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思政课”运行的现实样态、价值旨归与路径优化

摘要：“大思政课”运行，是指“大思政课”由理念走向行动的动态过程，在课程与社会融合贯通的视角下呈现出贯通运行、协同运行和全景运行三重样态。从大中小学学段间的思政课程贯通，延伸到思政课与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景联动，“大思政课”运行不断突破课程界限，逐步澄清其与传统思政课的理念“大”“小”之论争，纾解“课”“社”联动之困境，解决制度“破”“立”之难题。推动“大思政课”高质量运行，应以促进师资队伍协同力、叙事力、转化力和“数智力”提升为运行赋能，锻造一支“认识同频、目标同向、行动同步”的高素质队伍；以强化问题意识和突出实践导向为运行纾困，为课程向社会有序延展提供抓手；以健全社会参与的动力激发机制、资源转化机制和支持保障机制为运行解题，从而更好实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

关键词：大思政课；“大思政课”运行；运行样态；运行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3-0055-08

“大思政课”运行是指“大思政课”由理念走向行动的动态过程。自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至今，“大思政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颇丰，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已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回归“大思政课”的出场语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的论断[1]，有课程运行和社会运行相耦合的意蕴。一方面，“大思政课”作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课程形态，伴随着学校课程决策、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课程实践，要解决的是如何增强思政课亲和力与感染力、针对性与实效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大思政课”作为思政课向社会延展扩容样态的动态描摹，强调的是课程根植于社会实践，彰显社会生命力，要回答的是思政小课堂如何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的时代命题。在课程与社会融合贯通的思想认识下推动“大思政课”运行，能够激活课程所依赖的“社会肌体”和社会所蕴含的“思政细胞”，促进课程与社会的深度融通，这对于真正做到理论有深度、实践有力度、情感有温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大思政课”运行的现实样态

“大思政课”运行的核心是“把握思政课在课程实施以及思政课与社会现实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的关系样态”[2]。这内在地蕴含一个基本前提：课程作为教育要素，不是“非社会”之物，而是深嵌于社会之中。思政课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普遍联系，展现为“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3]。具体到“大思政课”运行来说有三个维度：一是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大思政课”要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实现贯通运行；二是事物不能孤立存在，“大思政课”要在学校立德树人课程体系和育人体系中实现协同运行；三是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大思政课”要在思政课与社会多要素、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中实现全景运行。

（一）“大思政课”贯通运行

“大思政课”贯通运行，是指在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开设的思政课课程体系内，大中小学要实现不同学段间的课程贯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组织领导，到教学管理，再到教学评价，思政课教学活动的运行更加规范”[4]。特别是2019年3月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以后，不同学段间课程贯通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是课程体系不断完善。目前，我国遵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原则，以培养道德情感，打牢思想基础，提升政治素养和增强使命担当为目标，构建了各学段层层递进、必修选修相互协调的思政课课程体系。中宣部、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2020年），通过对课程体系的一体化设计，初步实现了各学段间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要素的有效贯通。二是教师队伍增量提质。近年来，思政课教师的社会关注度和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以高校为例，教育部社科司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高校专兼职思政课教师超过12.7万人，较2012年增加7.4万人。一项关于2020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调研显示，共有158人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荣誉称号，包括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最美教师等[5]。同时，随着各地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手拉手”集体备课等行动的推进，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三是课程制度不断夯实。自教育部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课程建设的规范性文件，如《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2022年）等，还发布了《关于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的通知》（2022年）。这些制度、规范、通知的出台，为一体化推进思政课的教学组织、教学实施、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提供了原则标准。如此，以思政课为基础依托，诸课程要素共同形塑着“大思政课”的贯通运行样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6]6，“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6]27。因此，尽管“大思政课”的内涵溢出了传统思政课程，蕴含着大视野、大格局、大场域、大情怀，但其立足点和出发点仍是“课”，需要以思政课为基本育人载体，“通过学校的课程设置、通过教师的课程教学及相关活动来达到育人的目的”[7]。

（二）“大思政课”协同运行

“大思政课”协同运行，指向学校场域中显性思政课之外的其他课程，以及超越课程形态结构性制约的其他各类育人载体，是“大思政课”在遵循课程育人逻辑中发挥协同作用的动态过程。这突出地表现为以思政课为中心的“耦合”协同和以课程为中心的“三全”协同两种具体样态。

一方面，课程思政的走深走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热潮，不仅打造了一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培育了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助推了基于学科分化的课程体系寻求“思政”价值取向上的统一，还从学理上揭示了课程“内在地蕴含着帮助学生认识事实世界和构建意义世界的双重属性”[8]，凸显了课程建构知识、技能和理智等取向所遮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并以此破解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背景下课程学习疏离青少年价值形塑与精神成长的困境。这种课程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耦合协同。另一方面，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育人机制的不断优化，打破了学校各类育人载体之间的壁垒，聚焦学生价值形塑和精神成长的全过程，“根据不同学生在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起点方面的多端性以及发展时序上的差异性”[9]，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度化筛选将其他载体的育人资源转化为课程形态的育人内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发挥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工作的育人功能。这十类育人载体，按照学生学习生活实践的关联度和客观需求度各自对学生施加影响，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同时通过管理体制和教育机制创新使各类载体相互交织、相互贯通，共同构建了一种多维交错互联、多层并行互补、多元参与互动的“三全”协同育人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既强调“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又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0]。这彰显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大思政课”，不能因其与思政课在发展源流和价值旨归上密切相关而简单等同，它应该被纳入我国“大思政”的育人体系中去理解，既要发挥好思政课在课程体系中的关键课程作用，又要发挥好课程在学校育人格局中的核心载体作用。

（三）“大思政课”全景运行

“大思政课”全景运行，是思政课进一步溢出传统“小”课堂和学校场域，“拓展至更大的社会空间，与社会系统诸要素发生联动而生成的课程形态”[2]。相较于贯通运行和协同运行，“大思政课”全景运行呈现出一种泛课程形态，“它充分把握了思政课的社会属性，是一种将课程设置与课程建设向社会敞开、扩容的思政课形态”[11]，其实质和核心是在思政课程中融入现实、融入实践、融入时代，在课程和社会的相互验证和相互激活中发挥课程的思想引领、铸魂育人效应。

一是以“大课堂”有力回应青年学生的真实困惑。目前，现场教学、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常态化开展的实践活动，正在让丰富的社会生活成为课堂。在社会大课堂中，实践教学的体系化构建和系统化组织，使教学场域拓展至社会全域，教学内容贴近世情国情社情，教学案例取材于青少年日常生活，教学环节呼应社会热点问题，教学方法契合青少年思维习惯，有力推动着课程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和感性活动。二是以“大平台”共建共享教学资源的鲜活成果。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中的思政教育资源供给，着力搭建教学资源“超市”；各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发并推荐了一批科学实用的课件、讲义，畅通优质资源的供给；各地各校自主开发了丰富的地方和校本资源，推动教学资源建设走向体系化。这些教学资源既有理论张力又有实践魅力，能更好地帮助青年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2]等重大问题。三是以“大师资”充分激活典型人物的言传身教效应。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企事业单位的专业人才、社科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等多元主体已经成为大师资的重要构成。他们遍布于青年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各类场景中。通过其言传身教引导学生从小事做起，在细节深入，于实处着力，在课程与生活世界的有效结合中化“自发”为“自觉”、化“意识”为“方法”、化“精神”为“物质”，实现精神交往和实践创新。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3]，现实生活是人的存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客观地存在于人的全生命周期，离散地分布在各类生活场域、交往情境和环境体验中，不能脱离生活世界而单独存在。因此，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分工体系下已经“脱域”于社会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却仍应“融域”于社会，“积极地介入社会一切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通过一切教育载体实现对人的精神特别是思想政治文化需求的引导”[14]，在回归社会中作无字之书，行无言之教。由此，“大思政课”全景运行内在地包含课程与社会开放共生、协同共进之意，着眼于社会全域，以最大限度地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二、“大思政课”运行的价值旨归

“大思政课”运行的多维样态，既彰显了“大”的特点，又扎根于“课”的形态。“大”要求将课堂置于宏大时代、生动现实和鲜活实践。“课”需要“充分发挥传统教材和课堂以外的资源与方式，进行课程资源转换”[15]。因此，“大思政课”在不断突破作为制度化知识形态的课程界限的过程中，逐步澄清“大思政课”与传统思政课的理念“大”“小”之论争，纾解“课”“社”联动之困境，解决制度“破”“立”之难题，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一）澄清理念“大”“小”之论争

课程发展史上曾有过课程理念“大”“小”之争，其核心是讨论课程和教学的关系。不同于此，“大思政课”理念之“大”，是指相较于知识本位、经验本位、社会本位等“小”课程观，“大思政课”指向更宏阔的育人视野和育人使命。在传统学校课程体系中，思政课是一门“小”课。它在课程类别上属于国家统一开设的显性德育必修课，承载的是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与其他专业课、通识课共同构筑了学校的课程体系。但是，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探索，催生了丰富多样的特色课程。例如，基于延安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设计的地方课程，基于齐鲁文化、华夏文化等开发的传统文化课程，基于红色宣讲、红色研学等创建的活动课程等。从“小”课程观出发，思政课既难以把这些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特色课纳入课程建设范畴，也难以回答“为什么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为什么办好思政课意义重大”等国家之问、教育之问。

“大思政课”的出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政课本是一门“大”课。回归课程本身，按照“八个相统一”的要求，思政课作为囊括了知识与价值、经验与活动、世界观与方法论等要素的课程载体，承载着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赋予的“在大中小学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任，它应该从更宏阔的历史视野、空间视野、时代视野和学科视野中选取、吸纳并整合课程内容。课程理念的这种转向，实质是从重视知识与理性，转向重视个人及其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与此相呼应，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要求思政课在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上，还要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因此，“大思政课”运行，必然呼吁课程理念从“小”思政课扩展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课程育人与文化育人密切结合的大视野。这需要牢牢抓住师资队伍这一中坚力量，发挥好他们在教学理念落实、教学载体创新等方面的作用，以更好达成“在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目标方面，育人功能实现的充分且完全的状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