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现象学与交叉学科研究

摘要：全球学术界日益关注大学教育与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逐步超越传统学科限制。通过整合社会系统理论和现象学，聚焦交叉学科与跨学科在认知、社会系统和学科关系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为多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提供有力方法。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重新定义学科，将其视为相互关联的子系统，为多学科交叉与跨学科提供框架；现象学专注主观性，为研究者理解复杂系统提供了开放的研究路径，与系统论相互契合，为交叉学科研究提供全面理解。然而，交叉学科发展面临学术环境转变的挑战，包括培养知识生成的共同精神、创造创新解决问题的环境，以及处理学科边界和学术奖励体系的制度问题。尽管面临挑战，整合社会系统理论和现象学方法在应对21世纪的挑战方面具有潜力，能为理解复杂现实问题提供新途径，为学术界和研究者在未知领域探索提供机遇，值得深入研究和发展。

关键词：系统论；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2-0039-11

在学术领域，高等教育学不仅是一个学科，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大学教育中的学科内部封闭并非单一学科的特性，而是受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学者的个体利益维护，以及学科与大学院系的紧密结合。这种紧密结合导致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其中“学院成为学科的囚笼，学科成为学院的封地……学科以学院为边界‘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逐渐超越了学科自身合理性的限度”[1]。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和教育作为理解复杂现象的强大方法逐渐崭露头角[2-3]。这种综合的多学科观点能够激发创新，促进不同领域间的联系，产生新思想和解决方案。高等教育机构鼓励教师参与交叉学科项目，提供跨学科课程，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促进知识创新和社会进步。而这种转变正在挑战大学教育中传统的知识划分，为创新的综合方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两个重要理论框架的融合：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和胡塞尔（Husserl）的现象学[4-6]。交叉学科与跨学科方法以现象学与系统理论为基础，要求承认知识的相互关联性和跨学科合作的价值。现象学系统理论作为一种跨学科方法，使研究者能够超越纯粹的技术或教育观点，而专注于意向性与参与其中的教育者和学生（主体）间的动态互动。

一、“边界扰乱者”：交叉学科的边界转向

当前的学术格局正经历一场彻底转型，原有强有力的单学科间的传统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学科既是一种用于知识分类的方式，同时也是用于知识生产的组织方式。学科的边界开放与知识生产间存在循环的螺旋上升关系。在这过程中，学科逐渐进行边界扩展，产生纵向分化（或称专门化）和横向综合（或称跨学科合作）。随着知识的不断分化和综合，原有单一学科已无法完全独占某一研究对象或研究方法。但同时，单一学科知识也并未被交叉学科知识生产方式完全取代。相反，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的发展有赖于扎实的单学科知识支撑。传统学术研究往往被限定在特定学科或方法论范围内，这导致了学科之间的分割和隔离。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传统学科研究一般从独特对象出发，逐渐演化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重心从基本概念和基本推理逐渐延伸至基本判断和基本理论。这样的知识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专业化的抽象，舍弃了对象的背景和整体情境，同时也忽略了对象内外的联系和交流。这种趋势导致了学科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分离[7]。如今，研究者们正试图跨越学科界限，要求放弃以往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话语中的分隔性方法论，尝试采用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在这个不断演变的领域，我们需要将学科看作是相互关联的活动，并与更广泛的知识系统相互作用，超越将学科视为独立单元的还原主义观点，采用系统整合的方法，强调总体知识系统中的相互联系。现象学与系统理论为建立这一框架和模型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助于研究者理清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和关系，帮助他们在交叉研究中更有条理地进行探索。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张丹副教授与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学者史蒂文·沃特森（主要从事大型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以及借鉴社会系统理论、现象学、基于设计的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研究，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媒体、教育政策、政治社会学、STEM教育和教师专业学习等多学科交叉领域），通过对话的形式共同探讨交叉学科的可能性、机遇与现实局限，试图通过系统论与现象学视角切入，探讨交叉学科与跨学科的可能性，尤其关注各学科系统内部和多学科系统之间的互动。

访谈者：最近英国乃至欧洲范围内都在不断探讨并推动交叉学科研究。这一年我在参与剑桥大学教育学院知识、政治与权力研究组（KPP）研讨中，对交叉学科研究实践有了更多新的思考。那么您作为剑桥的教育学者以及该交叉学科研究组的主要推动者，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受教育与研究经历，您又是如何一步步转向交叉学科研究的？

史蒂文·沃特森：目前在剑桥大学教育学院，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同时将交叉学科研究方法高度整合于我的研究分析中。虽然我的教育背景来自教育领域，特别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超越社会学或心理学领域，逐步深入关注更广泛、更深刻的多学科问题。尽管在理论框架上仍存在固有的教育社会学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学科限制，但这一趋势促使我从交叉学科的角度思考问题。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运用社会系统理论来解析个体认知、社会系统和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一框架赋予我采用多样的学科视角挖掘潜在意义的能力。而现象系统理论则强调潜在意义和深层理解，对于理解人类行为、文化表现、科技应用等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实际上，学生将我描述为“边界扰乱者”（Boundary Spanner），强调我的交叉学科工作，特指在组织内外不同部门、团队或领域之间建立联系、传递信息和协调合作的人员或角色。我的主要任务是跨越不同组织或部门、学科之间的边界，促进知识流动和资源共享，以支持组织内外的合作和协调。这种交叉学科方法是在一系列环境和独特的问题解决方式的结合下自然演变而来的。我没有按照传统的学科逻辑专攻某个特定研究问题领域以获得学界认可，而是选择了一条非传统的道路。我积极寻找有趣的社会或教育问题进行探索，并从不同的学科理论视角进行研究，溯因分析路径如图1所示。

这张图呈现了我所借鉴的溯因分析法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实证研究中的路径，通过适应真实世界情境的复杂循环方式引入溯因分析。这一方法超越了归纳（从个别到一般）和演绎（从一般到个别）的分析界限，通过从数据到学科概念和理论之间进行反复迭代，我们能够检查学科概念之间及与研究的背景、现象或问题的关系，形成一个学科概念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网络及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理论方法。如，聚焦数学教师的课堂决策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以及“以教师中心”的实践关系，研究者在引入跨学科理论框架时，可结合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以深入理解教师的决策过程。其中，需分析的关键概念包括认知推理类型、教师自我效能感、目标驱动行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观点，以及情感在决策中的作用。该研究运用溯因解释现象学分析方法，调查这些概念在实时课堂决策背景下的表现，突显了这些决策在教学的主体性和生态学方面的动态和适应性特质[8]。

正如博文图拉·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认为的，传统社会学往往采用特定的标准和范式来定义什么是存在并合理的，而其他不符合这些标准的事物或现象则被认定为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实体、对象或社会关系也因此可能被排除在社会科学研究范围之外，或被忽视或被人们认为不值一提。桑托斯在其文章中指出，不存在的或被人为忽视的事物或现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以多样化的方式存在，或是因不符合既有的标准和范式导致不同事物或现象被人们认为并不存在。如某一实体被取消资格，被视为不可见或难以理解，或被认为可永久性忽略[9]。这种不同的非存在方式及现象是一种特定理性文化的表现，此文化在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束缚了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尤其是在大学的知识生产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主导范式和标准，它们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并鼓励我们挑战传统社会科学领域的传统单一范式。这些范式在引领我们从某一学科视角深度诠释现象的同时，也往往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广度。而交叉学科方法可以帮助学者超越学科边界，允许在多个领域之间交叉，以探索被忽视的领域或主题。尤其是桑托斯提出的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他主张知识的生产应更多关注历史上被忽视的文化和社会实践，以建立更具多元与全球公平性的交叉学科知识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我通过努力探索研究问题与理论间的关系，并尝试通过学术探索的经历来建构这一理论，这些理论尝试与学术探索经历也为本人采用系统理论和交叉学科方法论奠定了基础。

二、学科转换：概念界定与交叉学科研究实践

访谈者：正如您提到的交叉学科研究，我意识到它与跨学科研究的概念密切相关。根据您的经验和思考，学科交叉的发展历经从单学科方法出发，逐步走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甚至跨学科三个发展阶段（如图2[10]），您如何看待在学科转换中的知识生产与模式转变？这些不同的边界之间有什么区别？

史蒂文·沃特森：我基本上同意您对交叉学科研究发展三个阶段的观点。一个常见的定义是协同式交叉学科研究，涉及来自不同学科或社会领域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开展项目。他们可以协调工作，并进行一些交流，但不一定会对彼此的学科观点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多学科研究涉及的不同学科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其中，研究者在决策和协调方面的作用更大。相比之下，交叉学科团队的贡献主要来自各个学科的个体。在我看来，跨学科研究超越了交叉学科合作。它发生在交叉学科研究人员能够共同构思和发展跨越各自学科的共同理论框架的情况下。根据我的经验，系统理论是迄今为止我遇到的唯一一种促进这一过程发生与促进学科整合的有效工具。系统理论使我们能够提出“关于我们如何观察以及为什么观察世界、我们所提出的假设以及在各自学科中产生的差异”的问题，因此它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交叉学科研究框架。然而，这方面的交叉学科研究仍需进一步检验和探索系统理论能否作为一个潜在有效的交叉学科研究框架，我们需要了解如何有效利用系统理论。学术界通常优先考虑个人学术成就和项目领导，而非集体合作和交叉学科研究，这可能导致鲜少有人对重大项目作出集体贡献而获得职称晋升。这种环境下，采用交叉学科方法需要学术界的文化共建和评估方法的变革。

访谈者：在剑桥大学，我发现不同交叉学科研究团队在合作模式上存在差异性。一方面，一些研究团队采用多学科拼盘式合作研究，这种团队中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将不同的研究任务分配给个体研究者。尽管团队成员在同一空间工作，但团队成员间的互动和交流有限。基于不同个体研究者的定量或定性研究的贡献，项目负责人将这些个体贡献整合出一篇有凝聚力的论文。此种方法代表了多学科尝试交叉合作的一种研究模式。另一方面，我观察到有一些团队内部存在更积极深入的互动合作。这些团队中的个体研究者可能对整个研究项目系统的每个关键术语或所涉猎的学科专业知识并不具备深入的学科认知与概念理解。然而，他们通过项目合作式的逐步沟通合作来寻求理解不同学科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工具，并共同致力于合作发表论文，而这协同式交叉学科研究也成为一种研究模式但并不一定需要深度交叉或挑战其他学科观点。

史蒂文·沃特森：我同意你所描述的两种模式。我认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需要团队负责人承担创造合作机会并参与协调的角色。例如，可能有数据专家与昆虫学家就特定论文进行合作，将不同的多学科小组聚集在一起。然而，挑战在于尽管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交叉学科项目合作，但缺乏一种方法来抽象出这些协作背后的共同机理，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协作本身的运作方式与原理。理解交叉学科协作的本质在于了解参与者间的角色、互动方式、决策过程、信息流动和意见冲突解决等方面，从而将不同学科研究中的共同原理抽象出来，包含跨学科交流、知识整合、协调和决策机制等。通过识别这些共同原理，可以形成一种通用框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管理交叉学科研究项目。

访谈者：在中国，政府正致力于促进交叉学科研究的策略，他们推出了许多拨款和资助计划，鼓励不同的团队进行合作。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合作似乎在实践中只是将一些团队聚集在一起，但在具体项目执行中又各自回归到原本的个体任务分配与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项目成员仍更多采用单一学科的逻辑思维来推进交叉学科研究项目。那么，对于单学科、交叉学科甚至多学科以及跨学科等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您有何看法？尽管这些研究团队被标榜为交叉学科或具有多样化背景，但我们在进行对话和实践时意识到其中存在着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