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密码》里的办案流程符合历史吗？

我们眼中的《清明上河图》，曾经只是再现北宋盛况的传世名画，然而伴随着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的热播，画卷中的840多个人物瞬间成为惊天大案的参与者、见证者，重重谜团之下，开封府、大理寺甚至皇城司纷纷下场，侦查取证、抢夺证人、查阅卷宗、反复推理……

开封府、大理寺、皇城司……宋代的机构设置这么多，遇到案件该怎么办？它们分别有什么权限？司法程序又是什么呢？

北宋主要断案机构

司法审判若想不乱，分工合作、程序明确就显得异常关键。北宋立朝之初就明确了不同区域、不同案件级别的授权问题。

北宋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级，州县掌握笞刑与杖刑，重在教化百姓，点到为止，州县之上的机构负责汇总卷宗，徒刑、流放、死刑则需进一步向中央上报；中央的刑部不掌实权，只是梳理卷宗；单独设立的审刑院负责对重大案件进行审核；大理寺则对于存有疑虑的案件进行再次审核；如果仍然拿不准则要御史台出面监管。此外，倘若案件争议大，朝廷内外有太多不同的意见，皇帝则要组织专门的审核团队进行重点审核（如杂议、制勘院、推勘院）。不过在北宋末期，经历了官制改革，上述流程有少许改变。

开封是都城，开封府不同于一般的州府，开封府的断案有其独特之处。虽然开封府的徒、流、死三刑也需向中央上报，但它的官员设置更为复杂全面，审案与断案的流程更为清晰，加上其坐镇京畿之地，则会承受更多的王朝压力，大案、急案频出，法理之外的官员升迁、京城安全、皇室颜面等因素掺杂较多，想得出公正稳妥的判决实属不易。

有人会说，我们印象中宋代的开封府里有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和让奸人闻风丧胆的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这不是拥有死刑权吗？其实这是文学演绎，包大人的黑面黑袍、额头处的月牙印记、府衙内的三口铡刀和身旁的一众高手，并非都是真正的历史。

至于《清明上河图密码》中提到的皇城司，它实际上是为皇家服务的特务机构，平日负责巡查京城、严守宫城门禁、刺探情报等。如果遇到皇帝秘密吩咐的事，皇城司则不受其他机构干预，不属于常规的司法机构。

从“冷清冒充皇子案”看司法流程

很多学者把宋代司法视为古代司法之光，因为它明确规定“鞫谳分司”，也就是审案子与判罪刑要分开，机构、人员不能重叠，前者负责就本案范围内收集人证、物证，形成口供、卷宗，其他不能逾越一步；后者则根据已提供的证据，展开进一步的法理论证，直至给出判决。

为了满足这一原则，州府、大理寺等机构进行了人员的明确区分：一般的州要设置初步审查机构，如州院，由司录参军负责，管理民事案件；又如司理院，由司理参军负责，管理刑事案件，都审理完毕后由司法参军核对法律条文，给出司法解释，再由判官、推官写出判决意见，最后交由知州、通判判决。

开封府机构设置较为完善，严格遵循“鞫谳分司”原则。具体包括使院、府院、左右厅、左右军巡院等机构。主要官员有权知开封府、推官、判官、司录参军、六曹参军、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勾当左右厢公事等。大理寺的主要官员为卿一人，少卿二人，部门细分为“左断刑”与“右治狱”。其中，“左断刑”主要负责“奏劾命官与将校、大辟以下疑案的审理”；“右治狱”则负责“京师百司案件、特旨委勘重大案件和侵盗官物等案件”，两大部门内部还有初审与判决的功能区分。

为更加清晰地考察司法流程，我们不妨以宋仁宗时期的“冷清冒充皇子案”来加以探讨。宋仁宗在位长达40余年，名臣如云、政绩颇多，然而仁宗却没有子嗣。于是，民间有胆大妄为之人想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冒充皇子来继承大统。

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开封府迎来一个神秘之客，名为冷清，其自称流落民间的皇子。

面对如此大事，开封府上下极为重视。但是，经过开封府内的多次审查，仍没能完全证明冷清的身份，于是权知开封府钱明逸就想圆滑解决，让冷清前往汝州编管，借以缓冲，静待时变。但此举遭到府内推官韩绛的反对。韩绛认为，此事应该及时上报中央。

按照宋代司法规定，只有开封府内的审查官与判决官共同签署，此案才能通过，所以在争执之下，案件只能提交给中央进一步复核。

“冷清案”事关重大，故而经由大理寺复核后直接转交御史台讨论，台谏官赵概与包拯一同奉旨重新审理此案。心思缜密的包拯亲自前往开封府军巡院查看卷宗，然后派人寻访冷清的亲朋故人，发现冷清所言前后不一，属招摇撞骗之徒。

正是“鞫谳分司”，使得开封府内存在不同见解；正是共同签署方能生效，使得存疑的案件提交中央；也正是司法审核重视证据，使得案件的原貌浮出水面，幕后的真正黑手受到严厉的制裁。

从“阿云之狱”案看司法博弈

宋代司法的办案原则是科学性与教化性相结合，体现为重视证据、疑罪从无、从轻从赎。“阿云之狱”案是一场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重大司法争议，不仅涉及地方至朝堂众多官员，就连皇帝也亲自下场多方调和，可以说是窥探宋代办案原则的绝佳例证。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今山东境内）传来一宗大案：一个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亲去世的守孝期间，被家人订下婚约，准备许配给男子韦某，阿云不满于婚约，便趁韦某不备，持刀刺伤了他，虽没有危及性命，但断了韦某一指。

登州知州在认真调查案件情况后，提交中央复核。此时阿云的作案动机、作案过程均有清晰记录，案件证据相对完备。

审刑院和大理寺查阅卷宗后，认为母丧时婚配严重违反道德教化，加之谋杀一事，认为应当对阿云处以极刑。但随后新上任的大理寺卿许遵则反对，他认为阿云因事而谋杀，且有自首表现，应当减刑二等。由于此时中央审查机构间意见不统一，于是神宗下令重臣王安石与司马光一同讨论。谁知王安石支持许遵的意见，司马光则支持审刑院与大理寺的意见，矛盾未能解决。

一番争执之下，御史台提议再度复核，神宗只得又下令翰林学士与知制诰数人一同再议。然而，因牵扯官员派别、意气之争，讨论多有反复，最终，神宗作出裁决，从轻判处阿云，处以流放之刑。

从结果来看，神宗采纳的司法解释是，因母丧期间不能实行婚配，所以阿云订婚的关系不成立，不能视作杀夫，而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加之阿云犯罪动机与事实清晰，且有自首表现，故而重视证据与从轻从赎兼具，依照死刑减二等的法律规定予以宽大处理。

可见，宋代的司法程序与司法原则立足于审查与判决的分工，立足于改变屈打成招的惯例，立足于实现充分讨论的公正，所以在理念与体系上，宋代司法堪称古代司法之光。但正如《清明上河图密码》所揭示的复杂景象，哲宗、徽宗、钦宗三朝已然是党争不断，司法领域的各级执行者们或留意政治，或一心贪腐，欺压百姓，或玩忽职守，有心坚守司法原则、道德底线的官吏已经少之又少，这或许就是后人不断推崇包拯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原因所在。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