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国家意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创新

摘要： 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是我国追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知识生产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职能，知识生产模式创新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本体建构的关键指向。新型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的本质追求是超越国家科学竞争效应中的跟跑状态与依赖现象，这就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把国家意识作为知识生产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纲领，探索以国家意识为逻辑起点和以知识生产内外部要素反映国家意识中高阶层位价值追求的知识生产新模式，通过知识生产模式创新实现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本体建构。

关键词：新型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创新；国家意识；要素体系；共治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5-0019-09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把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主要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世界科技发展大势与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提出的重要战略布局，是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成为我国追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研究型大学的核心职能是科学研究，即知识生产，研究型大学在民族与国家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主要以知识生产为基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承载着重要使命，在对既有研究型大学、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新兴研究型大学的超越过程中，应该把知识生产模式创新作为本体建构的关键指向，通过知识生产模式创新实现对知识生产跟跑状态与依赖现象的超越，从而达成新型研究型大学自身的本体建构。

一、新型研究型大学与知识生产模式 创新的本质追求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中国本土提出的一个创新概念，其办学实践可以追溯至2012年创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及其后陆续创建的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一批新建的研究型大学。有学者将这些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创生与发展目标的大学的共同特征归纳为，“新世纪出生、新理念导航、新教师队伍、新学生养成、新内在形成、新外在优势、新竞争态势、新主体举办、新机制运作以及新体制保障”[1]。随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持续发展，这些大学与中国既有研究型大学在办学理念、机制创新、体制保障、实践策略等方面逐渐形成一定差异。与此同时，在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本质特征、战略发展的认知与实践上面临着很多争论与难题。诸如，新型研究型大学究竟新在何处？为什么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当如何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等等。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命题，迫切需要学界在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

在发达国家与地区，与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相对应的是，2011年前后阿特巴赫等学者提出的新概念——新兴研究型大学或加速研究型大学[2]。这批大学包括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奥林工程学院、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浦项科技大学等。发达国家与地区涌现的这批大学的共同特征是，“不同于通过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s）或者其他战略尝试得以提升改善的现有大学，这些高校都是新兴大学”“拥有大量的经费投入”；“从初创到一流”“以‘加速’（accelerated）的方式追求学术卓越”。阿特巴赫等学者认为，“吸引人才”“把跨学科作为院校基因”“可持续的经费支持”“规范的治理”等是这批大学兴起的“基本驱动力”[3]。深入分析阿特巴赫等学者对这批大学兴起动因的诠释不难发现，这些动因实际上也是既有研究型大学面对现代社会知识化的深度演进而谋求发展与转型的基本策略。

那么，在发达国家与地区兴起这批新兴研究型大学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通过变革既有研究型大学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呢？上述原因“似乎都还只是操作层面的原因，未能回答更深层的问题”。深层次原因应该在于“知识”，“这些大学无一例外都是以工程、计算机、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为核心……这些学科的特点不仅仅是跨学科，而是融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于一体的跨学科领域。这些大学所关注的不是纯基础学科，也不是纯应用学科，而是两者兼备的知识领域……在传统的大学中，虽然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也可以局部进行模式2的知识生产，但是由于传统的大学总体上还是建立在学科逻辑的基础上，所以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很难真正推广。因此，必须另起炉灶，才有可能建立一种与模式2相适应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模式”[4]。按照陈洪捷的上述观点，这批大学兴起的深层次原因归结起来就是，积极应对吉本斯等人所说的知识生产模式2以及探索构建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是新兴研究型大学和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既有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关键差异。如果进一步追问这批大学积极探索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用“中心—边缘”的世界科学体系结构观点来分析①，就是在现代社会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过程中还裹挟着“国家科学”的“竞争效应”[5]。而无论是新兴研究型大学积极探索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还是既有研究型大学积极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追求国家科学在全球科学中的中心地位则是两者的关键共相。

中国为什么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什么不通过对既有研究型大学转型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毫无疑问，既有研究型大学同样面临着现代社会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时代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还面临着重要的国家使命，即摆脱与超越发达国家在知识生产方面精心打造的“中心—边缘”等级秩序，在“国家科学”的“竞争效应”中追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从跟跑状态到领跑状态的超越。由于中国既有研究型大学在很长一段时期的跟跑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生产依赖现象以及相应的知识生产模式，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整体性转型[6]，所以，颠覆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在时间与资源上需要付出超常成本。随着国家科学中的竞争效应愈发凸显、21世纪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加快推进，创生一种新型研究型大学来促进知识生产模式创新，就可以在大学与知识生产模式创新的机会、方式、时间、资源等方面进行低成本的重建、最佳方案的设计以及最少路径的依赖。也就是说，通过新型研究型大学与知识生产新模式的互构与互创，实现对知识生产跟跑状态与依赖现象的超越，是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本质追求。这也是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以及西湖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得到“国家重点支持”，确立“赶超世界一流”“国家使命”等战略目标的重要缘由。

新型研究型大学本质追求的实现要求把国家意识作为知识生产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纲领，探索构建一种以国家意识为逻辑起点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所谓知识生产模式，就是吉本斯等人所说的知识生产的“理念、方法、价值以及规范的综合体”[7]，是知识生产目标、方式、评价等内部结构性要素，知识生产主体、生产资料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等外部结构性要素，在主体的知识生产意识作用下形成的系统化集成。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创新，既要反映知识生产模式从模式1向模式2、模式3转型的时代之变，更要反映追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建设教育强国的国家使命，把国家意识作为知识生产模式内外部结构性要素建构的逻辑起点。以模式1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的主要特征是，以“科学的”“学术兴趣”为知识生产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纲领，追求知识的科学化目标与“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学院组织”科学家是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活动的认知论、知识论、方法论遵循“牛顿典范”，形成具有鲜明特质的“学院科学”①。在近四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科学”知识形态分化等原因，企业、政府研发机构等组织不断参与知识生产并形成异质于“学院科学”的“产业科学”“政府科学”[8]31、40，进而形成以大学、企业、政府研发机构等“部门”为载体的传统“科学”知识生产的整体性模式——“部门化科学”，也可以称为宽泛意义上的模式1。模式1知识生产的总体特征是，生产目标与社会需求分立、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分立、学科分立、知识生产主体分立。

模式2知识生产的主要特征是把“应用情境”中“知识”的“供应与需求”作为知识生产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纲领，追求知识生产的主体协同、部门融通、学科沟通以及过程反思，强化知识生产的社会责任，寻求对以“学院科学”“部门化科学”为表征的模式1的突破②。在模式1向模式2转型的思维框架基础上，许多学者基于发达国家知识生产状况，从不同维度提出了“模式3”概念，其中，卡拉雅尼斯等人从创新生态学视域构建的模式3理论具有一定代表性。模式3知识生产的核心特征是，在“地域空间层次”“研究层次”“教育层次”等维度构建知识生产目标取向的“多层次”；在“部门集群”“知识集群”等构成的创新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构建知识生产要素复杂聚集的“多节点”；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有机结合构建知识生产过程复杂连续体式的“多形态”；通过不同社会角色主体参与知识生产构建主体结构的“多边”。这些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形成以公民科学为表征的“四螺旋科学”，进一步寻求对模式1的突破；适应“高级知识经济社会”与“全球本土化”趋势[9]，寻求对模式2的突破。

然而，当我们真正站在全球视角反思模式3知识生产图景时，不难发现其对模式2超越的有限性。模式3所构建的“全球创新生态”是以发达国家为轴心的创新生态系统，所追求的“全球本土化”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本土化。模式1向模式2再向模式3的演进实际上主要从发达国家视野刻画了科学社会化与社会科学化加快推进以及科学—社会共同体加快型构的发展趋势，但如何真正站在全球视野特别是后进国家视野促进科学全球化的加快实现，促进后进国家科学的迅速发展，还需要知识生产模式的深度创新。这种以国家意识为逻辑起点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可以称为“知识生产模式4”或“模式4”，这既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本体建构的核心指向，也是对既有研究型大学、新兴研究型大学进行本体性超越的关键所在。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创新的国家意识

知识生产国家意识的塑造，既是科学从纯粹知识活动向社会活动转型后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特殊国情、大国地位的时代需要。党的二十大确立的重要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兴国”“强国”“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二十大以来党的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指向。以前沿科学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战略目标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塑造知识生产的国家意识，既是国之所需，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生逻辑。知识生产的国家意识集中体现为知识生产主体在国家科学的竞争效应中，把国家科学的主体存在、战略目标作为知识生产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纲领，并进行知识生产模式内外部结构性要素的建构。一个国家中，知识生产主体的国家意识表现为，从基础层位价值追求向高阶层位价值追求发展和分布的金字塔形态。基础层位价值追求是主体知识生产国家意识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把科学技术创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基础层位价值追求基础上形成的高阶层位价值追求，主要体现为在国家科学的互动中抢占制高点，在关键核心领域形成国家科学的核心竞争力和全球竞争力。世纪之交，美国为了应对激烈的国家科学竞赛提出“保持在所有科学前沿领域领先地位”的战略目标，“美国科学家必须在所有主要领域的前沿中进行工作，以长期保持和促进我们的竞争地位”[10]20。美国的科技战略目标充分体现了知识生产的美国国家意识以及美国国家意识中的高阶层位价值追求。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本质追求与战略目标内在地指向知识生产的中国国家意识中高阶层位价值追求，而知识生产模式4就是以中国国家意识中高阶层位价值追求为逻辑起点，通过内外部结构性要素与国家意识中高阶层位价值追求的相互建构获得整体性生成。其中，内部结构性要素对国家意识中高阶层位价值追求的反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知识生产目标的国家立场

知识生产目标的国家立场就是把国家意识中高阶层位价值追求作为知识生产的精神特质与价值纲领，充分发挥国家意识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定向”功能[11]15，进而将这种精神追求与价值定向转化为解决特定问题的目标。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知识生产目标的国家立场就是将知识生产对象聚焦于引发并破解科学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科学中的科学与技术革命问题。它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常规科学中聚集大量共同指向的反常科学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国家科学中一些学科领域的整体性突破；二是常规科学中出现亟须破解的反常科学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国家科学中一些关键领域的突破和主动权；三是常规科学中出现长时间难以破解的反常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国家科学中的老大难问题[12]。上述问题实际上是国家科学中“受制于人的重大瓶颈问题”[13]，可以统称为国家层面科学技术瓶颈问题（以下简称国家瓶颈问题）。17世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胡克定律等具有科学革命意义的重大发现的提出，从根本上说就是英国科学共同体把国家瓶颈问题作为知识生产目标，开展那些“能够帮助英格兰谋求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发明活动”、选择“自己国家国民经济中最迫切的特殊问题”[11]193，208作为研究课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