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觉醒与伟大的建党精神

龙平平，中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系作者根据2022年3月16日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德育杂志社主办的“明德讲堂”中所作的讲座整理而成。

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并不清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所以，我想通过《觉醒年代》把这件事说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总书记说：“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伟大觉醒”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也是电视剧《觉醒年代》的主题词。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止，全景式反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艺术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个主题。

一、建党精神溯源

以往反映建党题材的影视剧都是聚焦1921年党的一大，展现党的建立过程。《觉醒年代》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揭示的是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是中国产的，而是从外国引进的。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落后的东方大国，是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当初为什么不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药方”，而要从国外引进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怎样找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这就得从新文化运动说起。

《觉醒年代》叙事的时间段是1915年到1921年，共6年。选择这6年，是经过反复琢磨的。这6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确定的凡尔赛体系架构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格局;俄国的十月革命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件事，影响甚至主导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的走向。这6年，中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三件大事，真正打开了中国从封建走向民主、从农耕传统走向现代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大门。写这6年，实际上写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礼。今天中国的一切，皆是从这6年衍生而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五四精神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三件大事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动和领导的，只有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展现，才能够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由来。但是，我之前做过调查，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并不清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所以，我想通过《觉醒年代》把这件事说清楚。

新文化运动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志士仁人苦苦探索救国药方过程中一场具有革命性的接力运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按他的话说，就是要帮助中国人实现“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就是伦理的觉悟、道德的觉悟，实际上是文化的觉悟。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觉悟分三步：第一步觉悟是实业救国。魏源、李鸿章这些人认识到技不如人，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有了洋务运动、北洋水师和最早的民族工业 。第二步觉悟是改制和革命。从康有为到孙中山，认识到制度不如人，主张改良与革命，这就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这些都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所以陈独秀认为，技术不行、制度不行，归根到底是人不行，人的素质不行，实际上是思想不行。1915年他从日本回国，就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专心办一本杂志，提高中国人的素质，通过改造国民性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在创刊词《警告青年》中首次竖起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郑重提出：造就中国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学和民主并重。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

《新青年》倡导科学与民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介绍引进国外新思想;二是反封建，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就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运动批孔，今天我们尊孔。历史和现实是否需要沟通、怎样沟通，这是个难题。我的观点是：100年前的批孔和我们今天的尊孔，都没有错，都是救国和兴国的需要。《觉醒年代》中有两场戏是我精心设计的。1919年，陈独秀决意要离开北大，蔡元培劝他留下来编《中国通史》，陈独秀说：“谢谢蔡公。我现在只想静下心来把《新青年》编好。毕竟现实比历史重要。”1920年，毛主席去曲阜祭拜孔子后到上海见到陈独秀，陈独秀不无遗憾地说：“早知道的话我就请你也给我上一炷香了，请老夫子不要骂我陈独秀，要骂就请他去骂袁世凯吧。”写到这里，我壮着胆子给毛主席写了一句台词：“先生，老夫子不会见怪的。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一幅画，怎么贴是后人的事。”评价历史人物，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认识。司马迁说，研究历史要“通古今之变”，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历史观。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批孔？直接的原因是袁世凯复辟帝制要拜孔教为国教;深层次的原因是孔教“三纲”禁锢了人的思想，封建礼教扼杀了人的活力，封建制度阻碍了社会进步。不批孔，就没有理由去请“德先生”“赛先生”，就没有理由去引进现代文明，中国就依然是农耕社会，死水一潭。《觉醒年代》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观点：面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千年未遇之大强敌，封建主义和孔孟之道救不了中国，复辟帝制走回头路必定死路一条。唯有奋起赶上时代，中国才不会亡。

正是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引进和传播，特别是这一时期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李大钊等一批先进分子的思想，促使他们开始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新文化运动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引擎，对于厘清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来源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新文化运动于1919年得到升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中国侥幸成为战胜国去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以为中国有救了，可以赶上时代了。那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成了国人的救星和偶像。可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巴黎和会就无情地毁灭了中国人的梦想。当帝国主义背信弃义联起手来把一个屈辱的巴黎和约强加给中国，而腐朽软弱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签订这个和约的时候，中国人彻底地愤怒了、觉醒了。什么是觉醒？《觉醒年代》通过五四运动告诉观众：封建主义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救不了中国，威尔逊是靠不住的。中国要图强，只能走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巴黎和约让中国人看到，不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国家就没有救了。北洋政府是最黑暗最软弱最腐朽的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沦落到黑暗的谷底。所以，陈独秀在这个时候喊出“让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的口号。他提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都是绝望中的呐喊。他和李大钊去散传单，就是抱着必死的信念去的。这是五四运动能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转折点的根本原因所在。

概括地说，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升华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由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演变成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开始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主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第二，社会革命开始由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层扩大到全社会，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席卷进来，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先进的一部分人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特别是干部上的准备。

陈独秀和李大钊接受和信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最新的成果。当时传入中国的有十几种社会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对于这些主义，当时不仅仅是理论的传播，还有许多实验，但都不灵。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给这些苦苦探索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很好的启发，让他们在几近绝望中看到了出路。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他们能搞，我们也能搞。五四运动的第二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就决心效仿俄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有了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事件。

《觉醒年代》用十分之九的篇幅倾情展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个大事件，这两件大事说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缘由和脉络就廓清了，党的建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二、建党精神场地溯源

以往反映建党题材的影视剧，都是把上海的石库门和嘉兴南湖的红船作为故事发生地，而《觉醒年代》则把视点聚焦到北京，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源地，以北大红楼为叙事平台，从党的思想来源和干部来源两个方面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创建过程。史料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地存在着从北大红楼到上海石库门和嘉兴红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如果说石库门一大会址和嘉兴红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产床”的话，那么，北京大学的红楼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的“婚房”。红楼是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酝酿是在北京，北大的红楼是源头;红船是果——石库门和南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地标。我们今天所讲的红船精神，首先指的是党的创始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理所当然是红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把北大红楼作为红船的一部分，只讲红船不讲红楼，不去追寻这条红船是从哪里驶来的，必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模糊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源头，淡化了党的创立时期无数革命先哲为追求真理、探求救国出路做出的艰难曲折的选择。我曾经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做过调研，很少有人知道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他们都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二十多岁就慷慨赴死了。这才几十年，人们就不知道他们了，这不是一个大国大党应有的状态。所以，实事求是地展现党的由来和建党的过程，不应该忽视北京大学的地位和作用。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思想不够解放的地方。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他指出：“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这段光荣历史的见证者。”2018年，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地肯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还说：“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这就把源头和今天都讲清楚了。电视剧《觉醒年代》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导，以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把北京大学作为叙事平台，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北大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程，普及了党史知识，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在酝酿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引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新青年》虽然名义上不属于北京大学，但它的同人编辑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在《青年杂志》发表过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李大钊则是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系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俄国十月革命传到中国之后，李大钊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五四运动期间，《每周评论》刊载了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之后，《新青年》首次在中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课堂教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史”等课程。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室，会员最多时达到250人。这些都说明，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北京大学起到了无处可以替代的领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