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生态学理论视域下德育数字化发展的生态建构

摘 要 数字技术赋能德育工作是德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需。基于发展生态学理论进行分析，当前德育数字化发展生态仍然面临数字素养、数字协同、数字鸿沟及数字伦理等现实问题的挑战。未来发展重点在于提升德育工作者与学生的数字素养，强化数字技术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构建多元协同的数字化育人平台，并推动多学科合作以解决人工智能工具的伦理对齐问题。

关键词 发展生态学；数字技术；德育数字化

作者简介 章小妹，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讲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德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德育数字化推动德育工作高质量发展，对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从实践路径上看，德育数字化就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德育工作的过程，推动德育数字化发展的重点则在于建构一套符合德育数字化发展规律的生态系统。

一、德育数字化发展的生态系统建构

德育工作的效力受到学校、家庭、社会等多层次因素的影响，各单一系统的汇集与嵌套构成了德育工作的生态系统。

（一）理论溯源：发展生态学在数字时代的运用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发展生态学理论，将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建构为一套具有嵌套结构的生态系统，个体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并在此过程中得到发展。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不少学者在布朗芬布伦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数字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提出用新生态理论来理解数字时代的个体发展。[2]发展生态学理论将影响个体发展的生态系统划分为四个层次：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部系统与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个体参与互动的直接场所。数字时代，新生态理论将微观系统进一步划分为现实微观系统与数字微观系统，现实微观系统主要包括家庭、学校、社区，数字微观系统主要包括个体参与互动的数字平台。中观系统是多个微观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系统，常指代家庭、学校、社区等现实微观系统间的相互联系，数字时代还关注多个数字微观系统间的联系以及现实微观系统与数字微观系统间的联系。外部系统是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会间接影响到个体发展的系统。宏观系统是意识形态上的系统，包括会影响以上三类系统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氛围。本文基于数字化的发展生态学理论，建构德育数字化发展生态（见图1）。

（二）微观制度：数字平台与传统要素共生

家庭是个体道德发展的最首要系统，家长作为子女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其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对子女思想品德观念与行为的形塑有深远影响。学校是德育的主阵地，思政课教学、师生互动、校园氛围与朋辈群体均具有塑造道德认知、传递社会规范的功能。社区活动、社会德育资源共享同样构成了微观系统的一部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家长开始通过网络家长会、微信群、公众号等渠道了解学校动态和子女在校表现。学校应用慕课、微课、直播课等数字化教学手段开展思政课教学，构建智慧校园。社区依托数字平台组织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博物馆、科技馆等德育资源单位也逐步探索线上展览、虚拟讲解等数字化手段。除此之外，社交平台、游戏平台、视频平台等数字平台为青年学生提供了全新的互动模式，也为德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平台影响着学生的道德认知、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其中良莠不齐的信息可能会对学生的道德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数字微观系统与现实微观系统的协同互补，成为德育数字化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中观机制：不同微观系统协同育人新模式

中观系统强调不同微观系统相互协同对个体德育发展产生的影响，关键在于理解并改善不同微观系统间的相互协同。这要求德育工作者明确认识到学生并非在单一环境下发展，德育是在多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进行的。中观系统强调的观点与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具有内在耦合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基于数字平台的校家社协同育人新模式。例如，依托智慧教育云平台打通学校、家庭、社区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数字时代，德育工作者更要关注到数字微观系统与现实微观系统的互补性，在德育工作中充分结合两类系统的优势。开发校园德育App，集聚学校德育资源，链接家庭、社区，构筑线上线下一体化育人平台，是提升德育工作时代性、吸引力和实效性的重要路径。

（四）外部保障：多元主体间接影响德育成效

外部系统通过改变个体所处的微观系统，间接对个体的道德发展产生影响。学校应有充分的体制机制保障德育工作的开展，引导并鼓励家长通过家庭教育对子女进行道德启蒙与熏陶。政府应有政策引导社会开放共享德育资源。数字平台运营商应有完善的内容审查机制，杜绝不良社会思想在数字平台的传播；数字产品供应商应提供丰富、优质的数字德育产品，供德育工作者与青少年选择使用。在以上系统中，个体虽不直接参与互动，但会间接受到影响。因此，优化外部系统，完善相关主体在推动德育数字化发展中的职责与作为，是德育数字化发展的重点问题。

（五）宏观语境：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引领德育发展方向

宏观系统直接定义了德育的发展方向与评价体系，并通过社会结构和文化信念间接影响德育的发展。在传统德育工作中，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德育工作方向，是宏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根本遵循在德育数字化发展中依然适用。在数字时代，互联网所塑造的数字文化生态成为影响德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网络平台中多元文化交织，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文化在此交锋博弈，给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培育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坚持德育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是德育数字化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宏观问题。

二、德育数字化发展生态的问题透视

在数字技术赋能德育工作的过程中，德育数字化转型已初见端倪。但受制于理念滞后、路径依赖等因素，德育数字化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数字技术与德育工作的深度融合。

（一）微观系统：数字素养不足，价值引领弱化

数字技术与德育的融合程度决定了德育数字化的覆盖广度与转型深度。德育工作者数字素养不足限制了数字技术与德育的深度融合，成为数字技术赋能学校德育工作的桎梏。一是德育工作者对数字技术的知识与技能储备不够充分，缺乏对新兴数字技术的了解，进而导致数字技术在教学创新优化上的应用不足。二是德育工作者数字化意识淡薄，缺少主动融入数字时代的意识，未能有效利用开放的数字资源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也未能主动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并将数字工具融入教学与工作。三是数字化应用不充分，对简单数字技术的路径依赖造成对教育数字化的理解与实施存在局限性，将德育数字化简单理解为多媒体技术教学、远程线上教学，缺乏对大语言模型、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跟进融合。学生作为德育对象，其数字素养也参差不齐。部分学生对数字技术使用不当，沉溺于网络游戏，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等，不仅影响身心健康，也增加了德育工作的难度。家长群体同样面临数字鸿沟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家长在数字设备拥有率、数字技术使用频率等方面差异较大，数字素养的代际差异削弱了家校数字化协同育人的有效性。

德育数字化转型程度不足与青年学生数字技术偏好之间的矛盾衍生出微观系统的另一问题，即数字微观系统对青年学生道德认知的形塑能力强于现实微观系统。而以数字平台为主的数字微观系统所传播的文化与价值观存在不确定、不可控的特征，在数字平台主体意识存在畸变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网络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增强而主流价值观认同弱化，存在价值导向偏离主流的危险。

（二）中观系统：数字协同失衡，育人效能受限

在中观系统视角下，各个微观主体间的协同互动直接决定了德育的实际成效。然而，受制于机制障碍、平台缺位等因素，学校、家庭、社区等主体在德育数字化工作中的协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从“教学影响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原则”出发，中观系统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现实微观系统与数字微观系统的协同一致性存在问题。第二，多种数字微观系统共同形成“信息茧房”，冲击学校德育权威。具体而言，浏览记录、搜索记录、消费记录等行为数据的赋能以及推荐算法的助力，使各种数字平台迎合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正在协同构筑同质化的“信息茧房”。与此同时，与学校环境相比，数字平台中的德育相对缺席，而部分西方国家借助数字平台进行价值观渗透，可能引致青少年道德观念的固化，弱化学校德育的价值引领功能。第三，多个现实微观系统在协同过程中存在问题。首先，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缺乏一致性目标，学校教育秉持着“五育并举”的原则，而家庭教育在升学、就业压力日益加剧的大环境下往往秉持“智育优先”的原则，家校协同中家庭的参与相对缺乏。其次，数字化协同育人机制不够完善，协同育人的方式局限于使用即时聊天工具进行消息互通或者课程资源共享，校家社三方各自的资源缺乏流通，信息缺乏共享，产生的“信息孤岛”问题制约三方资源的整合与信息互通。

（三）外部系统：工作保障乏力，数字鸿沟伦理制约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聊天机器人、知识图谱、自适应学习系统等人工智能工具开始在德育领域崭露头角，为德育方式变革带来新的可能。但由于数字鸿沟、伦理规制等问题存在，人工智能工具在运用中也引发了价值失范、行为失德等问题。外部系统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在保障微观与中观系统平稳运行上存在的问题。第一，德育工作主体保障问题。情感德育注重通过人的情绪情感提高德育的实效，关注德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亲密关系的培育。当前，高校的思政辅导员和中小学班主任普遍存在职能泛化的问题，大量行政工作的介入占据了主要精力与时间，造成学生在人文关怀与亲密关系培养上存在缺位，对情感德育形成阻滞。第二，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不同学校数字化设备的配备不均衡，可能进一步导致德育发展中的不公平问题。第三，数字伦理问题。大数据是数字化的基础，对生活、教学等数据的全面化收集、模型化呈现，必然面临个人隐私暴露、个人信息泄露的伦理风险。伴随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广泛使用，大模型“伦理对齐困境”等技术伦理更应当被注意。[3]大语言模型呈现出强大的优势，但仍然存在虚假信息、错误思想等对用户有害的信息输出，因此如何确保模型的输出与人类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相对齐，是紧迫且现实的伦理问题。此外，当下主流大语言模型中西方语料库明显多于东方语料库，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存在潜在影响。第四，数字审查与数字产品供给问题。这主要体现在数字平台运营商内容审查不及时、不充分，以及数字产品提供商对于德育数字产品的供应难以满足德育数字化发展需求。

（四）宏观系统：网络亚文化渗透，主流价值认同受到冲击

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对青少年的道德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他们参与互动的微观系统中占主流的文化与价值观。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革衍生出多种网络亚文化。青少年是亚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也是亚文化的共同创造者，伴随着教育过程中数字化程度的逐渐提高，青少年将越来越多地暴露在网络亚文化的风险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调查中未成年人表示曾在上网过程中遭遇不良信息的比例为34.5%，表示曾遭遇网络安全事件的比例为27.2%。[4]网络平台推荐机制的同质化倾向、网络“信息茧房”对青少年思想的负面影响、网络“算法歧视”对公平正义价值观的消解，都成为影响青少年道德发展的新因素。宏观文化生态如此，必然反作用于德育工作的方方面面。因此，德育数字化发展必须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坚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

三、德育数字化发展生态的优化路径

发展生态学为破解德育数字化面临的系列问题提供了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未来，应坚持系统观念，充分考虑微观、中观、外部、宏观等不同层次德育数字化发展生态，协同推进相关主体、场域、载体的数字化转型，为德育数字化发展营造良好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