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对学校的意义也是如此。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 对学校的改革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学校教育，必须强化学校文化引领作用，构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团结和谐、富有特色的学校文化。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以文化人已成为学校教育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期话题聚焦“学校文化育人研究”，邀请相关专家从多个维度进行探讨，以期引发更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摘要 文化与人之间存在着双向构建关系，人类在创造文化、发展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不断丰富、提升人性。文化通过社会习得在不同民族和文化圈的历史中传承演进，形成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传统。社会文化系统是一个包含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多种因素的复杂整体，而精神文化在其中起到灵魂的作用。社会文化系统制约着生存于其中的个体的行为，也塑造着该文化系统中个体的人格类型。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在于有中国文化，中国人开放包容、变通日新、中和稳健的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历久弥新，充满活力。当代中国人有责任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精神，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 文化;社会文化系统;个体人格;中国文化

作者简介 徐克谦，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文化与人之间的双向构建

关于“文化”这个概念，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完全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文化”与“人”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无法切割的联系，乃至有人认为文化学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人学”。《周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这是汉语“文化”一词的语源所出。中国古人将天、地、人并列，天有“天文”，地有“地理”，而人所创造的一切则谓之“人文”。以人所创造的“人文”赞天地之造化，普施天下，化育万民，这就是“文化”。因此，一方面文化是人创造的，只有人才有文化;另一方面，只有拥有了文化才能算是真正的人，文化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我们日常语言中使用“文化”一词，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比如，文化研究者到偏僻乡野去调查那里的民俗文化，回来写调查报告说那里的乡民 “没什么文化”。前一个“文化”是广义的，凡有社会人群的地方就有文化;后一个“文化”则是狭义的，特指规范的教育。文化学主要是从广义“文化”的意义上来研究文化的，认为文化是人的基本属性。

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不断地成就人。人与文化是在双向互动中建构的。“文化”的英语culture一词，在词根上与cultivation（种植）、agriculture（农业）等词同源。当人类脱离了仅靠采摘自然果实饱腹的阶段，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驯化、培育自然界的动植物，使之适应人类的需要的时候，文化便产生了。经过人培育而产生的家畜和粮食品种，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人化了的自然。文化生成的过程，也可以说就是自然被人化了的过程。这种“人化”的过程，也实质性地发生在人自己身上。正因为人腾出手来改造世界、人化自然，自己也成了直立行走的人类;正因为人能将自然界的材料人化为衣服，人才逐渐褪去了赖以保暖的动物毛发。

经过千百年的进化，人类构建起的文化大厦日趋宏大复杂。对应着人类生存不同层次的需求及人类社会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对“文化”这个宽泛的概念进行分析。中外学者曾对“文化”做过许多划分，综合起来看，大致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面。物质文化指建筑、服饰、器具、艺术品等这些人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的东西，它们是被人化了的物质，是人性在物质上的投射，同时一旦生成，则又是独立于人的客观物质存在。制度文化包括经济、政治、教育、宗教、礼俗、法律等方面的制度规范，凡一切人类社会规范性的建构，都属于制度文化，它是人作为社会存在而具有的社会性的呈现。行为文化包括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的行为方式与习惯，例如人与人之间怎样打交道、交朋友，怎样恋爱，怎样应付人情往来等，甚至包括一些人与人之间不言而喻、心领神会的动作、表情、眼神等。精神文化又可以叫作隐性文化、思想文化，包括人们的基本信仰、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精神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文化的核心，因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精神文化的外在投射或外部呈现。只有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才能对文化的方方面面有更完整、清晰的认知，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处在文化中的人。

二、文化的社会性与历史传承性

文化学者都强调文化的社会习得性，也就是说，文化是人作为社会成员从社会中学来的，是为一定的人类社会群体所共有，并在人类历史中以社会的方式传承的。[2]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社会群体的，尽管有些亚文化只属于特定的小群体，但也具有社会性，不可能有仅限于一人之身的文化。同时，文化的社会习得性表明，文化在人与人之间、代与代之间也是以社会的方式传播和延续的。虽然我们偶尔会用“文化基因”这个词语，但这只是个比喻而已，不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表述。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通过人的生物基因遗传的。“狼人”的传说表明，即使是人生下的孩子，如果从小脱离人类社会，被狼养大，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文化，也不会有多少人性，更多的只是狼性。因此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3]，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4]。文化的接受与传承是靠教育，也包括人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耳濡目染。文化的社会性还告诉我们，文化与人种无关，不管是哪个人种的人，只要生长在这个社会的文化环境中，就会拥有这个社会的文化。这一点对破除种族歧视观念很有意义。生长在同一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人，即使在个性上会有差异，在文化濡染程度上有深浅，但相对于不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人来说，他们相互之间更容易互相沟通与理解。

文化与人种无关，但却与民族有关，也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有关。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并不一样，因而他们的文化也不一样。由此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差异。正因为有这种差异，我们在看待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文化时，不能简单地以统一的标准评判其高低优劣。西方欧洲中心论者曾试图以从简单到复杂的程度来评判世界各地的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更为复杂，因此是处于最高阶段;而越是与他们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就越被认为是处于低级野蛮的阶段。这种评判标准是颇堪质疑的。单看简单与复杂，那么西方主流的一神教信仰，其实并没有世界上许多地区流行的多神教或万物有灵论复杂，那又凭什么说前者就一定比后者先进呢？也许我们可以说一种组织严密、管理有效的社会文化，比松散、效率低下的社会文化更先进;但是，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能说复杂精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原始的刀枪棍棒代表了一种更先进的文化呢？由此可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单一标准来衡量某一文化整体的优劣高低、先进落后，而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看待文化差异。

就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历史传承来看，一方面既不能脱离自己的文化之根，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寻求自身文化的更新与发展。脱离了文化之根，文化传统就断绝了，民族就失去了自我文化认同;但如果故步自封，闭关自守，不思进取，文化就会陷入停滞与内卷，失去发展与进化的动力。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5]有损有益，有因有革，这正是文化发展进步的常道。

三、个体人格和行为与社会文化系统

任何社会的文化都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补充、联系、制约，从而形成文化系统内部自我控制、自我调节机能，维持这个系统的运作与发展。生活在这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个人，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个系统的制约，个体的行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这个系统的限制，个体人格的形成也会受到系统的影响。完全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个体，往往会被这个社会文化系统视为“害群之马”，特别严重的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由与权利。实际上这种观念，包括对“上帝”的信仰本身，也都是文化濡染和教化的结果。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社会，个体行为如果离经叛道，触犯社会文化系统的底线，也还是会受到这个系统的控制和纠错。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不到5% ，但美国监狱关押人数却几乎占到世界被监禁囚犯总数的四分之一。[6]可见，在美国社会文化系统中，崇尚个人自由是与对个人违法行为最严厉的强制约束相辅相成的。相反，在一些不太强调个人自由，而是更强调社群整体价值的社会，例如重视“乌班图”伦理的非洲部落，却反而不太需要严密的法律强制措施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而那种社会系统培养出来的个体人格，也更加具有对他人的同情宽容之心，较少出现像西方社会常见的那种为了维护自我权利不惧撕破脸皮进行竞争的进攻型人格。

社会文化系统对个人的制约远非限于法律等强制性规范，它还通过价值观、习俗、人际交往规则、社会舆论、集体潜意识甚至闲言碎语对个体行为发挥作用。所以在任何社会文化系统中，个体在采取行动之前，通常会基于自己从这个文化系统中获得的文化观念，根据其对社会文化的认知，预测自己的行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从而做出相应的选择。文化无时不在影响着个人的行为。一个法治文化健全的社会，人们遇到麻烦事，首先会想到可以通过什么法律程序来处理;一个崇尚人际关系的社会，人们遇到困难，往往先想到要去找找什么熟人帮忙。可见，社会文化系统会影响个人行为，形成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的行为模式，进而培养出这个社会中普遍的人格类型。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文化系统制约。

当然，即使在同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个人，在面对同样情况时，行为方式也会很不一样;同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中产生出来的人格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差异也很大。但每个社会文化系统内部都会形成一些理想的人格类型，成为社会普遍推崇的榜样，从价值观和情感上引导人们追慕、效仿。像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所推崇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君子人格，道家文化所推崇的超然自在、淡泊名利的隐逸人格，都对中国古代士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理想的人格力量是巨大的，一个社会文化系统推崇什么样的人格类型，不仅会影响到这个社会中个体人格的培养和形成，长此以往还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性格。

四、当代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

章太炎曾引用杨度语：“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7]由此可见，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因为有中国文化;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也是因为有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新的发展。

中国文化具有强大持久的生命力，其基本文化载体和核心文化精神延绵数千年不曾中断，形成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尽管中原大地分分合合，大小朝廷兴亡更替，甚至还多次遭受外来民族入侵征服，然而，历经沧海桑田，中国还是中国，我们仍然坚守着先贤教导我们的伦理道德，仍然延续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文化习俗。而外来的文化则往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被中国文化包容、吸纳、同化，被整合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那些外来者，也不知不觉被同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因此而不断丰富多彩，生命力更加旺盛。

中国文化有其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例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仁民爱物、崇尚和平、天下为公等。同时，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中国文化本身的某些精神特质。

一是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国文化强调“和实生物”[8]“和而不同”[9]，相较于世界上其他一些文化传统更具有包容性。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总体上也相对比较宽厚温良，不太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和暴力倾向。早在汉唐之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就传入中国，中国本土也有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同宗教在中华大地上总体相安无事，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那种宗教战争，常见的倒是不同思想传统之间的借鉴和交融。中国人总体上也不倾向于通过武力解决争端，主张“不以兵强天下”[10]，“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1]。中国人面对矛盾冲突往往也能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豁达心胸来进行化解。这种宽厚包容的民族性格使得中国人一般不那么排外，比较能够接受外来的事物，易于容纳差异和多元文化，与人交往倾向于人己两便，互利共赢，和谐共生。

二是因革损益、与时俱进的活力。《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文化是古老悠久的，但同时也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大学》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2]“日新”就是要不断更新自己，超越自己。这种“日新”精神也是一种“革命”精神。而要“维新”“革命”，就要“顺天”“应人”“变通”“趋时”。《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1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4]这种文化精神影响下的中国人，不但不保守，而且非常灵活，善于变通，如对外来的东西，对新生事物，并不那么排斥;遇到艰难困境，总能以“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乐观态度，积极应对。正因为不死板、不固执，有顺天应人、乘势而为、趋时变通的智慧，中国文化才能够历久弥新，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