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的多元路径

摘要：高等教育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与途径，探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的差异化合作路径和作用机制，总结成功经验，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TOE框架，对34个“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优秀案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学科资源相对优势是实现“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的必要条件。“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路径共有三种，分别是学科资源嵌入人文交流的民心相通型、学科资源赋能需求满足的共同发展型、学科资源支撑民主会商的话语体系建构型。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的新历史起点，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合作应整合优质学科资源，创新交流机制，持之以恒地开展有深度的人文交流；须统筹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务实满足沿线国家需求，实现共同发展；可借助教育多边平台，将学科优势转化为影响力，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高质量合作；TOE框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1-0108-10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高等教育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与途径，过去十年间取得了卓越成效，为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层次与水平显著提升：沿线国家留学生占在华留学生的60%以上；以鲁班工坊、开设海外学院等形式为沿线国家在地培养大量实用人才；通过孔子学院等多种人文交流机制，促进我国文化和发展成就的国际传播，推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1]。但从当前现状来看，“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仍面临一些问题，如合作院校范围相对狭窄、后劲不足[2]，来华留学生的结构有待优化、质量有待提升[3]，人文交流存在低效化、随意化、阻隔化等倾向[4]。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5]。把准时代脉搏，客观审视优秀典型高校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探寻“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的稳健路径，对于我国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当前关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宏观制度视角，反思“一带一路”中外高等教育合作的制度困境与实践策略，从顶层设计、制度构建的角度提出建议[6-9]；二是基于国别和区域层面，以“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统计性数据为事实依据，梳理中国与俄罗斯、越南、泰国、东盟、中东欧等沿线国家或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和挑战，进而提出优化的政策建议[10-14]；三是关注微观主题，有学者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了“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的运行模式和行为动因[15]58-67，通过访谈联盟秘书处人员，从组织学视角探讨“一带一路”高校联盟长效发展的挑战与进路[2，16]，也有学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一带一路”高校联盟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17]。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对推进“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但仍存在提升空间。一方面，大多数研究遵循现状、问题与对策的逻辑主线，以宏观视角聚焦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实践性经验归纳和描述性数据总结，进而提出优化策略，但缺少基于优秀典型和理论视角的实证探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相互影响、相互联动。这种联动效应对合作结果具有非线性的复杂作用，然而现有研究鲜少关注这一点。因此，本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引入组态视角，以“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中34个优秀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采用fsQCA方法探究“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中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因素的联动效应对合作结果的影响，尝试回答：何种条件组合有利于实现“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何种条件组合不利于产生高质量合作结果；哪些条件是促成高质量合作的关键性变量。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TOE理论框架在解释复杂社会现象成因及提取影响因素方面具有良好效果[18]，与本研究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该理论是托纳茨基和弗莱舍在1990年提出的，包含技术（Technology，T）、组织（Organization，O）和环境（Environment，E）三个维度，最初被用来揭示影响企业采用创新技术的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19]。具体而言，技术维度主要包含技术特征及其与组织的关系，聚焦于技术与组织结构是否耦合，能否满足组织需求，为组织带来效益等方面[20]；组织维度主要包含经营范围、组织规模、管理结构、制度设计和沟通决策机制等[21]；环境维度的提出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理论是一个较为创新的概念，指的是组织处在被政府、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包围的市场结构中[22]。随着时间发展，学者们不断丰富TOE框架的理论内涵，将其应用在包含高等教育在内的多个学科中[23，24]，其理论边界也随之不断扩大，逐渐演变成基于技术应用情境的综合分析框架[25]，具有广泛的适应性。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是一种技术性合作[26]，而“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中的跨国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技术帮扶、设立海外机构等实践，在本质上是以高校为组织、以学科为单位、以跨国为环境的教育技术应用过程，即一方高校将合作方的创新性教育技术应用于自身组织的过程。故本研究基于TOE框架，从组织、技术与环境三方面分析“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实践路径。

但TOE框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尚不能清晰揭示三个维度之间的因素通过何种方式组合联动对组织的技术应用与实施产生影响[25]。因此，本研究试图从组态视角来分析并厘清各个要素在影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结果上的复杂机理。组态视角下，不同影响因素之间是互相关联的，并且会通过相互间的匹配联动来共同形塑组织结果，不同的影响因素还可以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产生相同的组织结果[22]。高校可以统筹已有的技术资源、组织资源、环境资源，借助差异化的资源匹配实现相同的合作目标。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实践中，我国高校在先天资源禀赋、办学层次目标、后天发展阶段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可通过组态分析来厘清不同要素间的等效作用机制，以多元路径推动我国高校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合作。

（二）分析框架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政策文件、案例特征，本研究在TOE框架基础上尝试构建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技术因素包含“满足合作方需求”和“学科资源优势”两个二级条件。首先，“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是一个互惠共赢的过程，但我国高校更多地扮演了技术贡献者的角色，致力于服务沿线国家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但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需增强区域合作差别意识，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所需开展合作[27]。因此，满足合作方需求是影响合作结果的重要条件。其次，TOE理论认为，技术的自身特征尤其是创新水平，对是否被组织采纳与应用有重要影响[20]。反映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实践中，即高校的学科资源优势是影响沿线国家是否与中方高校开展合作、能否取得理想合作成果的重要因素。

组织因素包含“会商机制”一个二级条件。TOE理论认为，沟通机制是影响组织采用创新技术的重要因素。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语境下，由于双方语言、教育环境、教育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异，中外高校之间是否有稳定的会商机制对于实现预期合作目标、巩固合作成果显得尤为重要。

环境因素包含“中方政府支持”和“人文交流”两个二级条件。在“一带一路”倡议高等教育合作实践中，我国政府通过奖学金资助、项目委派到校、与沿线国家政府加强联系、协助建立教育交流机制等直接或间接措施助力高等教育合作。美国大学跨境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9]。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均表明，我国政府支持对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有重要影响。此外，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五通”中最大挑战，人文交流能够增进了解、建立友谊、深化互信，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对于获得高质量的合作结果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一种基于组态视角和布尔代数逻辑的案例导向研究，能够解释前因条件间的复杂联动对案例结果的影响，可通过必要和充分的因果逻辑，生成导致积极结果和非积极结果的条件组合（即组态）[28]155-167。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是QCA的一种，能处理有关程度变化或部分隶属的问题，近年来应用非常广泛。fsQCA与本研究的契合之处在于：第一，本研究以34个“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优秀案例为研究对象，符合QCA对案例数量的要求；第二，本研究旨在探究实现“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高质量的条件组合，这正是QCA的核心价值所在；第三，本研究的变量存在部分隶属，因此选择fsQCA，并通过软件fsQCA3.0完成数据分析。

（二）样本与数据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在2021年启动了“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优秀案例征集活动，并出版《“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优秀案例选集》（以下简称“《选集》”）[29]，详细介绍了案例高校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与成果，内容权威翔实。本研究以协会遴选的34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院校为研究对象，以《选集》为变量的数据来源和解释性材料。这些案例对于分析“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第一，院校覆盖面广，案例院校来自我国不同地区，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不同层次；第二，项目丰富、特色明显，涉及境外办学先试先行、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平台、创新产教融合和科研合作、创新留学生培养模式等多方面；第三，推广价值较高，这些优秀案例的宝贵经验有利于总结“一带一路”高等教育交流的共性规律，识别“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高质量合作的多元路径。

（三）变量赋值与校准

1.条件变量

第一，满足合作方需求。我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目的是要破解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欠缺、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难题，对沿线国家培养实用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0]。相比于人文社科领域，实用学科通常是沿线国家发展所需[27]。本研究将“直接解决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为沿线国家培养全学科人才”赋值为1，“为沿线国家培养自然科学人才”赋值为0.67，“为沿线国家培养人文社科人才”赋值为0.33，“没有为沿线国家培养人才”赋值为0。

第二，学科资源优势。以学科层次为参照，我们将“世界一流学科”赋值为1，“国家一流、国家重点、国家骨干学科”赋值为0.75，“省一流、省重点学科”赋值为0.5，“校内核心学科”赋值为0.25，其余赋值为0。

第三，会商机制。会商机制包含会商平台和会商制度两个要素，前者是指高校是否加入高校联盟、学科联盟在内的双边或多边性的会商平台，后者指会商平台是否制度化建设与常态化运行。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建立的联盟数量已超过40个，覆盖我国近200所高校，但多数高校联盟活动缺乏会商制度，合作项目并未真正落地[31]。只有会商平台和会商制度两个要素同时存在，会商机制才具有实际作用，所以本研究将“制度性的会商平台”赋值为1，“非制度性的会商平台”赋值为0。

第四，中方政府支持主要包含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按照政府层级，本研究将“国务院支持”赋值为1，“省部共同支持”赋值为0.75，“省/部支持”赋值为0.5，“市级政府支持”赋值为0.25，其余则赋值为0。在实践中，部分高校会得到省政府和教育部或商务部共同支持，故设置“省部共同支持”这一级标准。

第五，人文交流。当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中的人文交流形式多样，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交流两个层面。在直接交流层面，我国高校主要通过举办夏令营、实践调研、国际比赛、人文艺术巡演等方式与沿线国家高校实现面对面的跨国人文交流；在间接交流层面，主要通过开设双方语言、文化相关课程，通过国际理解教育实现人文交流。基于此，本研究将“制度性的跨国人文交流”赋值为1，“国际理解教育”赋值为0.5，其他赋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