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唯”、多维到自为：大学教育评价改革向何方突围？

摘要： 作为大学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领域和重点任务，破“五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多维评价日益成为新的教育评价目标模式。然而，由于“五唯”评价固有的形式化、简约化和计算化等特点，在评价改革实践中，多维评价仍难以替代“五唯”评价，而只是“五唯”评价的补充角色。而且，多维评价受价值、方法和技术等因素影响，操作难度大、成本高。从“五唯”评价到多维评价并非教育评价改革的最佳和最后选项。大学教育评价只有转向从根本上体现学校、学者及学术主导的“自为”评价，即自我评价，才可能真正走出“五唯”评价怪圈，有效建立符合教育规律和评价规律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大学教育评价体系，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关键词：大学教育；教育评价改革；“五唯”评价；多维评价；自为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5-0010-09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败。”[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给教育评价改革作出的最新指向和定位，凸显了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早在2016年，教育评价改革就已提升到国家重大政策层面，纳入中央议事日程。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最高决策部门专门为教育评价改革出台文件，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总体方案》整体设计了以建设教育强国为根本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破“五唯”为关键内容，以分类评价为主要方法，以政府、学校、社会、师生为多元主体，以系统集成、政策协同、破立结合为基本原则的教育评价改革大思路大框架，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按照官方的说法，《总体方案》颁布三年多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教育评价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破“五唯”日益成为广泛共识和行动，政府层面配套改革的政策体系逐步健全，各地各校涌现出一批好经验好做法，部分领域教育功利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2]。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教育评价改革是世界性难题”[3]，错综复杂，方方面面利益相互缠绕，牵一发动全身，不能指望立竿见影和一蹴而就，既要下定决心、坚定信心，又要从长计议、久久为功。就大学教育评价而言，破“五唯”已现端倪和缺口，“五唯”之外增添了多维评价。不过，“五唯”与多维二者是何种关系？多维对“五唯”是取代还是仅为修补？多维评价是不是最佳的或最后的方案？在笔者看来，从“五唯”到多维，无疑是教育评价改革的一大进步，但多维并不能完全替代“五唯”，多维也并非最佳和最后的改革选项。只有从“五唯”到多维再转向从根本上体现学校、学者及学术自我主导的“自为”评价，或者以“自为”评价为核心，充分汲取“五唯”评价的合理成分，充分利用多维评价，才能真正破解“五唯”评价怪圈，实现教育评价改革突围，从而有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助推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一、“五唯”评价的功与过

“五唯”有着不同层面的所指：在《总体方案》里，主要是指“唯分数、唯文凭、唯升学、唯论文和唯帽子”，针对的是大、中、小、幼，党政、学校、师生、社会用人部门全口径教育评价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则经历了逐步演变及明晰化和确切化的过程。最早在2016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9号），提出克服“三唯”，即唯学历、唯职称和唯论文；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8]37号），提出克服“四唯”，增加了唯奖项；同年11月13日，教育部针对高等学校专门发布《关于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教技厅函[2018]110号）提出要清理“五唯”，多了唯帽子[4]。大学教育评价破“五唯”，最突出和最核心的，也是最关键要害的，当属“唯论文”，因为唯职称、唯帽子和唯奖项等，都是唯论文的副产品，是以唯论文为基础的，唯论文与其他“四唯”，主要是皮和毛之间的关系。

“五唯”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客观要求。具体说来，它是与人们对现代大学本质、职能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高等教育在应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激烈竞争挑战中地位不断提升、作用不断彰显紧密相关的。众所周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仅仅是近一百年间的事。清末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也有所谓的“大学”教育，如太学、国子学、书院等，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教书或是道德教化的场所，却不知“研究”和“服务”为何物。即使在民国时期号称“研究高深学问”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也没有突出强调过“研究”。例如，当时这几所大学的校长聘请了若干名年轻才俊当教授，甚至任命其为学长，这些人中，有的没有大学文凭，有的没有著作文章。这种不拘一格选才用人的做法，被后人传为佳话。不过，这也说明，那时大学的人才评价，往积极处看，比较自由，注重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不以科研论文、文凭以及奖项论短长；往消极里说，人才评价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不规范，缺乏科学标准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接过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极为薄弱的高等教育穷家底，并开始对其进行全面改造。同时，为了缩短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发挥新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党和政府即分期分批选择若干有条件的高校，将其确定为国家重点大学予以重点建设。直到80年代末，全国重点大学数量接近百所。但是，长期以来，包括重点大学在内的高校，其职能以教学为主。所谓重点大学，其“重点”集中体现在它的教学或人才培养方面为其他高校做出示范和提供经验，而科研、学科建设以及论文发表等，在当时远未被人们予以重点关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亲自抓教育，做了两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一是恢复高考，二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大学要搞研究，要评职称，并且教授和副教授内部还要分不同级别[5]224。1977年7月，他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指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要办成教育的中心，又要办成科研的中心”[5]50。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强调重点大学的“两个中心”。“两个中心”在当时也引起了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高等学校‘两个中心’的规定和确立，深刻地揭示了高等教育同科学研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准确地概括了国内外搞好高等教育，发展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按‘两个中心’的要求办好重点大学，做到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6]。“两个中心”的要求深刻阐明了高等学校的本质规律[7]。当然，也有不少人对“两个中心”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科研中心会削弱教学工作，“学院维持教学都有困难，哪有条件搞科研”[8]。

邓小平同志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科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分析和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发展大势，适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号召科技界和教育界要向科学进军。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1985年，我国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9]自此，“两个中心”正式成为国家重大政策决定，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被前所未有地提上日程。

“两个中心”指向之下，科学研究的地位迅速提升，如何衡量评价科研成果水平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包括高校在内的科研评价处于盲目无序状态，既缺乏科学标准，又缺乏公正性与权威性，很多情况下主要看领导的喜好或者关系，人治色彩浓厚，严重打击了知识分子从事科研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选择了南京大学，该校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勇气，成为教育评价领域的探路者和播火者。南京大学提出，搞基础研究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论文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要以SCI论文作为衡量教师科研成果水平的标准。今天，人们对SCI已觉平常，不再新奇，但在当时，这一举措却十分崇高而神圣。SCI（《科学引文索引》）创办于1957年，本来是国际上通用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可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权威性的衡量论文水平的国际性硬通货。南京大学首先制造了标准，当然也受益于标准。从1992年起到1998年，该校师生发表的SCI论文在中国大陆所有高校中连续8年雄居榜首，而所发表的SCI论文的被引用数，使该校从1994年起到1998年，连续5年成为全国高校的“领头羊”，力压清华、北大等一干重点大学[10]。从1987年开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后更名为科学技术部）和教育部也将SCI作为衡量基础研究的一项指标，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年底公布上一年的统计数据，每年编制《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人们称它为中国大陆的“学术榜”[11]。80年代后，中国的SCI论文发表数逐渐呈现指数增长态势，SCI在中国学术领域的地位更是“直上云霄”。当年，学者发表一篇SCI论文，不亚于今天在国际三大顶级刊物Nature、Science和Cell上发表文章，甚至出现百万重奖的场面。在其带动下，评职称、搞奖励、争项目、引人才、评院士、大学评估及学科排名等，无不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刊物级别，由此逐渐演化成“五唯”评价。

如今，“五唯”已从过去的神圣殿堂滑落到被破除的地步，给人的感觉似乎一无是处。然而，我们应以历史的观点和态度，以辩证的方法对其做出一分为二的评价和判定。必须承认，“五唯”对我国科研工作、学科建设以及高校人才培养产生过积极影响与推动作用。

其一，适应形势需要，拓展了高等学校的职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的正确路线，《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就要求教育不仅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还要多生产新知识和新技术。高校从以往单纯传授知识和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转变为教学与研究结合并重，成为发展和创新知识的重要力量。

其二，显著激发了高校间的竞争氛围，扩大了知识生产规模和数量。围绕着论文、项目、经费、成果、奖励以及人才称号，高校之间和个体之间，乃至地方政府之间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五唯”成了高校办学水平、管理能力、事业发展、社会贡献的重要标志，大学排名、资源分配、人才流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无不与“五唯”挂钩，切实激发了高校办学活力，扩大了知识生产规模与数量。单就SCI论文产出而言，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所有高校全部论文产出数不及美国哈佛大学一所高校多，但到2010年已发展到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位论文产出大国[12]。

其三，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五唯”评价，尤其是SCI论文评价，为高校找到了知识生产的国际可比参照系，从而使广大科技工作者按照国际论文范式、标准与程序从事科研工作，促进了高校教育教学与科研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其四，促进了高校人才梯队建设及人事劳动制度规范化建设。“五唯”评价造就了一支数量庞大的高校科研大军，尤其是形成了一支为数可观的高层次人才梯队，同时改变了以往计划经济时代高校管理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多劳多得、优劳多得、按绩效取酬成为新的劳动和人事分配政策。高校拨款、项目申报、岗位聘任、薪金待遇、职务晋升、人才引进、津贴奖励等，无不以“五唯”为重要评价尺度，高校事业单位管理展现出工程化和企业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