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作者: 张广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诉求。本期聚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探讨,以飨读者。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支撑。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以课程教材为主渠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新格局,建构了素养导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新样态,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考试评价的育人新导向。同时,也面临着载体路径、数智化转型升级等系列新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立足新时代,面向未来,探索主题教学,打通实践育人堵点;培育数字教育教学新生态,提升数智赋能水平;加强理论研究,服务指导育人实践。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新样态;教育数字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支撑。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夯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取得明显成效,但也面临着自身调整,针对载体路径、数智化转型升级等系列新变化,我们必须扎根本土,立足新时代,面向未来,系统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现状、机遇和挑战,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主动谋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落地落实。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战线积极行动、多措并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全方位发挥了文化育人功能。
(一)形成了以课程教材为主渠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新格局
新时代,按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要求,党和国家制定系列政策文件予以制度保障,进一步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地位和作用。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分学段有序推进做出系列政策安排和明确要求。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要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全方位融入各领域。
从课程教材来看,2021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大主题教育进行顶层设计:“以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三科为主,艺术(音乐、美术等)、体育与健康学科有重点地纳入,其他学科有机渗透,‘3+2+N’全科覆盖。”[1]在普通高中和义务教育课程教材修订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教材“进什么”“进多少”“怎么进”等作系统设计,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系统化、长效化、制度化。
(二)建构了素养导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新样态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教材完成顶层设计基础上,素养导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如何落地成为关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有其特定的运行逻辑,既要符合课程教学理念和学科逻辑,更要遵循文化学习规律和育人实践逻辑。近些年,广大学校和教师积极研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本课程,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科教学的可行路径,素养导向的传统文化教学新理念、新样态逐渐显现。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单元教学兴起。以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为主,通过明确单元学习的整体目标,关联和发展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如人教版小学《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骄人祖先,灿烂文化”分别围绕文字、科技、传统美德展开。三个主题紧密相连,不仅涵盖了丰富的知识点,更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为学生提供深刻启示和引导,共同构成了对中华文化的全面深入展示和对中华文化精髓的整体把握。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学科主题学习增多。跨学科视角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不同学科相融合,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传统文化学习体验。比如,历史学科教学都江堰内容时,教学设计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聚焦历史课程核心素养,将都江堰水流现象与物理学科的力学相结合,让学生感知都江堰水流的力学原理;将都江堰开凿中的火烧、泼水与石头的化学变化相连接,让学生感知都江堰建造中的化学原理。学生置身都江堰建设的时空情境,立足自身现实生活,肩负起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使命责任,实现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
三是数字技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应用更加广泛。《典籍里的中国》《跟着书本去旅行》等电视节目的播出,以及短视频平台中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优质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同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还积极研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音视频课件、精品课等,创设数字化育人情境,探索沉浸式、体验式等数字教育教学新方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走向数字化。
(三)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考试评价的育人新导向
教育评价改革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教学导向。大规模、高利害的中高考更是教育评价体系中的“牛鼻子”。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开放性,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等现象,充分发挥考试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落地落实和促进文化育人导向作用发挥非常关键。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考试评价内容改革的明确导向,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国家认同、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一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考试评价制度设计,进一步凸显文化育人功能。早在2014年,《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围绕新形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系列问题,专门提出“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2]。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强调对学生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品德修养、知识见识、奋斗精神、综合素质等方面考查,明确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考试对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重要导向作用。[3]《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一核”“四层”“四翼”的体系结构,在不同角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嵌套。如“四层”是指以核心价值为引领、以学科素养为导向、以关键能力为重点、以必备知识为基础的内容体系,每个层级都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要素。[4]
二是在中高考命题中,精选文化成果,通过多种形式考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增强文化认知认同。如2024年高考理科综合全国新课标卷第7题以“文房四宝”为素材,考查学生对笔墨纸砚中有关化学成分的辨析能力,使学生感受化学学科对人类生活的重要影响,同时认识到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贡献。[5]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试评价命题研究引起重视,彰显文化育人立意。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全国高考试卷试题评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作为专门部分进行呈现。如2024年高考语文全国卷试题评析单列“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德修身”[6]。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各类考试试题之中,既彰显了考试评价的育人立意,又弘扬和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素养导向教育改革的应有之义。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伴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将发生格局性变化。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亟须迭代跟进
《指南》发布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入以现行课程教材体系为载体的文化育人新阶段。从总体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在教育战线被广泛认同,但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认识理解、落实落地行动上与政策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
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认识上尚未跟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政策发展,认知亟须转型升级。调研发现,很多地方、学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重在强调其地方性、特色化、民族性等,极易将其泛化、窄化,甚至偏离文化整体育人的价值导向。
二是热衷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活动,制约着教育政策在课堂落地生根。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和学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教材政策理解不深刻,不仅影响着政策实施,更制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实效性的发挥。如果文化教育仅停留于“活动表演”,原有传统文化教研、教学力量很可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政策落地的阻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水平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指南》的颁布,解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现行课程教材体系中的融入路径和载体问题,但从《指南》落地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科课程教学融合不够。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指南》是教育战线对党和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政策的履职行动,同时也是对教育战线提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政策落地实施要求。对于课程修订者来说,他们要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学科中进什么、进多少、进到哪里以及如何教学、考试评价等问题。目前上述工作已经完成制度设计,但对于具体如何实施,不同学科教师怎么开展教学等指导性不够。
二是课程实施主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教育上存在驾驭难度。近些年教师被赋予更多课程教学改革的主体地位和自主空间,教师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学科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等教研教学和事务性工作,难以抽身提升传统文化素养,且传统文化素养亦非一朝一夕能提高。从总体上,在政策制定者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成了进课程教材的使命,但进入课程教材后,传统文化教育就掌握在课程教学实施者手中,如何走进不同学科课程的课堂,并在不同学科教学活动中使传统文化整体进入学生头脑,这是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对于学科教研员来说,他们更多注重自身学科课程教学的研究指导服务,对传统文化认知和理解不深刻,缺乏整体驾驭传统文化的能力。对于一线教师来说,他们更多按照本学科逻辑去教学,很难有高站位,也难有时间精力设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教研员和教师的学科本位认知,以及“考什么教什么”的以考定教逻辑,制约着传统文化教育整体思维,更难以驾驭传统文化教学。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需要不断升级
伴随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深入实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建设,广大教育工作者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升级,大数据赋能教育教学创新应用不断深化,优质资源更加普惠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发展新赛道和新优势逐渐显现,以数字化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高质量发展亦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总体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在一些方面与数字时代发展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发展理念有待进一步提升。教育数字化意味着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将变成普遍现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将通过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大规模标准化学习转向大规模个性化学习。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数字化育人模式滞后于教学新样态。数智时代,数据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要素。未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以数据治理为核心、数智技术为驱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向数字化的系统性跃迁。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将面临结构性重组。数智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将围绕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等目标实现革新,以培养学习者思维能力、综合创新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文化自信为指向,把传统文化素养、数字素养培育摆在突出位置。在内容组织形态上,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化的知识点和逻辑关系建立数字化知识图谱。在内容呈现方式上,通过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数字技术生成数字空间,让传统文化教育成为更加美好的文化体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策略与优化路径
面向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立足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转化的研究逻辑,持续优化顶层设计,从教育强国、文化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高度进行系统规划和整体布局,进一步发挥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不断促进与时代相适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优化和生态构建,整体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变革和理论创新。
(一)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学,打通实践育人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