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家书

序

我父亲黄宝世是一个古巴华侨、地方侨领。1925年从家乡台山出国谋生，直到1975年在古巴逝世，他在地球另一边那个遥远的国度生活了50年，其间只于1937年回国探亲一次。在那漫长的50年里，他由苦工变成小商，以其艰辛的劳动，克勤克俭地赚取低微的收入养家糊口。他一生没有什么辉煌成就，但的确是老一代华侨中的优秀分子。凭着出国前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文化基础、经常阅读书报的良好习惯以及聪明好学，他很好地掌握了中文和西班牙文。他见多识广、为人厚道、广交朋友、乐于助人，在华人社区威望很高，长期连选连任侨居地中华会馆主席，服务侨胞，死而后已。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珍存父亲的家信。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回过头来点数一下，还留下40多封，时间的跨度达20多年（1952-1975）。虽经时移世易、六次搬家，这些信件有点儿残缺、发黄，但毕竟保存下来了，成了传家宝，实属万幸。

这些家书发自同一个地点：古巴大萨瓜（大沙华）市——我父亲的侨居地。城市虽小，却是古巴中部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以盛产农副产品和加工贸易而著名。1850年起就有契约华工在此工作，自由移民高峰时期华侨7300多人，占该市当时人口的五分之一。

40多封家书（同时也是银信、侨批）是40多只翻飞的鸿雁。在20世纪50-70年代没有民用越洋电话，没有E-mail、微信，没有别的通信渠道的情况下，只有它，从古巴凌云振翅，越过浩瀚的加勒比海，或越过太平洋，或辗转欧亚各地，历经大半个月甚至一两个月，然后来到中国，把天各一方的夫妻、父子和其他亲人联系在一起。

当我从古老的樟木箱箱底翻出这些陈旧的家书时，眼眶充满了泪水。当年，这些信我都是认真读过的，但那时候还年轻，好些事情未必能够深刻理解；而以后，工作忙碌，岁月匆匆，我竟顾不上多读两遍。直至退休了，才有时间把它整理出来，重新阅读，细心品味。这些家书，父亲是一笔一画十分用心地写下来的，内容丰富，文字简朴，书法秀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生活的真实记录，发自心底的肺腑之言。父亲信手写来，无拘无束，即使东拉西扯，也有一个主题贯穿全部家书的始终，那就是“回国”和“侨汇”，如果再加以浓缩，那就是一个字：爱！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也爱古巴。落叶归根是老一代华侨萦绕终生的心愿。父亲身处特殊环境的古巴，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晚年，他朝思暮想、东奔西走，为的就是回国团聚；寄钱养家，以侨汇和捐助为兴业、强国添砖加瓦，是老一辈华侨自觉承担的义务。他竭尽所能，倾囊奉献，为的就是妻儿老小的幸福、祖国的富强。父亲家书的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老一辈华侨的崇高理念和可贵品质，为后辈树立了榜样。这是一份可以从中反映出一个家庭、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一份可以交子传孙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今无论是中国还是古巴，都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改革开放成为两国共同的潮流。我们这个华侨家族由19世纪末第一代旅美先侨算起，历经百余年，逐渐发展、壮大，足迹分布更广。后来者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一代，即我的儿女一代，不但改变了祖辈从苦力起步的状况，以高学历直接进入侨居国社会的中上层，而且在事业上迅速崛起。这样，为家族、为祖国、为世界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也就成为可能。黄宝世的第二、第三代，已经涌现出三名博士，还有教授、作家、科学家、记者、企业总裁等职衔。尤其可喜的是，正处于中青年成长期的加拿大华人科学家黄雅凡博士，以其在国际上领先的作物抗旱保收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突破，应邀于2006年4月4日登上了美国科学院的演讲台。第四代已有四人在读大学或从世界名校毕业……“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先侨当年背井离乡的苦泪没有白流，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很好的回报。我相信，这对于读者认识人生奋斗的价值也会有所启发。

家书本来是私密的东西，但古巴老华侨越来越少，数十万古巴华裔的中文程度有待提高，新移民多借助电子通信，来自这个遥远国度的中文家书变得稀缺。我想，如果把它稍加整理，可能就是一份有价值的华侨家庭生活史，一本尚少有人涉足的古巴当代华侨史。如果再多花点儿工夫描述背景，演绎有关的人物故事，则或许还会引起读者回忆往事的兴趣。中国读者可以随我神游古巴，海外华侨华人读者则可从中了解中国侨乡。它或可在“讲好中国故事”活动和中国古巴民间文化交流中发挥一点作用。于是就有了这部百年往事与鲜活现实互相穿越的非虚构作品——亦可称为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在这里，借《作品》文学平台奉献给读者的，是新近在西班牙出版西文版Padre & Hijo： Las memorias de un chino en Cuba y la trayectoria de sus cartas familiares（《父子：古巴华侨记忆与家书轨迹》后，注入了新材料的中文版节选本。其中，近年到古巴和广东侨乡进行田野调查获得的材料可能是一个亮点。

1. 读书人本色

1952年4月，由古巴大沙华寄到中国广东省台山县五十区永隆村：

接来手札，妥收一切，勿念。藉悉汝春季投考中学，名列廿六，经已入学读书，闻讯之余，无限快慰。

我前信已经详细讲过，如进入每一间学校读书，是必知道读书人的立场，求深造求上进，是为读书人的本色。对于金钱的用途，还须时时谨慎。况汝母亲在家身体多病，倘得时间许可，不时回家照顾为要。

我上月初旬由香港世赞处付上港银三百元，是否得收，来字报告。今再由香港世赞处寄上港银五百五十元，到步查收，以应学费和家用。此款我经向世赞说明，不可一次汇入汝收，成（诚）恐有意外发生，即系汝需要款项若干，即去信香港世赞兄付回，所余存留香港，较为妥善。据说汝外祖母年老壮健，可堪告慰。汝千祈交多少佢（她）（做）费用为要。

我目前身体安好，请勿在念。

小儿卓才收读

父 宝世 上言

一九五二年四月廿八日

故事的开头，并不是1952年。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父亲给母亲和我写过很多信，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这封信是2006年我回台山永隆村老家时发现的。它在古老木衣柜的抽屉里安静地睡了54年，信笺、信封齐全。信封是中式的，它没有邮戳，是一封托人随汇款带交的银信，也叫侨批。当时，侨汇大多是通过商业银行寄送到香港的私人银号（钱庄），然后由银号派人带入侨乡，直接交给收款人。这一次，父亲是在古巴通过香港的黄姓兄弟世赞先生转来的，应该经过“走水客”之手，因为信封背面有“除汇费士担费20元”字样，而没有贴邮票（Stamp）。

信封上留下了虫蛀的痕迹，信封、信笺字迹溶化过，显然经过水渍。这种种情况，使它显得非常珍贵。而且，它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半个世纪前，勾起了我少年时代的回忆。

我父亲黄宝世，古巴华侨。

古巴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古巴人是什么样子，小时候，我总觉得是一个谜。父亲为什么去古巴，而不去美国、红毛（加拿大）、南洋，也是一个谜。古巴离中国两万公里，天涯远隔，直到现在，许多人对古巴还知之甚少，知道得越少就越觉得神秘。美丽的哈瓦那和独特的加勒比风情，更让游客趋之若鹜。

为了深入解读父亲的家书，了解古巴，我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图书、报刊文章和影碟，访问了知情人，开始研究古巴华侨的历史和现状。谜底露出了尖尖角，但没有全部揭开。正因为如此，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在父亲家书的引导下，穿过历史的隧道，走进中古两国几十年前那个特殊的年代，走进一个老华侨的生活领地和内心世界……

我父亲黄宝世，1898年生于广东省新宁县（后改称台山县，现为市），名叫锡旋。“宝世”是他的“字”，也写作“保世”——按照我们黄姓江夏堂“道、德、尊、朝、廷；世、传、礼、义、重……”的辈分排列，他属于“世”字辈。我们那个村子叫永隆村，现属四九镇上朗居委会，曾以盛产优质番石榴闻名。永隆村到处都有，倒是土名“黄泥头”既贴切，又独一无二。黄泥头是个宁静的小村庄。它离台城八公里，离北峰山旅游风景区更近。村中现时只有18户人家，有几户是古巴侨眷，而全家侨居美、加、菲等国的则有七八户，是个典型的侨村。

我没有见过祖父，只从母亲的口中知道他属“廷”字辈，叫超廷，是一位教馆先生，当时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所谓“馆”，即指“书馆”，也就是私塾。“教馆先生”就是乡村教师。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父亲排行第二，村人称他“二叔”。三叔名平安，赴南洋谋生，一去不复返，也无书信联系。如今在台山老家唯一可以纪念爷爷的，是一个便于肩挑的轻巧原木小书柜，据说这是他用来装书簿、挑着到别村去教馆的行头。

家里穷，父亲只读过三年书，十多岁就出来做小买卖谋生。后来到离我村仅一公里的五十墟的一家药材店做伙计，一干就是八年。他勤奋好学，通过读医药书、看医生处方、拣中药，不但认识了许多字，而且写得一手好书法。他精通业务，待客如宾，很快被提升为掌柜。

父亲长得白净帅气，在乡间被称为靓仔，人又斯文老实，聪明好学，所以特别讨人喜欢。父亲于25岁结婚。我母亲伍美意（别名美凤、金凤），时年20岁，出身于邻近村庄盘龙村（土名“炒米沙”）一个华侨人家。

1920年，由美国华侨陈宜禧发起集资兴建的民办新宁铁路建成通车。铁路贴着我们村边经过，附近还有一个车站——五十车站。来来往往、呼啸而过的火车，每天运载着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旅客和货物，带来许多新的信息。西风东渐，洋气入怀，这里的乡下人不再闭塞，他们时刻思考着怎样寻找“出路”，于是就有越来越多出洋谋生的华侨。

台山是中国著名侨乡，岳父又是美国归侨，这无疑都会对我父亲产生深刻影响。结婚后不久，他以多年打工的积蓄，再向外家借了一点盘缠，与村人黄舜传（Fermin Wong）同赴古巴谋生。其时为1925年，我父亲27岁。

父亲选择古巴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据古巴驻华使馆旅游办事处提供的数据，“20世纪初，在古巴华侨华人有二三十万人”。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多中国人（其中九成是广东人）去古巴，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加拿大正在排华，而古巴早已结束了“契约华工”的历史，并与中国政府（清政府）签订条约，对移入的华侨给予最惠国待遇；中国则允许古巴在华招募自由移民。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地处加勒比海的岛国古巴都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国际糖价上涨，糖产量居全球首位的古巴得益，城乡繁荣持续半个世纪。当时古巴正处于美国控制下，美资投入逐渐增多，经济发展迅速，就业机会多，古巴成为世界闻名的商业乐土、旅游天堂，也成为美洲华侨华人聚集的中心。因此，它对中国人，特别是正在寻找“出路”的台山人有很大的吸引力。面对中国侨民日增，古巴政府借机提高移民费，征收标准据说相当于中国的70银元，等于父亲在五十墟两三年的工钱。虽然如此，台山赴古巴谋生的人还是很多，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地区甚至出现好些“古巴村”。比如台山三合镇的松咀村、端芬镇的东宁里、广海镇的夹水村，新会沙堆镇的梅阁村、独联村等。沙堆镇这两个村子早在契约华工（卖猪仔）时期就有人去古巴，梅阁村古巴华侨曾多达2000人，独联村则曾有700人。

我父亲选择古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侄子黄舜传的带引。黄舜传辈分低，年龄则比我父亲大，1920年就去了古巴。

我父亲到达古巴初期，曾经到种植园做工，当过理发匠、西班牙老板的私人管家，然后做杂货店小生意。他所起的西班牙文名字Fernando Wong是按照古巴人姓名的习惯，把名字放在姓氏的前面。我译作“菲那度·黄”，如果按普通话，可以译为“费尔南多·黄”。

古巴华侨、华人、华裔与其他国家的中华儿女不同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当地语言（西班牙文）的名字。这显示他们在保持自己民族传统的同时，与古巴民族的融合特别深。

写这封信的时候，父亲已经背井离乡27个年头了。

1952年，无论是古巴，还是中国，都有重大的政治风暴发生。在古巴，是巴蒂斯塔政变；在广东家乡这边，则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