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究型大学：优势·挑战·前景

摘要：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命题由此而生。我国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既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也面临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在国家政策有力支持下，主动借鉴国际上新兴研究型大学的成功经验，积极吸收国内研究型大学改革成果，勇于改革创新，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独特优势，并且展现出起点新、理念新、体制新、视野新、模式新和机制新等六大特点。与此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也面临着五大挑战，如政策依赖、财源单一、原创不足、依靠排名和特色不足等问题，这些都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巨大考验。在未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应从创新创业型文化构建入手，着力建立产教融合发展机制，在创新创业型大学建设上实现突破。

关键词：新型研究型大学；六大优势；五大挑战；未来前景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2-0032-07

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对我国实施围堵政策，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难题，加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快速实现技术突破成为我国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如何急国家之所急，就成为当代中国大学面临的急迫现实课题。在此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诞生就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势：机遇就是它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挑战则在于如何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如此，就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真正的创新创业型大学，才能经得起各方面的考验。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六大优势

新型研究型大学无疑是目前我国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因为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关注，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表现出浓厚兴趣[1]，并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生成机理进行了深入解读。概括起来，学术界形成了四点基本共识。首先，大家一致认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特殊时期是国家决定建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直接原因[2]。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遭遇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并出现了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问题，国家迫切希望建设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以超常速度发展，瞄准技术攻关难题进行突破[3]。其次，国际上新兴研究型大学的成功经验对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直接的启示，增加了我们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信心。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国际上出现了一批新兴研究型大学，它们以超常规的发展速度迅速成为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大学，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激发了我们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强烈动机。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韩国浦项科技大学以及我国香港科技大学，这些被冠以“加速发展的大学”标签的高校[4]，对我们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很大的触动。如香港科技大学对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办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再次，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高昂的热情。如深圳和杭州为了使经济保持持续的高速发展态势，迫切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地政府为此寄希望通过创建新型研究型大学实现超前发展。最后，我国一批有识之士如朱清时、钱颖一、施一公和饶毅等人的勇于担当发挥了灵魂作用。这批有识之士不仅认识到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必须脱离传统轨道束缚、在体制与机制方面进行创新，而且敢于身体力行冲锋陷阵进行尝试，因此促成了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由理想转化为现实。所有这些天时地利人和因素，促成了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办与快速崛起。

由上可见，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在特殊国际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独特的中国话语，但又并非纯粹的中国话语。说它是一个独特的中国话语，就在于中国要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研究型大学发展方式的新型大学，志在瞄准国家尖端科技发展需求，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问题，并且在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探索中实现突破。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建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注定是中国式的。说它并非一个纯粹的中国话语，就在于中国在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之际也广泛借鉴了国际上新兴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5]。故而，新型研究型大学既具有明显的本土特色，又具有丰富的国际蕴含。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一出现就展现出明显的后发优势。

一是起点新，即新型研究型大学并不循沿从教学型大学到教学科研型大学再到研究型大学的路线一步步发展起来，而是一开始就定位为研究型大学。这确实是一个超高起点，当然也是一个新起点。研究型大学发展一般都有一个演化发展过程，如培养层次从专科到本科，由本科到研究生，再从硕士到博士，这期间的路程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创办伊始招收的就是研究生，西湖大学办学直接从招收博士生开始，南方科技大学仅用十多年的时间就已经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从而具有明显跨越性特征。这个跨越得到了国家的政策支持，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也在改革创新，正在探索大学新的发展路径。

二是理念新，即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都不选择全科发展路线，不办巨无霸型大学，而是选择那些与尖端科技密切相关的学科进行发展，体现出鲜明的“小而精”发展定位。这与传统研究型大学动辄四五万人，以学科门类齐全为自豪形成了鲜明对比。换言之，有别于传统研究型大学以大为强、以大为美，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都是以“小而精”来定位，即不把追求学科精致发展作为理想目标，从而在学科发展方向设计上格外用心。它们一般都选择少数发展潜力非常大的理工医学科作为突破点，志在成为全球引领性学科。显然，这样学校就容易集中资源，从而发展速度就会很快，成功率就会很高。

三是体制新，即新建研究型大学都在努力淡化传统大学的科层制特征，突出学科的交叉型和扁平化设计，把发挥教授的个体主动性放在了优先位置。这显然更符合科学进步趋势。如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开始采用PI组织模式[6]，让年轻的科学家领衔独立开展研究，这样就极大地激发了年轻科学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动力——他们可以独立地开展科学创业实践，凭借自身的学术敏感性在世界前沿学术领域崭露头角甚至占领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对于激活大学创新潜力而言，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四是视野新，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师资一般都采用全球招聘模式，教师队伍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学术背景非常宽广，所带来的学科范式也异常多样，因而为创造开放多元的学术文化环境奠定了基础。这些教师一般都对自我具有很高的期待，已经具有了全球学术视野，对国际主导的学术范式更为谙熟，从而方便进行国际对话，更容易发出中国大学的声音，这是他们独特的竞争优势所在。这种国际化招聘模式也是对国内外新兴研究型大学发展经验的借鉴。

五是模式新，即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都采用了新的办学模式，注重在招生和培养过程中进行改革探索，志在打破传统教育体制下形成的应试教育惯性，希望能够招收更具有个性特色的学生，并且开展个性化培养，把他们培养成为未来的卓越科学家和学术领袖人才。为此，它们一般采用复合性招生模式，即不把高考成绩作为唯一选拔依据，而是要进行面试，增加综合测评成绩，有时还参考高中阶段的成绩。显然，这种招生模式更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学术志向、综合素质和未来发展前景。在培养阶段，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新生入校后，并不急于进行专业划分，而是广泛开展通识教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学生兴趣划分专业，并且采用导师组进行个性化培养，更加注重学生个性特长的发挥。这一切无疑是对国内研究型大学在长期改革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的汲取和集成。

六是机制新，即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培养机制上实行“双院制+导师制”，书院制与学院制并行，导师制贯穿其中。书院主要承担本科生通识教育任务，不仅负责指导学生选课，培养学生具有广泛的视野，而且要引导学生完成自我定向发展任务，使学生形成清晰的人生发展规划。学院主要完成专业教学任务，使学生专业志趣获得进一步发展。学生入学后不直接归属于某个学院，而是归属于某个书院，但可以在各学院之间自由选课。进入第二学年后期，随着学生选课倾向越来越明晰，专业兴趣越来越明显，他们再进入专业学院，确定专业发展方向，并且参加到导师的课题组接受科学研究基本功训练。导师组是沟通书院制和学院制的桥梁，每个学生都有导师，而且每个导师都具有明晰的职责要求，肩负对学生进行人生指导、学业辅导、科学引领和创造性激发的重任。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特点得以充分凸显，展现出精英教育色彩，因此其研究生教育也更加强化导师制和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保证研究生得到系统的科学训练。可以说，机制新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最大创新之处。

由此可见，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六个方面的突出优势：一是高起点，这一点最为突出，显著不同于以往研究型大学发展路径；二是小而精，这一点非常明显，一般都集中在少数理工医科领域，很容易实现异军突起；三是扁平化，这是大学内部组织模式变革的重要方面，是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四是全球性，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视野新的突出表现；五是通识化，指的是改变传统大学招生一入学即分专业的过早分化的现象，注重培养学生的宽广视野；六是新机制，即书院制与学院制并行，导师制贯穿其中，实现通识教育的人文素质涵养功能和个性化指导功能，促进人才个性化成长[7]。

以上六点反映出新型研究型大学不仅吸收了国际上新兴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吸收了我国研究型大学改革探索的重要成果，从而在国际化、通识化、扁平化、个性化、精英化和前沿性方面均有所突破，确实展现了后发优势。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五大挑战

不难发现，与国际上新兴研究型大学一样，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够做到高起点、小而精、扁平化、全球化、通识化、双院制，均是以高投入为前提的。一句话，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撑，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基点就建立在高投入基础上，如果能够保证持续的高投入，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前景是充满光明的。有数据表明，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速度是空前的，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位次是飙升的[8]，已经把一些老牌研究型大学远远甩在了后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心的现象，如世界上一些新兴研究型大学在经过初始的快速发展之后不久就进入发展的瓶颈期，难有进一步突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们认为，最为关键的是未能解决培养和激发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面临的瓶颈和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政策依赖性问题，也即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不得不说，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主要来自外部的强力推动，国家的强力呼唤是第一动力源。换言之，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力支持，这些大学就不可能突破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9]。国家支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持非常开放的态度，允许其进行新路径探索；其次是进行政策突破，改变了原来的审批流程，包括学位点审批和授权流程，这实际上是制度上的突破；再次是拨款机制突破，新型研究型大学拨款的主体单位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实行的是新的管理方式；最后是国家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取得的成绩及时予以肯定，并且增加了关怀和指导，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新型研究型大学举办的信心。

显然，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对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是异常重要的，但如果完全依赖国家的政策支持而缺乏自主发展能力，可能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大学办学成功主要应依靠自身，而非外部，大学自身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才是发展的根本。大学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大学有一个高效的领导团体和高执行力的管理团队，否则妄谈成功办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需要在充分依靠国家政策和勇于改革创新、提高管理效能上做好平衡并表现卓越。

第二个挑战是财源单一化问题，也即办学经费的可持续性问题[10]。必须承认，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均依靠地方政府的强大财力支持，否则就很难开好局。全球招聘师资无疑需要巨额的投入，让这些教师舒心地工作更需要巨额的投入维持，故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大都分布在经济特别发达地区。自不待言，这与经济总体形势乐观具有紧密的关系，只有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支撑庞大的财政开支。但经济发展具有波动性，势必影响到财政支持的稳定性，如果新型研究型大学完全或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就可能会遭遇经济波动性的影响。新型研究型大学唯有从“输血”型转变为“造血”型，才可能转变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