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学以致行”思想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理念的当代诠释

摘 要 我国古代大学基于儒家“知行合一”思想，使“学以致行”成为大学教育实践的理念遵循、目标取向，内在地将学、知、行确定为大学教育的基本实践要素。当代高校思政教育赓续“学以致行”理念，当以“致良知”为时代精神境界，遵循“横渠四句教”的立人行动信条，全力形塑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生命样态。

关键词 学以致行；高校思政教育；致良知；横渠四句教；三不朽

作者简介 王一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教师的历史视野中，要有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1]回归我国古代大学教育实践，探索儒家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对高质量实施高校思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中国古代大学形态多样，但在教育教学层面都以“学以致行”为准则，充分体现在儒家的教理与师道之中。“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2]这是孔子言教，其教是政治教化、教育感化，与学校教育有差异，但说的是教育本质，即人们言辞温柔、性情忠厚，是“诗教”的结果。孔子看教育，不是看人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看人的行为表现。在他看来，人基于认识的行为实践是教育成效的判断标准，也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行观，最早见于《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3]这成为“知易行难”的权威经义，开启儒家学说有关知行观的命题。孔子区分了“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孟子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思想，认为“良知”是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荀子发展了孔子“学而知之”思想，把“行”看作认识的最后归宿。宋明理学是古代知行观发展的高峰。在程颐看来，致知的任务在于“察己”“明善”“穷理”；朱熹则提出“致知力行”；王阳明在心学的视域中阐发知行合一的必然性，强调知与行必须统一于做人做事的行为过程之中。显然，“学以致行”是儒家知行合一思想的教育语言表达，可用王阳明的话来阐释：“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4]古代大学是儒家教育之学，无论是在政治、文化还是在教育层面，“学以致行”理念都是大学教育的实践遵循，从目标到内容，无不将“学以致行”作为实践纲领。“善”是高深学问形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学的过程，最终归于笃行，这是知行合一的学习观，更是古代大学“学以致行”教育理念的学习过程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5]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学以致行”理念对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指导意义。他同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6]这些思想为探讨儒家“学以致行”理念对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文化观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换言之，尽管现代高校与中国古代大学存在诸多差异，但对儒家“学以致行”教理与师道的遵循是一致的，因为“学以致行”思想“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7]。高校思政教育全面践行“学以致行”理念，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决定的。沿着“学以致行”的思想路径，儒家先贤们总结出大量实践哲学观，如“致良知”“横渠四句教”“三不朽”，成为后世积极向学的座右铭。本文试图在当代高校思政教育视域中，围绕“学以致行”理念，对这些思想进行实践阐释。

二、“学以致行”的时代精神境界是

“致良知”

在新时代精神追求的语境中，“学”与“行”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想信念，即时代精神境界，具体表现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内容，其教育本质是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层面对政治信仰、民族文化和国家意志的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8]，并指出“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学以致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教育的结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以阐释与建构，能够呈现其内在的时代意蕴。梅贻琦先生曾说：“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9]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文化是当代高校思政教育之根。“致良知”则是儒家“学以致行”理念的总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境界上的结晶。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立言宗旨，也是他知行合一观的概念化。冯友兰先生说：“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吾人必致良知行事，而后良知之知，方为完成。此阳明知行合一说之主要意思也。”[10]就知行与良知的内在关系而言，王阳明说：“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11]这里所说的“知行本体”可以理解为良知是构成知行本质关系的依据，即良知是知行的“头脑”“主宰”。王阳明基本采用孟子的“是非之心”说来理解和定义“良知”概念。他说：“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12]这里的良知具有知是非的道德知觉能力，具有“自然明觉”的根本特征，是实在的人生道德实践，是人生意义实践的基本表征。“致良知”是伦理学范畴的工夫理论，旨在揭示君子涵养德行的内在机理，但又不失鲜明地揭示了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其一，“致良知”是圣与愚的根本分野，思想认识水平是“致良知”的关键表征。王阳明说：“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13]在这个意义上，高校思政教育致力于培养高深学问、鲜明思想与政治觉悟相统一的高层次人才，在本质上以“致良知”为目标追求，否则将失去高等教育的意义。其二，“致良知”是大学之教的本源，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提升的内在机理。大学之目的在于“修齐治平”，其路径在于格致诚正。王阳明说：“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践致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14]他强调在事上磨炼，是治学和内心修炼的本源。就高校思政教育来说，须在世事洞明、处处用心上下功夫。其三，“致良知”是高深学习的模式，也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样态。在王阳明的视野中，学却是行，“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是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15]。他强调实践是学习的要义，学习行为本身就是实践；突出学习的内求功夫，强调内心体察对高深学习的重要性，而这种内求功夫正是高校思政教育区别于其他阶段思政教育的主要因素，是其本质所在。其四，“致良知”是求知的最高境界，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水平与学术水平高度整合的具体表现。在王阳明的论说中，圣人之学、君子之学都是为实现致良知而展开的处事和论说，“居敬”即“穷理”。“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16]求知须有认真笃实的态度，实践中须有良知的监督明察，是知行合进的要旨。高校思政教育是高深知识的精研过程，须专一于“致良知”，以达应有的求知境界。这四点共同构成高校思政教育“学以致行”的精神追求。

在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语境中，需要重新定位“学以致行”理念中的“良知”。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本义是“自然会知”，是人生来就有的道德意识，所以他认为“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本末倒置。“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17]他把视野广阔的学习最终归为实现自己心中的良知，“欲于外求”而不知“反求诸其心”，是“毫厘千里之谬”。如果针对一心向外扩展知识视野而缺失实际观照与具体实践的学习观，王阳明的观点无疑是对的；但若否定对科学知识的广泛学习和高深学习对人的发展的价值，则值得讨论。当今已非王阳明所处的小农经济时代，人类对外在世界和自身生命的认知已至广博和精微，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一，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大学生来说，外在世界的深度探求与内在心性的全面体察互为表里关系。高校思政教育须融于专业科学知识的探究之中。外在知识不仅改变人们的生活样态，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还革新人类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甚至改变着人类文明内涵。“心即理”只是一种思想，在人的生活中不可能起到支配作用，人类文明更多地表现在对外部世界的驾驭之上，基于共同体的社会性发展始终是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不存在脱离专业学习的高校思政教育，也没有区隔思想政治认识的大学专业学习。其二，知识不断创新人类生活的基本工具。大学生思想政治修炼须以知识工具掌握为载体，同时知识工具应用效能又取决于思想政治认识水平，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求真与至善是统一的过程。当今社会，不断进化的生成性人工智能构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即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若不能持续扩充外部知识，也将无法掌握新型工具的使用技能，“事上磨炼”是以外部科学技术为载体的修炼。向外求知成为生活中自觉学习的主要方式，向内修炼成为大学阶段学生高深学习的自我追求。就高校思政教育而言，向外扩充知识成为向内修炼的必要条件。其三，君子所求之“修齐治平”依赖于科学技术学习的专业性、融合性和创造性，只有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掌握和运用新技术，大学生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拥有最重要的立身之本。就高校思政教育来说，立身和做人是一体化目标追求。在这一条件下，“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不仅服务于内心境界，而且其本身就是目的。陈来先生曾精要概括王阳明良知学的三个理论要点，即“扩充”“至极”“实行”。[18]其中，“扩充”“至极”，就是复良知本体；“实行”，则突出了致良知的践履品格。置于以高深知识为课程主体的当代高校教育语境中，“扩充”的是高深学问，“至极”应是不断借助外在科学知识达成“良知”的唤醒与自觉，“实行”的是高尚美德监察下的充盈科技品质的创新实践。此应为具有时代精神的“致良知”，并使“学以致行”成为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精神追求。

三、“学以致行”的立人行动信条是

“横渠四句教”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高校思政教育的立足点。“学以致行”作为立人的路径， 只有明确“学”的内容与“行”的准则，才能清楚“为什么立人”和“立什么样的人”，进而确立高校思政教育的具体目标。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学”与“行”有不同的理解。如钱穆先生言：“中国人重言学问，西方人重言知识。学问乃求取知识之工夫，知识则学问获得之成果。西方人重功利，故重知识成果。中国人重道义，故重学问工夫。”[19]又言：“中国人之学，主要在学做人，又更重在行。”[20]可知，就“学”的目的而言，西方人重学科知识，中国人重感悟德性；就“学”的行为取向而言，西方人重获取结果，中国人重探究工夫；就“行”来说，西方人重学科知识的迁移应用，中国人重将学科知识内化为做人的理解，并提升做人的境界。《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1]程颐、朱熹都认为，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这与现在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学意义相通。朱熹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王阳明云：“至善者，明明德亲民之极则也”，都是强调大学学习过程就是明德与新民达止于至善的过程。在儒家的思想视野中，“至善”是“学以致行”总体目标与基本准则，“横渠四句教”则是具体的行动信条。

1938年，近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之聘，在江西泰和为流离中的浙大师生举办国学讲座，开篇首讲就是《横渠四句教》。他说：“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着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 [22]张横渠即北宋张载，是关学学派的创立者，也是理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宋代以来便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广为流传，在文天祥《御试策》引用之后，明清以来更被诸士子尊为行动信条。马一浮先生首称其为“横渠四句教”。马先生还请好友丰子恺觅人为“横渠四句教”谱曲，于1938年6月26日浙大在江西泰和举行的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带领学生正式唱诵“横渠四句教”歌。他在给丰子恺先生的信中说：“顷来泰和为浙大诸生讲横渠四句教，颇觉此语伟大……其意义光明俊伟，真先圣精神之所托……欲令此间学生歌之，以资振作。”[23]作为一代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为学生讲国学首讲“横渠四句教”，并领学生歌之，其旨在于歌以明志，振奋民族精神，在于引导学生深切认识“吾先哲之道理”后投身抗日救亡之伟业。“横渠四句教”着实寄托着儒子为公天下的家国情怀、道义担当的责任觉悟，是千年儒学义理观念、行动取向的总结与升华，当为大学“学以致行”理念的行动信条。

“横渠四句教”的表达广泛传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在意义上是一个整体，基于天下意识，接通君王与士众，将“修齐治平”置于为学、为人、为事的整体格局之中。马一浮先生基于张载理学思想，贯通儒家经学体系，对“横渠四句教”进行具体阐释，是公认的权威精义。“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知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24]天地之心即天地之仁，即天地之正理，天地之心从人之善念、善端。尽仁义之道，达“成己成物”境界，“为天地立心”即成。基于“仁民爱物”，“为天地立心”就是坚守博爱、宽容、共存共荣的全德之心。“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学者立志，合下便当有如此气象，此乃是‘为生民立命’也。”[25]为生民所立之命既为生理之命，亦为精神之命，本质是将主体价值定位为服务于人民大众，为他们都有安身立命之所奉献自我，为每一个人打造和谐的精神家园，达到“令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的“圆成”，呈现“仁者气象”。“故学者立志，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吾人所禀之性与圣人无两般。”[26]“为往圣继绝学”，其实“人皆可以为尧舜”，志在践行圣学者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自安于卑陋也”[27]。“为万世开太平”之“开”为期待之谓，“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乃是实有是理”[28]，是以德服人的政治，是“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此言意在引导青年学子“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29]，求太平天下不是鼓舞之言，是需要为之奋斗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