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概念史寻绎

摘要： 中国高等教育快速而独特的发展使“高等教育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概念。厘清这一概念的源起和本质，对于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推进高等教育学话语体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概念史研究范式，梳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文献并综合分析话语内涵的演进发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是它的最初形态，独立自主这一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它的思想内核，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它生成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是它的本质内涵；它在政治和经济变迁中被持续建构和反复定义，彰显出丰富的价值。“高等教育中国模式”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注脚和学理概括，也必将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概念史；高等教育治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1-0118-10

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世界瞩目成就的同时，“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概念也渐受关注。它连通着各种经验和期待，镌刻着历史的印痕又映射出时代的变迁。它既是政策术语的概括，也是一个学术概念；它既是一个由众多词汇构成的“语义场”，也是一个由相互关联问题组成的“问题域”；它既可以作“历时”追溯，也可以作“共时”比较。不同学者赋予它的内涵不尽相同。究竟“高等教育中国模式”何时被提出？为何被提出？其话语内涵又如何演进？它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对全面理解和把握这一概念，洞悉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走向，推进理论研究和解释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均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和有关文献，考察“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产生和不同阶段的内涵变迁，并尝试得出一些结论。

一、概念史作为“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辨识透镜

“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是一个概括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和总体特征的概念。本研究采用科塞雷克的概念史范式，对其作出明确的范围界定，并确立整体分析框架。

（一）“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范围界定

科塞雷克是德国概念史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概念史范式关注具有关键意义的词语，解读它在特定语境的概念化过程，研究历史意义嬗变的连接点，发现不同时代同一概念的差别及成因，注重对整体概念的把握。他指出，概念史研究并非纯粹的史料堆积，把握概念中的大概念、下属概念、独立概念等各种概念关系，是揭示概念内在语义结构的关键[1]139。“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探究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重要或基本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因此，它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或范式。

现实当中，一方面，“高等教育中国模式”并非“标准”称谓，它也常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中国模式的高等教育”等；另一方面，作为“语义场”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既包含了宏观层面上的“高等教育中国模式”“中国大学模式”等，也包含了中观层面上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模式”等，还包含了相对微观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国模式”等。本研究将这些称谓统称为“高等教育中国模式”，并不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含混不清，而是为了描绘其全貌，更重要的是探究其核心本质，力图对其进行全面理解和把握。

（二）“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分析框架

科塞雷克领衔编纂的《历史基本概念》被认为是概念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该著作的主导思想在于“通过查考概念的变迁来解析旧世界的解体和新世界的诞生，不仅呈现历史上的概念界定，而且竭力重构与之相关的经验场域”，其认识论前提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1]29。科氏“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研究概念，从时间的视野去区别社会与时代的信仰、经验和预期”[2]，他将时间与空间融入研究过程，不仅把历史作为重要维度，也注重对文化、社会、政治的考察，强调概念史的社会史功能。科氏从三个维度阐述概念史的作用，一是将概念史作为一种辅助方法，用于社会史的研究；二是将概念史作为拥有自身方法的独立研究方向，重视概念自身的理论关切，显示可能的经验范畴，在提供社会史认识的同时也在与事务史的比较中提炼理论；三是将其作为社会史研究中不可化约的条件[1]153。

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相互勾连，不断沉淀于“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概念中，在历史和时代经验的变化中发生语义嬗变。因此，本研究侧重于第二个维度，即基于高等教育发展史和有关文献的研究，结合我国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考察“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演进历程。具体而言，就是以我国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标志性事件为切入点，将“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演进分为若干阶段进行考察，每一阶段首先阐述高等教育在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中的发展实际，进而结合有关文献，分析“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概念的内涵和特征，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二、始于“鞍形期”之末的“高等教育 中国模式”

理解一个概念，必须回到其最初产生的“时空”之中加以考察，因为“时空”不仅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纯内生变量，而且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3]。“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提出有着特定的时空背景，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廓清其逻辑起点。

（一）作为方法论的“鞍形期”

科塞雷克借用“鞍形山体”（即连接两座山峰之间的低落过渡地带）的意象，提出了著名的“鞍形期”概念，意指一个时代与另一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鞍形期”前后所呈现的社会状况完全不同，由此可能导致某个词语无法充分体现新的经验而被取代，科氏曾以“精英”取代“贵族”为例说明这一问题[1]141-144。“鞍形期”意味着两个时代之间的历史断裂线并不明显，就好比史学界提出的新旧社会形态这两种“固态”之间存在着“液态化”的变迁过程。“鞍形期”是科氏概念史范式中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假设[4]，他的“鞍形期”是指约在1750-1850年间，德意志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催化下的转型过程，但作为一种方法论，“鞍形期”为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参考。

（二）“鞍形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1.“鞍形期”的总体概况

综合考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有关概念的变迁，我们发现“高等教育中国模式”出现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鞍形期”的末端。这一“鞍形期”的前端处于新中国成立以前，末端处于改革开放以后，1949-1976年是它的“主体区间”。前端和末端不是时点而是时段，这两个时段大概都有十余年的时间。前端与1949年之前解放区的高等教育理念和经验相连接，比如“新民主主义教育”“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些理念和经验对“鞍形期”主体区间内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延续性影响，其间出现了诸如“苏联经验”“工农兵大学生”等新词，但这些新词后来日渐式微。进入末端以后，高等教育的一些新概念逐渐出现，“高等教育中国模式”便是其中之一。

2.“鞍形期”主体区间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1951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以延续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为主要特征，这一点在系列改革措施中得到体现，包括确立为工农开门办学的高等教育方针、将马列主义思想政治课引入课程体系、采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对口负责的管理制度、对旧中国高等院校进行接收改造等[5]49-61。

第二阶段是1952-1957年。我国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三次院系调整，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制订、教材建设、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等均向苏联看齐，由此形成的“苏联模式”对我国高等教育影响深远。但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也并非“全盘苏化”，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的特征仍有体现，包括培养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注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的思政教育、实行部门管理体制等。

第三阶段是1958-1976年。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体现了复归老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的特征[5]117。这一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被正式提出[6]，出现了1958-1960年的“教育革命”，兴起了地方办大学、师生编教材和学生勤工俭学的热潮[7]，对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与教学秩序造成很大影响。1961-1965年，我国教育事业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对高校和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合并、集中力量办好重点高校、加强教材建设、控制学生劳动时间保证教学时间等措施，教学秩序得以恢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发展又遭受很大挫折。

总的来讲，“鞍形期”主体区间内新中国高等教育处于曲折发展的探索阶段，其间既有挫折教训，也有经验积累，彼时“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概念并未被提出。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提出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了科学和教育对国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性，提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8]，表明他对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寄予的期望。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并且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论断对探索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影响深远。

1982年10月，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提出要“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9]。1983年5月，何东昌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10]。从有关文献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在1983年前后已被高等教育界所关注、接纳和使用，且大多是在党的十二大影响下所产生、与高等教育服务经济建设相关联的[11-12]。“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提出与实践几乎同步，如1980年代初开始，“中心城市大学”模式、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联合办学”模式以及某些重点高校的“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办学模式已开始出现[13]。

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充分展现了党和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宏图，其中强调“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此时，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两级办学”转变为事实上吸纳了地级市举办高等教育的“三级办学”，为地方大学“横空出世”奠定了基础[14]。

（四）“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初现

1985年是“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概念生成的转折点。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理论研究与构建实践过程中，“模式”一词逐渐与其产生关联。1985年，有学者发表《改革高等教育模式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一文，在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不能适应经济、技术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同时，结合对日本和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特点的分析，提出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文中的“高教模式”主要指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办学理念、管理体制、大学功能、培养规格等[15]。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管理体制改革等角度出发，探讨如何构建“高等教育模式”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文献逐渐增加，“未来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高等教育战略发展模式”“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中国现代大学的模式”等概念相继出现[16-21]。

由此可见，我国在“鞍形期”末端首先提出了教育改革议题，随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先后被提出。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高等教育中国模式”有关概念开始出现。我们认为，1985年是“高等教育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提出的“元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可视为“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最初形态，其背后的重要推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命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出现也恰恰回应了科塞雷克“鞍形期”的一个论断——“新时代的新人需要新的语言”[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