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字技术条件生成的青少年道德风险与防控机制探究

摘 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数字技术时代的青少年道德建设尤为重要，是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应有之义。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化已然全面嵌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其衍生的“个性化”算法推荐、“圈层化”网络社交、“泛娱乐化”信息生态、“数字化”虚拟身份催生了青少年道德风险，具体表征为青少年的道德认知迷失、道德情感冷漠、道德意志弱化、道德行为失范。为此，应从价值引领、技术赋能、法治保障、道德教育四个维度协同构建青少年道德风险防控机制，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关键词 数字技术；青少年；道德风险

作者简介 薛惠，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丹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1]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迅猛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快速进入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蕴含着巨大潜能，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过度数字化的技术渗透也带来了新挑战，催生出较以往更多的道德风险与伦理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空间的道德文明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2]进行重点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3]，进一步彰显了数字化背景下加强网络文明、共建美好家园的重要意义。

青少年群体是典型的“数字原生代”，是数字化生存的“先行者”。据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普及率高达97.2%。[4]在势不可挡的数字洪流下，青少年的道德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陷入了道德认知迷失风险、道德情感冷漠风险、道德意志弱化风险、道德行为失范风险。“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5]立足时代交汇点，深刻揭示数字技术时代青少年的道德风险挑战，有效防控青少年的道德风险隐患，是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数字技术时代青少年道德风险的

内涵阐释

所谓“风险”，从辞典解释来看，是指可能存在的危险，强调遭受损失、伤害、不利或毁灭的可能性。“道德风险”最先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意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6]；随后被广泛运用于伦理学领域，多被用来描述为“社会发展变化给道德带来负面影响的潜在性和危险性”[7]，即强调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对人类道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作用。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看，道德风险是各类社会风险中的一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曾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指出：“技术—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力量，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8]。在贝克看来，社会风险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现代科技、工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诸多新威胁，使人类社会面临愈加复杂的风险和危机。随着信息技术和数据革命的迅猛推进，进入数字时代、迈向数字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大势，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空间形态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数字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在生成。概而言之，数字技术下的道德风险是风险社会不断显现的诸多风险类型之一，指因数字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可能导致道德失范、滑坡甚至崩溃的各类潜在危险。

青少年作为数字原住民，是活跃在数字世界中的重要群体，正置身于数字化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时期。数字技术时代的青少年道德风险，是中国数字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是新兴网络技术与传统社会秩序交织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新形态，具体呈现为数字空间中青少年道德认知的迷失、道德情感的冷漠、道德意志的弱化以及道德行为的失范。同时，由于数字技术时代的青少年道德风险以数字化社会为存在根基，其与现实社会中的道德风险相比，具有更强的危害性、隐秘性、复杂性，并会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引发社会冲突，因而更应引起高度关注。

二、数字技术时代青少年道德风险的

样态及成因审视

在数字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全面审视数字技术场域的青少年道德风险新样态，进一步廓清其生成诱因，是构建道德风险防控机制的前提。当前，新技术伴生的“个性化”算法推荐、“圈层化”网络社交、“泛娱乐化”信息生态、“数字化”虚拟身份等现象，全方位侵蚀着青少年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引发诸多潜在风险与隐忧。

（一）“个性化”算法推荐引发道德认知迷失风险

数字化时代，智能算法技术嵌入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构建认知的重要途径。“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9]个性化算法推荐在带来便捷性、高效性和精准性等优势的同时，也以隐蔽的方式引导操控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和思想主张，引发了道德认知窄化、道德判断游移、道德观念偏离等风险。

一是算法推荐催生的“信息茧房”效应加剧青少年道德认知窄化。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认为，“信息传播中，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因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样的‘茧房’之中”[10]。算法技术基于青少年的关注爱好、个人习惯、浏览历史、网络社交群，精准地向其推送符合个人偏好的信息数据，使青少年沉浸在大量同质化、同类别信息中，极容易陷入“信息茧房”的桎梏。在“信息茧房”效应下，青少年被囚禁于自己所构建的“信息孤岛”，只接受与自己所持价值观念相似的信息，并排斥其他具有专业性、合理性、权威性的观点进入个体道德观念体系，甚至在不良网络信息的影响下强烈拒斥主流教育内容所传递的价值观念，导致自身的道德认知空间愈发狭隘、片面、极端。

二是算法推荐带来的多元社会思潮加剧青少年道德观念偏离。算法技术加速了错误社会思潮和错误观念的传播，使各类错误思潮披着算法推荐的技术外衣，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支配着青少年的道德观念，导致青少年的道德认知产生偏差，出现价值观扭曲、信仰动摇、精神混乱、思想偏航等现象。

三是算法推荐滋生的“后真相”语境加剧青少年道德判断游移。“后真相”是指“通过故意扭曲现实，操纵信仰和情感，影响公众舆论和社会态度的现象”[11]，其基本症候是情感先于事实、舆论优于真相、观点胜于逻辑。资本逻辑裹挟下的算法推荐为满足受众的情感、喜好、利益需求，往往向大众投送情绪化、快餐化、模糊化甚至是虚假化的信息，遮蔽了真实事件的面貌，成为滋生“后真相”语境的温床。在此影响下，青少年容易丧失独立思考与理性分析的能力，成为情感用事的“乌合之众”，在网络空间中宣泄情绪、否定他者，道德判断标准走向异化，逐渐丧失道德理性。

（二）“圈层化”网络社交诱发道德情感冷漠风险

数字媒介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正逐渐重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改变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青少年群体作为数字时代的“土著”，在网络中的聚集性和分众性更为显著，其网络社交活动日益呈现出“圈层化”趋势。“圈层化”是“在网络环境中形成的只在自我特定圈层中进行信息交互的现象”[12]，“圈层化”的网络社交一方面满足了青少年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对其道德情感产生了负面影响。

首先，圈层身份的排他性导致青少年的道德情感疏离。当前，青少年的网络圈层各式各样、层出不穷，以趣缘为主导的圈层之间会自动将观点爱好、态度立场、行为模式不同的人排除在外，形成坚固的“壁垒”，无形的社交藩篱使“圈层”变成“围城”。青少年长期置于自身所在的圈层中，无意识地过滤和屏蔽圈外主流声音，忽视和“圈外人”的互动交流，甚至产生严重的排斥异己问题。面对网络空间中他人的困境，圈内的青少年呈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姿势，围而不帮、观而不救，将自己与他人和情感相隔离，使道德情感冷漠现象乘势蔓延。

其次，圈层信息的隐蔽化导致青少年的道德敬畏感弱化。网络圈层的区隔性为青少年群体提供了隐秘的社交空间，同时也使信息传播更为隐蔽化。虚假信息、恶意信息、错误信息等负面内容在圈层下暗流涌动，不断蛊惑并钝化青少年的神经，麻木青少年的道德情感，遮蔽了道德向善的光辉。青少年受圈层内不良信息的影响，不断淡化对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主流价值的认同，难以感知善良、怜悯、同情等道德价值，难以心生敬德、明德、崇德的道德情感。

最后，圈层舆论的强感染性导致青少年的道德是非感迷惘。圈层成员的网络言论具有极强的群体感染性，青少年在圈层“意见气候”的包围中逐渐迷失自我，更加愿意接受圈层里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尤其受到圈内“意见领袖”的影响，将领袖的“一家之言”奉为“真理”。即使看到激进的观点言论和有悖于道德准则的行为，青少年也因“沉默的螺旋”效应而选择附和与盲从，甚至在面对质疑与否定时选择“抱团取暖”，成为随波逐流的躁动群体，最终产生圈层对抗，发生群体极化现象。

（三）“泛娱乐化”信息生态催生道德意志弱化风险

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娱乐逐渐超出自身的界限，漫溢到数字社会的诸多领域，“泛娱乐化”的信息生态成为当前网络空间的一大“景观”。网络“泛娱乐化现象”愈演愈烈，其将娱乐作为衡量价值的根本标准，通过恶搞、戏谑、调侃等方式向受众传输错误观念，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进而不断侵蚀青少年群体的道德意志，催生青少年道德意志弱化风险。

一方面，低俗化的内容供给使青少年道德自律意识弱化。在“泛娱乐化”信息生态下，网络内容供给方为了达成娱乐效果和利益诉求，无限度地生产低俗、媚俗、庸俗的娱乐文化产品，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收割流量。一些网络媒体和直播平台故意以耸人听闻的词语制作标题，将夸张刺激、低俗献媚甚至色情暴力的内容作为推荐重点，从而达到“吸睛”的目的。身心发展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难以抵御这些不良信息诱惑，自愿吸食“精神鸦片”，纵情于表面的轻松与解脱，沉溺于自由享乐的极致快感，自我道德约束力进一步下降，难以坚守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陷入空洞的精神境遇。

另一方面，功利化的价值导向使青少年道德责任感缺失。“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13]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由商业资本主导的网络平台大肆渲染“网红文化”，刻意鼓吹网络主播的“一夜暴富”、选秀偶像的“一夜成名”，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灌输“利益至上”“唯钱独尊”等价值观念，使青少年不自觉地将追求个人利益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导向，忽视了自身所承担的责任使命，对国家、民族、社会、集体的关心度不断降低，甚至为了实现自我利益不惜触碰道德底线，损害他人利益。

（四）“数字化”虚拟身份带来道德行为失范风险

数字技术赋予了青少年符号建构的数字身份，使其从“自然人”向“数字人”进阶。数字身份成为连接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桥梁，在彰显青少年数字化生存新样态的同时，也形成了数字身份的吞噬效应，诱发青少年失德败德行为。

其一，数字身份的遮蔽导致青少年的网络空间言论越轨。“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14]在数字空间中，青少年的身份构建要素被数字化的信息代码所替代，现实身份受到隐藏，数字身份愈加凸显。青少年可以通过在线注册轻易地获取数字ID，实现数字化形式在场。在数字隐身下，青少年萌生“无人在场”和“绝对自由”的思想，误以为自身网络言行可以逃脱道德审判，进而忽视并脱离了现实生活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约束，将网络世界视为情绪宣泄的垃圾场，任意地发表负面言论，随意吐槽、肆意谩骂、恶意诋毁他人，持续输出语言暴力，在网络话语表达中时常出现“越轨”“脱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