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内容与形式的百年演变

摘 要 百年来，中国德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容与形式既有一以贯之的元素，又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回顾百年演变，中国德育内容经历了从革命伦理至上到中国精神的彰显的时代飞跃;与此相适应，德育形式也经历了从政治动员为主到生活育德的凸显的时代飞跃。展望未来，中国德育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并在内容上对道德内涵、在形式上对自我教育保持自觉，从而在政治与生活之间形成互构合作，促进德育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解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 德育内容;德育形式;革命伦理;中国精神;政治动员;生活育德

作者简介 邱昆树，浙江树人大学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魏贤超，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工作，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领导中国德育走过了百年历程。中国德育既展现了百年坚守、一以贯之的高贵品质，又结合时代的变迁不断调整。从整体上把握德育内容、形式的百年演变，揭示德育内容、形式的阶段性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展望德育内容、形式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德育内容的时代飞跃：

从革命伦理至上到中国精神的彰显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组织建设，一手抓思想建设，二者同步推进，目的在于将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社会民众组织起来，服务于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因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德育，把思想、道德、精神建设视为阶级斗争、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粗略地看，百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不同阶段德育主要内容是不同的。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理想、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当时的德育主要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以革命理想和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1]。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训令指出：“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地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与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2]随后，毛泽东在1934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3]1934年，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小学课程教则大纲》，提出：“养成儿童的共产主义道德，阶级的友爱和互助精神，集体生活和遵守纪律的习惯，勇猛的克服困难的精神，坚定的意志”，“对于阶级敌人、剥削者和压迫者，能够反抗斗争”，“有组织的，经过集体，接受正确的领导”，“能够排斥和克服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能够尊重和爱护公共的财物，注意公共卫生”，“能够厌恶和改正懦弱的性格”，“能够有辨别是非的判断力，了解无产阶级的民主集权的意义”。[4]这些德育内容都是紧扣革命战争的需要，服务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典范的意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强抗日，在根据地实施抗战教育。抗战教育一方面继承前期的革命觉悟意识教育，另一方面将革命的对象指向帝国主义，因而抗战教育亦是“国难教育”，特别强调民族精神教育。1940年，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推进，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意味着抗日和民族觉悟;“科学的”意味着反对封建迷信，接受科学思想（首先是识字）;“大众的”意味着民主，自我管理又能够过集体生活。所以，这一时期的德育内容主要是围绕抗日和民主而进行，反对奴化教育，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心任务，例如，《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指出：“应该确定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即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的教育。”[5]到解放战争时期，德育开始服务于人民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6]《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就这样指出，学校的国语、政治及公民课应“着重培养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坚决勇敢及拥军尚武的精神，并应向学生解释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蒋介石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专政的实质”[7]。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五爱”、社会主义觉悟为主要内容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德育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余年为第一阶段，主要以“五爱”和个人品质为内容;后十余年为第二阶段，主要以“革命理想”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当然，两个阶段之间也是有过渡期的，即经历了一个“左”倾愈演愈烈的过程。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指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8]同年，青年团中央成立中国少年儿童队，提出“中国少年儿童队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织，吸收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参加，这个组织是在学习和各种集体活动中，团结和教育少年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物的新中国的优秀儿女”[9]。1952年，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将学生的德育内容分为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个人品质三个方面，指出：中学德育是“发展学生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其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和刚毅勇敢、自觉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小学德育是“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10]1957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规定初一、初二设“青年修养”一科，内容要点包括争取做一个三好学生，学校、家庭、社会生活，待人接物的正确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个人与集体，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树立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理想。[11]

但是，这种相对平实的、适合于和平建设年代的德育内容至5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变化。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具体指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同个人主义观点进行斗争），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同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心劳力分离的观点进行斗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进行斗争）”[12]。这种思想发展至“文革”时期达到顶峰，德育基本上被“政治化”，服务于“革命理想”和“阶级斗争”，主要以领导语录、“老三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歌曲和实际的运动、斗争为内容。

3.改革开放以来，以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精神为主要内容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教育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转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育内容亦随之发生变化：既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五爱”教育（1982年《宪法》修正案将“爱护公共财物”调整为“爱社会主义”），又特别强调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此同时还注重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构筑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服务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关规定如1980年的《教育部关于印发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的通知》尚有恢复和过渡的痕迹，那么从80年代后期开始，具有现代性道德又包含中国传统元素的德育内容逐步形成并稳定下来。例如，1986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日制小学思想课教学大纲》，与1982年颁布的《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相比，就特意增加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观念的教育以及良好的意志、品格的教育等教学内容”，同时在吸纳“五爱”教育内容之外注重“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良好行为习惯和能力的培养”[13]，使德育内容更加丰富、更具层次性。

1993年、1995年国家教委先后颁布了《小学德育纲要》和《初中德育纲要》，在吸收前期政策成果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中小学德育的基本内容，如小学阶段的十条基本内容是：“热爱祖国的教育”“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热爱人民的教育”“热爱集体的教育”“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教育”“努力学习、热爱科学的教育”“文明礼貌、遵守纪律的教育”“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启蒙教育”“良好的意志、品格教育”“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启蒙教育”。[14]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并分领域地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具体内涵作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在同一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落实（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增了“个人品德”维度）。进入21世纪，国家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中小学德育课程改革也启动了生活化的进程，即以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有机整合心理健康、道德、法律和国情等相关内容来建构课程、教材。

党的十八大以来，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德育内容上，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立场，一方面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视野出发，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5];另一方面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2017年，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规定德育内容为“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心理健康教育”[16]等，这就形成了一个丰富的内容体系。

二、德育形式的时代飞跃：

从政治动员为主到生活育德的凸显

德育的形式服务于德育目标、任务，并与德育内容相配合。历史地看，百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不同阶段德育主要形式是不同的。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扁平化管理下的政治动员为主

在革命战争年代，德育主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而存在，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按照伯恩斯坦的分类，苏联的社会动员是“命令式动员”（command  mobilization），中国的社会动员是一种“参与式动员”（participatory  mobilization）。前者是以强制的方式推进组织化和社会整合，后者以宣传、说服的方式让民众、学生“觉醒”，从而自觉参与到党的中心工作之中[17]。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德育或者说思想政治教育，最初就是以扁平化管理机制下的政治动员为主要形式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会1934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对德育形式的要求和原则作了规定：一是必须领导儿童参加社会工作（例如扩大红军、慰劳红军、地方苏维埃的工作、地方的赤色戒严、各种社会群众团体的活动等），在适合于儿童能力的条件下，参加一切群众革命斗争，参加课外的社会工作以及学生会、儿童团的组织和工作，应当成为小学教育的极重要的成分。二是小学一切科目的教材，都应当根据“教育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原则，适当配合课外的实际行动。小学教员应在教科书之外采取当地材料（例如乡土地理、当地的革命历史），以及当时当地学生会或儿童团生活之中的材料来做教材。三是儿童教育与政治斗争的联系，绝不应当机械地限于动员他们参加各种突击运动，还应当从根本上训育儿童，读书讲解和实际行动要有密切的联系。[18]实际上，对于青少年儿童的思想政治动员来说，更重要的可能还不在学校之内，而是在学校之外的专门针对青少年儿童的各种组织，如少先队、学生童子团等，以及当时围绕着阶级斗争和革命而营造的整个的社会环境、氛围，这是青少年儿童与成年人共同生活、交流的空间。例如，当时为了战争动员而开展的查田运动（查阶级），“各地俱乐部应即组织化装宣传队、标语口号队、唱歌队，并在晚会上表演新剧、活报等，来进行查田运动的宣传”……这些做法及其弥漫于社会的氛围不可避免会对学生的思想觉悟产生影响。正是通过校内与校外、读书与实践、学习与生活相打通的方式，青少年儿童接受着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传统延伸至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就指出：“加强学生会或儿童团的组织及工作，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充分开展壁报、黑板报、歌咏、秧歌、戏剧、讲演、访问、慰劳、拥军优抗、动员参战等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