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能“诲人不倦”？

【摘 要】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并忠实践行“诲人不倦”原则的教育家。孔子之所以能“诲人不倦”，既植根于其勤勉精进的人生态度，也有赖于其对于教师承担启迪教化重任的高度自觉；既立足于其对于教育本质的深刻洞察和真切体会，也有“学而不厌”的为学观念为其提供绵延不绝的内生活力。准确把握孔子“诲人不倦”的真实动因，对于当下深刻理解教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关键词】孔子 诲人不倦 学而不厌 教师

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历史中“诲人不倦”的教师典范。在《论语》中，孔子曾两次声称自己“诲人不倦”：一次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另一次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均见《论语·述而》）孔子一生谦逊好学，自称“无知”“无能”，却又自信能做到“诲人不倦”，勤于训诲，终生不怠且成就斐然。《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并忠实践行“诲人不倦”原则的教育家，孔子以自己一生丰富多彩和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生动且深刻地阐释了“诲人不倦”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其所言、所想、所行者不仅影响于春秋及其后中国教育实践及教育观念之发展变迁，于当今社会亦有其不可或缺之重要价值。然而，对于孔子的“诲人不倦”，论者多从其相关言说及教育事实层面进行概述，较少对隐藏于背后的诸种深层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对于当今的教育实践者而言，知其然并不足矣，只有知其所以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位伟大的先辈对教育者人生修为的殷殷期待，体会教育实践中理应蕴含的内在美德，实现对自身成长的觉察与观照，成就教师精神的升华。

一、孔子之所以能“诲人不倦”，植根于其勤勉精进的人生态度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战事频仍的动荡年代，社会秩序的重建与个体生命的安顿成为思想家面临的两大难题。孔子基于其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真切洞察，“开辟了内在的人格世界，以开启人类无限融合及向上之机”[1]。孔子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智”“仁”“勇”兼备的君子人格作为个体安身立命的理想目标，又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即以“为己之学”作为个体修德进学的根本方向，并鼓励弟子积极地以其德行、才能服务于社会。然不论为人、为学还是为政，于每一个体来说都是终其一生相伴而行的艰难挑战，敦实淳厚的仁德、博雅通达的智慧、刚强弘毅的意志等诸多君子所必备的品质绝非可一蹴而就，而种种外在的成见、流俗、强权以及自我的私欲、苟安和怠惰等又是个体必须打破的一道道樊篱。由是言之，每一个体必须终其一生以谦逊、积极、严谨且敬畏的态度面对自我、家庭、历史、文化和社会以及自然万物。

在《荀子·大略》中，孔子和子贡围绕人生之“倦”与“息”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子贡对孔子说：“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意思是说自己已对学习感到厌倦，希望停止学习去侍奉君主。孔子回答道：“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大意为：《诗经》上说，“早晚温和又恭敬，做事认真又谨慎”，侍奉君主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做好，侍奉君主怎么可以停止学习呢？孔子又告诫子贡，侍奉君主不容易，孝敬父母、对待妻儿、结交朋友、劳动耕作等同样也不容易，都需要每个人终其一生以勤勉精进的态度去面对，子贡由是慨叹：“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在日常的为人、为学和为政中，由于存在种种内在及外在的不利因素，个体时常因无法释放的压力、不可摆脱的困境或毫无意义的重复而难免产生倦怠之心。孔子一生曲折困顿，经历艰难，“有议其为谄者，有讥其为佞者，有毁其未贤，诋其为不知礼，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恶而欲杀之者”[2]，不过，面对种种打击甚至是来自所谓贤者的嘲讽和责难，孔子始终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坚韧品性加以回应。孔子时常告诫弟子要有恒心：“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论语·子路》）又特别称赞独颜回有恒心，“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对于人生中经常产生的倦怠感，孔子本人也时时保持着戒惧和警惕，并自觉地通过持续性的学习、内省反思等方式努力使自己始终保持严谨敬畏、勤勉精进的人生态度，如自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

为人、为学和为政不易，为教自然也不易。在日复一日的教育活动中，问题层出不穷，挑战无处不在，困惑、失望、悲伤、无聊等负面情绪也时常会纷至沓来，同样需要每一个体以勤勉精进作为基本的人生底色，而“诲人不倦”便是孔子勤勉精进的人生态度在施教化民活动中自然而然的流露与体现。

二、孔子之所以能“诲人不倦”，也有赖于其对教师承担启迪教化重任的高度自觉

春秋时代是一个教化不兴、人心昏蔽的时代，旧有的贵族教育已然完全颓废不振，新兴的私学教育开始崭露头角。孔子作为开创中国古代私学教育的杰出代表，正是春秋时代开蒙解蔽、启迪人心的师者典范。孔子一生“诲人不倦”，所“诲”之“人”又不仅限于三千弟子，而是囊括了弟子、执政者及百姓等各色人等在内，其教育之活动既有对颜回、子贡和子路等一众弟子的循循善诱，也有对乡党后进、普罗大众的启蒙教化和对鲁哀公、齐景公以及季康子等诸多执政者的正告劝诫等。对于教师而言，德性、学识、能力等要素固然非常重要，但促使教师真正做到“诲人不倦”的首要因素却是对自我所承担的启迪教化重任的高度自觉。显然孔子对此非常敏锐、高度自觉，这使得他对于教育生发出一种无可推脱的使命感与尤为厚重的教化情怀，故《论语》引仪封人之语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也正因如此，孔子之“诲人不倦”也经常遭到时人的误解乃至诋毁，甚至于孔子因其对“诲”的执着而被刻画成他自己最为厌恶的“佞者”形象：“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论语·宪问》）

对于弟子，孔子期望他们能够“学以成人”，不仅能修身立德、“学为君子”，也能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孔子教导弟子要时时不忘修德讲学、改过迁善，由是“诲”便体现了一种忧惧之心与督促之意，“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诲”也体现出对弟子的无限关爱与期许，故孔子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又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唐文治解释说，“人必纳诲，乃能为善。忠而勿诲之，适以恣纵之。细读两‘能勿’字，其用心周且至矣”[3]，由此可见孔子教诲弟子的良苦用心。

孔子教诲弟子能够终身不怠，对于执政者与民众也是尽心加以告诫、劝谕，因而便使得孔子之“诲”因其所含有的崇高使命感而达致令人钦佩之高度，并由此开创了儒家自觉以师者身份参与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之先河。在孔子看来，施教即是为政，施教者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有人曾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一生辗转于鲁、齐、卫、宋、郑、楚等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积极倡导“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和“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告诫鲁国执政者季康子“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提醒鲁哀公“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又在与士大夫及民众的交往中反复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观念和君子仁爱、孝悌、忠恕之道，甚至于其对卫灵公、樊迟及孺悲等人的“不诲”之“诲”中亦蕴含有别样的教诲用意（相关事例可参见《论语》之《卫灵公》《子路》及《阳货》诸篇）。

三、孔子之所以能“诲人不倦”，立足于其对于教育本质的深刻洞察和真切体会

在孔子看来，君子之“学”即是“为己之学”，与此相应，君子之“教”便为指向整全人格养成的成人之“教”。成人之“教”不应被简单视作知识的传递或技能的训练，或者被简化、物化为规训之“教”、功利之“教”。从根本上讲，教育之灵魂在于“成人”，教育之根基在于“让学”①，教师引导学生体认为学宗旨并将其落实于为学功夫的把握中，教育之本质在于帮助学生养成完善的君子人格、获致丰沛的精神自由，从而开启求学者富有无限可能的精神生活。

在孔子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活动中，真实的教育世界绝不是以普遍性的或者是物化的形态存在着的，它永远是具有开放性、生成性且充满着情趣和机变的世界。真实的教育世界与活泼泼的生活世界须臾不离，置身于真实教育情境中的师生自然能感受到教育的无穷魅力而被其所吸引，陶醉于其中而流连忘返，是故颜回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孔子对弟子及他者的教诲尽管会不可避免地遭遇种种的误解、困惑、失望，甚至于来自弟子的不信任感②，但教诲带来的更多的是教师与学生双方都能享有的精神愉悦和充实感。快乐可能来自志同道合者的切磋砥砺、教学相长，如孔子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类皆如此。快乐也可能来自看到弟子时时增进、学有所成时的喜不自禁，如“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又如，“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

很显然，这样一种生机无限的教育世界并非一个超越时空且完全共享的教育世界，相反，它是复杂的、独特的、生成性的，是经由师生共同构筑却为每一个体所独自拥有的教育世界。在孔子和颜回、子贡、子路、子夏以及曾子等一众弟子所构筑起的丰富多彩、令人神往的教育世界中，师生关系已不再是“我”和“他们”或者是“我”和“你们”的关系，而是纯粹、直接的“我”和每一个独特的“你”的关系，此时，“（我）与‘你’的关系直接无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横亘在‘我’与‘你’之间”[4]。颜回不同于子贡，冉求不同于子路，子夏也不同于子张，对于孔子来说，每个学生都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你”，因此我们在《论语》中便看到了孔门师弟子之间极有针对性且每每不同的师生问对与交流。孔子提醒子贡“女，器也”（《论语·公冶长》），就是希望子贡能依循“君子不器”（《论

语·为政》）的原则，使自己摆脱“器”的囿限而进入“道”的境地。又如孔子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就是希望子夏不再拘泥于细小驳杂的习性而趋向宏阔广大。完全可以说，在孔子的教育观念及活动中，师生关系总是以“我”和“你”的关系方式呈现着，由此便意味着教师之“诲”的永恒在场性：“诲”总是特定情形下与某个特定的人直接相关，是因其人、其材而有其“诲”，因此，对于学生一次又一次的“诲”也总是意味着对教师的一次又一次的激荡和挑战，这种激荡和挑战与整个教育过程相始终。

四、孔子之所以能“诲人不倦”，也因其“学而不厌”而拥有着绵延不绝的内生活力

“诲人不倦”不仅涉及教育态度、意识与观念，也涉及教育素养、能力与境界。对于孔子而言，能绵延不绝地为“诲人不倦”提供内生活力的是其“学而不厌”的为学观念。教师唯有先做到至死方休的“学而不厌”，才有可能做到终其一生的“诲人不倦”。也正因如此，孔子在两次声称自己“诲人不倦”时都将“学而不厌”置于其前（只不过后一次“为之不厌”的表述略有不同）。据《孟子·公孙丑上》所载，孟子在与公孙丑的对话中提及，孔门弟子子贡曾以“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解释乃师的“学不厌教不倦”。此处，子贡所谓的“学不厌，智也”并不仅仅指君子通过“学不厌”使自己通向理性与智慧人生，更是在先“学”后“教”的语境中倡明一个颠扑不破的教育真谛：“学者”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都应先于“教者”而存在。唯有好学、乐学和善学者才有可能成为能教、乐教和善教者，才有能力做到“诲人不倦”，也唯有好学、乐学和善学的“教者”以其所行潜移默化于后学，才能将自己从“好为人师”的自大与“宽己严人”的窘境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