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态文明教育的时代价值与现实进路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奋进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着丰厚的滋养，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新时代新征程，如何继续坚定文化自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本期话题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解读、探讨，以飨读者。

摘 要

生态文明教育是新时代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态文明教育有助于弥合中西生态价值观分野、巩固中华民族生态话语主体性、拓展丰富“第二个结合”的内涵与外延。然而，目前我国生态文明教育仍面临着传统生态文化主导性不强、生态教育整体性和系统性不足、践行效果不佳等诸多挑战。要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生态文明教育的预期目标，必须明晰传统生态话语边界，构筑日常生活绿色场域，打造多元共建模式，不断增强公民的生态文化自信。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明教育；时代价值；现实进路

作者简介

闫金红，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婧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1]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谋篇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智慧为新时代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教育体系融合度不足，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教学方式略显单一。厘清传统文化思想融入生态文明教育的话语脉络以及时代价值，探索生态文明教育的新理念、新范式，在理论上澄清关于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的认知误区，在实践中解决规范化使用传统生态话语的现实困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态文明教育

的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生态观念具有本源性、整体性、超越性，对当代公民生态价值观的塑造和行为方式的引导具有重要意义。将其纳入教育体系，有助于使传统生态文化、生态意识进入大众文化视野，促进生态道德内化为普遍道德原则， 并逐渐渗入社会结构系统，最终指向一种自觉的绿色生活方式。

（一）澄明传统生态价值逻辑，巩固生态文化主体性

中西方生态哲学本体论本质不同。代表西方文化特征的柏拉图主义强调，由感性事物构成的现实世界，均是来自对理念不完善的模仿。因此，现实世界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就来源于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每一次对现实世界缺陷的克服就会推动一次进步。人们的心理结构与生活方式深深根植于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人的能动性被发挥到极致，人类社会也达到空前的文明状态。但是，这种对人类主体性、理性的极端赞扬，使人把自然界仅仅作为被征服与改造的对象，最终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未能将人的尺度与自然的尺度有机地结合起来，透露出自身生态文化片面性和短视性的弊端。

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有悖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2]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是对中华民族整体自然观的凝练表达。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唯一。”（《庄子·齐物论》）他认为，人与天地乃是一体，共同化育世间万物，“我”作为万物之一，并非独立于他物而存在，“我”内在于万物之中。董仲舒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的活动与天地、日月、四时相合而不违背。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他主张，人不应把自然仅看作被认识的对象，而应“体天下之物”，即感受到自然与自己的生命不可分离，才会对自然始终保有敬畏。以和合思想为基础，寻求天人统一的整体思维模式，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一部分。加强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教育的融合无疑有助于弥合中西方生态价值观分野，提升我国生态话语的存在感和认同感。

（二）坚定生态文化自信，拓展“第二个结合”的外延

传统生态思想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充足的历史养分，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传统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取向高度契合，为两者相互融通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3]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往往只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缺乏自身行为对自然造成长远影响的深刻反思，虽然在短期内征服了自然，却也不得不承受自然力报复的恶果。我国传统生态观认为，“草木植成，国之富也”。（《管子·立政》）也就是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传统生态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科学论断，丰富拓展了“第二个结合”的内涵与外延。

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究其实质，是人对社会道德责任的有机延伸。马克思指出，自然界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而存在，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生理的和精神的生活同自然联系在一起，这只是意味着自然同它自身联系在一起。”[4]毋宁说，人要为生态共同体，即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元素等有序的新陈代谢负责，以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生态道德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也不乏得到佐证。比如，孔子提出“泛爱众而亲仁”“节用而爱人”“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观点，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内在关联，将仁爱的对象范围由人扩大至自然万物。“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人与自然同根同源，皆因遵循规律而“生”。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养料，为达到“两个和解”的最终目标，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坚定生态文化自信奠定了最基本的理论前提和行动旨归。

（三）彰显中国生态道义，为国际生态治理注入新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5]传统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治理的思想碰撞开启了人类生态文明新的视域，也推动了传统生态文化的纵深发展。不仅消除了我国传统生态话语的“空场”状态，展现出理论与实践、民族与世界之间的适度张力与动态平衡，也为找到人们生态观念的平衡点和交汇点，逐步建构起能够得到广泛认可和普遍认同的交叠共识提供了全新契机。可以说，“其大无外”“民胞物与”“道法自然”等传统生态观始终“在场”而没有“缺场”。这些兼具反思性和思辨性的传统生态思想，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世界生态文明教育注入了全新动力。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自然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础，自然环境足以影响社会发展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把生态文明上升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资源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15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全人类发展视角，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了“全球生态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命题，从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两个维度出发，深刻洞悉人类生态文明转型趋势，对生态文明新样态的认识由本土拓展至全球。同时，秉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传统民本理念，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推动各领域互惠共享和绿色转型，体现出中国传统宇宙观、天下观和生态观蕴含的强大道义力量，是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态文明教育的生动案例。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态文明教育

的现实问题

早在2005年，“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便被列为国家重点工作之一。在宏观层面，我们对生态文明教育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国内外教育启示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在微观层面，如何将生态价值理念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尤其是将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贯通教育教学始终，还存在具体操作方面的欠缺。

（一）外源性和内源性风险交织，中华传统生态话语主导性式微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就将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纳入道德教化，并通过礼制的形式教育人们热爱生命、善待自然。节约适度、绿色生活、动物保护等思想在传统生态文化中皆有迹可循。现如今，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正遭受着外源性与内源性风险交织冲击，在生态话语挖掘、话语创新、话语统摄力与宣传教育等方面均不尽如人意。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对自然无节制地索取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及生态灾难首先在西方国家显现。生态责任、生态限度、生态正义等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多国绿色政党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生态话语开始与政治实践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生态保护与宣传教育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并且在植入我国语境的过程中通过他者视角对我国传统生态观进行错位解读，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一定的思想困惑。

进入新时代，我国在全球生态领域的规则制定、议题设置、平台搭建和自主话语建构方面持续发力，生态文明建设的视野、角色和作用等都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的变化。但是，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大打“环境牌”，多方面对我国施压，围绕生态环境问题展开的大国博弈十分激烈。[6]当下，西方国家为转嫁国内生态矛盾，罔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强势要求其“去工业化”。这种强势的生态话语表达，给国际生态治理造成了一定混乱，在暴露其自身话语虚伪性、滞后性、狭隘性的同时，也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权提升带来了有利契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7]坚持生态文化自信是破解生态博弈难题的关键。必须植根中华民族深厚的生态文化传统，涵养富有知识智慧和思辨特色的中国生态思想体系，运用多种宣传教育方式，渐进扭转人们的生态观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绿色化。

（二）整体性和系统性考量不足，中华传统生态理念融通性欠佳

用整体系统观和辩证思维谋篇布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传统生态观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每一自然物及其系统均有其独特价值，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充盈着动态平衡的张力与智慧。这些思想理论本应是生态文明教育的宝贵资源，然而，关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话语融入生态文明教育的目标不明、内容晦涩、模式单一，总体不尽如人意。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教育应以实现人和社会的生态化发展为出发点，以培养生态公民为目标。[8]这意味着要将传统生态文化理念从认知、价值、审美、道德、消费等多领域、全方面、持续性地与生态教育相结合。二者的融合绝非简单叠加与堆砌，长期以来，由于过于注重知识的宣传和讲授，对公民生态伦理观和社会责任感的涵养效果不佳，公民运用系统性思维解决生态问题的能力培养尤为薄弱，要将传统生态伦理观念贯通生态文明教育始终，依然任重而道远。

从国家层面看，尚未出台将传统文化融入生态文明教育具体的指导性规范和激励性措施。作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主体的各级各类单位，事实上，尚无详细的方案和明确的标准可以参考。目前，传统生态话语中大部分相关表述政治性、学术性、理论性较强且用语生涩，大众化稍显不足。多数学校并没有将生态文明课程独立纳入培养方案，传统生态文明教育的内容零散于思政课、专业课和其他课程之中。由于各学校依托自身特色和办学定位进行教学，鲜有设置与传统生态文化相关的专门课程。此外，囿于部分教育目标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本身不具备一种动态的、恢宏的视野，包含传统生态思想内容的教材，权威性不够、普及率不高、衔接度不佳，大中小学一体化生态文明教育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关于“双碳”、气候变化、生态思维方面缺少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教育生长点；传统生态思想与各领域的耦合效应未能得到相应重视。总体而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态文明教育面临知识体系构建的掣肘，急需新的理念与新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