕说好的事情突然变卦。

那是学期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准备在他们回家之前把作业写完。就在我抓耳挠腮之际，祖母忽然说起姐姐，说着说着，她涕泪交垂，不能自已，那个女人不是你姐姐，你姐姐不是这样的！

一个月前，我在学校上课时，姐姐回来了。她和一群割蒲草的妇女去附近湿地上寻找一种能编织草帽的植物，据说，那种植物的花柱很像一根香肠，只在某些特殊地域里生长。姐姐站在祖母床前，拉着老人家的手，哭哭啼啼，说那户人家的父母对她很不好，他们的儿子她的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所有重活都落在她身上。她不仅要包揽所有家务，还要出门赚钱，冬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夏天更惨，汗流浃背，没有一点儿休息时间。她倒在祖母怀里抽抽噎噎哭个没完，直到被同来的妇女强行拉走，拖拉机停在村口，她们要去干活，等不及了。

祖母说，那个女人不是你姐姐。

那个女人有一双大手，你姐姐的手并没有那么大。

她一定不是你姐姐！

是不是姐姐，这个当奶奶的眼睛看不清楚，难道耳朵还听不出来吗？如果不是我姐姐，又是谁呢？哪个不相干的人会跑来我家诉苦？鉴于祖母老眼昏花，经常认错人，我并没想那么多。

在我还小的时候，姐姐就嫁到一个海边渔村里去了。上一次回家，还是六年前，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姐姐来过之后，家里多了很多海苔和虾米，足足吃了大半年。

祖母经常念叨那些海苔和虾米的滋味如何好，比集市上卖的好吃一万倍。可说着说着，祖母就抹眼泪，好像那些美味的海苔和虾米招惹了她，让她愁眉不展。镇上也有来自海边的商贩，除了海苔和虾米，他们还卖鲞干、墨鱼干、鱿鱼丝和长长的沾了白霜的海带。有一天，我给祖母买来海苔和虾米，还有她喜欢的鲞干，可她看见后，哭得更厉害了。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多愁善感，从前看越剧《红楼梦》她最讨厌的就是林妹妹的眼泪，现在，祖母自己也成了那样的人。那天，我坐在饭桌前心不在焉地嚼食着米粒，祖母忽然泪眼婆娑地望着我。

——你说，你姐姐对你好不好？

——要是她遇到什么困难，你是不是得去救她？

——你是男孩子啊，这种事情就应该男孩去做的！

我知道接下来她会说什么。可我除了几年前去卖过救生衣，尚未出过远门，再说岔路镇并不远，一个多小时就能来回。而姐姐的渔村属另一个县管辖，我对怎么去那里、两地到底相隔多远等问题都一无所知。

祖母说，她可以给我十块钱，让我带着在路上花。还有，我不是一直想看大海吗？那个村子就在海边，海边有白色沙滩、螃蟹、海螺，一定还有我从未见过的五颜六色的贝壳。

离过年还有十一天时，我还是踏上了去姐姐家的路。我将小松鼠偷偷藏进右侧口袋里——另一侧口袋里则装着核桃、花生和瓜子，书包里还藏着三个鸡蛋、五张烙饼、十块钱。祖母让我在找到远房表姑之前，不要把食物吃光，把钱花掉。她还告诉我，表姑住在一个叫横渡的村子里，只要找到她，就有办法了。

来到村里的小卖部，我买了大大卷、彩虹棒、花生芝麻糖，把左边的口袋撑得鼓鼓囊囊，把核桃和花生掰成碎末，喂小松鼠吃，自己则一路吹着泡泡糖，哼着卖报歌，好似行走在春游的路上。

这只松鼠是我在后山玩耍时捡来的，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我偷偷地用米糊和奶粉把它救过来，此后，无论去哪里都带着它。只要有吃的，它也从来不发出叫声，好像挺习惯我乱糟糟的课桌洞、散发着花生和核桃气味的暖烘烘的衣兜——并将它们当作自己的家园。它还太小，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睡，偶尔睁开眼睛，很快又享受地闭上。我很难解释自己的行为，为何要带一只小松鼠出门，它既不像大狗那样能用来壮胆，也不能在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可我喜欢摸它毛茸茸的后背，就像摸在一块条很软、很光滑的毯子上。它滴溜转的小眼睛好似两粒圆滚滚的黑豆，吃东西时会用前爪抓着食物，嘴里发出“咯吱咯吱”声，双眼直愣愣地望着你，耳朵却警觉地竖起——明明做出提防动作，其神情却近乎撒娇与卖萌，让人忍俊不禁。总之，有这样的小可爱陪着，即使独自出门在外，大概也不会那么孤单了吧。

走出家门，走过空荡荡的学校门口，赤脚医生的诊所前一个人也没有，晒谷场上也没人。学校放假了，天气又冷，他们一定躲在被窝里了。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从我身旁经过，还没等我看清他们的脸，就一阵风似的刮过去了。我很想在这时候遇见一两个熟人，最好是同班同学，他们坐在父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大声喊我的名字，×××，你要去哪里呀？

去海边，看大海去！——我早就想好怎么回答他们，我会把“大海”这个词语卷到舌尖，再狠狠地抛掷出去，让它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就像浪花对礁石所做的。等他们明白过来，肯定会哇啦哇啦地叫喊着，恨不得从那自行车上跳下来，问个究竟。我想让他们注意我、羡慕我，甚至嫉妒我，在我心里存储着太多的屈辱与不甘。作为插班生，我的板凳是破的，课桌摇摇欲坠，而最累最脏的活永远属于我。即使如此，还经常被老师罚站、罚抄写课文，放学后不准回家，我默默忍受着这一切，对家人只字不提。残酷的现实未能击退我的学习热情，书本世界安闲美好，又不乏探险之旅，慢慢成为我的庇护所。原本，我们都以为大海是蓝色的，像天空那样蓝，像蓝色布缎那样蓝，也像一种极其罕见的蓝色花卉（我只在某座山上见过一次），但自从在老师的带领下读完《大海是什么颜色的》这篇文章后，彻底懵掉了——大海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全班四十五个人，谁也没有去过海边，包括我们的老师。

就在我满脑子想着大海的模样，眼前的道路忽然出现分岔，两条一模一样的路像开杈的树枝位列左右。我犹豫片刻，想起祖母曾叮嘱过我，“你要一直往左走，不要去走右边的路”，这还是姐姐告诉她的。当年，我的姐姐就是被敲敲打打的队伍送到左边的道路上。

我从来没有走过左边的路，集市、镇卫生院、外婆家都在右边。甚至，我只去过一次的县城也在右边。右边的路上有我熟悉的风景，无论走多远，我都能自己回家。而左边属于异乡和远方。左拐的刹那，我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很怕来路忽然消失，但什么也没发生。我慢吞吞地朝左边走去，那是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与别的马路似乎并无二致。很快，我发现这条靠近左边的路似乎更热闹，那些房屋、工厂、诊所、竹林、小店里好像隐藏着更多的人，更浓郁的欢声笑语。鞭炮声此起彼伏，在山谷之间回荡，营造出过年的气氛，不全是欢乐，还有隐隐的不安。

我离开大路，来到河边。那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河水并没有涨满河床，只在中间流淌着。清浅而微弱的一横。阳光下，无数莹亮的东西在水面跳跃、闪烁，还有数不清的卵石、细沙，袒露在天地之间，银针似的莎草也出现在沙地和水面的交界处。但我眼里只有卵石，或圆润或别致，或粗犷或细腻，最喜欢盈手可握的那种。我蹲下身拣拣丢丢，有一种找到宝藏的兴奋感，总有几款适合打水漂，我用它们击打出七八道水花，或许更多。

我不断下蹲，挥舞胳膊，以恰当的力道甩出，水花一路绽放到河对岸。那些像瓦片一样扁平、匀称、轻盈的石块最能拉伸出一条华丽、迷人的水线，瞬间的折叠、翻卷、跳跃之后，汇成声势浩大的水上运动。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感到自己也随着那些石块，习了轻功，在水面上轻捷、自如地行走。直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将我拉回现实世界，我的双脚滑入水中，寒冷像针扎进我的皮肤里，鞋子湿透了，裤脚沾了淤泥，似乎有什么拖着我，要将我拖进一个冰冷的世界。

我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此前埋藏在心底的恐惧逐一浮现，一颗带黑色毛发的头颅似破败的卷心菜，漂浮在水面之上，一路追逐着我。有东西坠落在地上，但我已顾不上去捡。童年深夜里爷爷讲述的恐怖故事适时出现在脑海，一个偷鸡贼把鸡雏闷死在竹筒里，它们发出婴孩般的求救声；一户人家在亲人死去后要进行一项撵鬼仪式，死者生前坐过的摇椅忽然发出莫名其妙的“吱咯”声；一名溺亡的孩童化作一片浮萍或一株水草，藏在水下，伺机拖拽住玩水的人。我的心全然被恐惧罩住，好似湿布裹身，差点儿无法呼吸。

就在那时，口袋里的松鼠发出持续的尖叫声，好像一个人在紧要时刻发出疯狂的求救信号，在此之前，我几乎忘了它的存在。

我瘫坐在路基上，手里抓着一蓬杂草，放声大哭。车辆路过扬起的尘灰，弥散在半空中。临出门时，祖母改变主意，让我一定要带姐姐回家。她差点儿说，如果我做不到这些，就不必回来了。她一次次梦到姐姐，那些梦榨干了她的身体，形销骨立。她开始像男人那样抽烟，抽几毛钱一包的劣质烟，把手指甲都熏黄了，棉絮烧出黑乎乎的大洞——每个看到她的人都不由担心，这个枯槁的身躯会不会化作一股青烟飘走。

往左走，左边再往左——所有遇见的人都指着同一方向。一路上，零星的鞭炮声不断炸响，迎亲的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拖拉机上载着新娘的嫁妆，所有家具物什上扎着大红花，喧嚷着向远方驶去。我路过那些村子，疯子站在高高的树杈上乱喊乱叫，他的母亲仰着头，张开双臂——就像一只惊恐的大鸟，唯恐他坠落，或就此飞走；男孩赤脚从我身旁跑过，他的父亲捏着棍棒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年轻女人端着洗衣盆，往河埠头的方向走去。

往后的日子，这些从我身旁经过的人，我再也见不到了；而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所为何来。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对一个人来说，任何一个平常的日子都有可能是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天；而无论多么强烈的感受，除了自身，别人对此一无所知。想到这些，我忍不住感到悲伤。

暮色降临之前，我来到横渡村。我被一个男孩带到村子西边，拱桥那头，一幢两楼两底的水泥砖房屹立在荒地里，建筑的主体部分似乎刚刚完工，脚手架还没拆，外墙裸露着，扑面而来生石灰和红砖的气息。水泥地面暗淡粗糙，坑洼不平。窗户像个破洞，临时扯了一块红被单挂在那里，随风飘荡。我从未见过这样破败的新房，比老房子还要荒凉。一个身材矮胖、面相和气的中年妇女站在门口清理杂物，这个女人就是我表姑——我祖母大哥的女儿，我父亲的表姐，在她家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新房还未完工，老房子意外着火，摧枯拉朽般，一夜间全烧没了。始作俑者是家中九十几岁的老祖母，火星从灶房里蔓延开来，瞬间吞没了整座木头房子，还好只是两间孤零零的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