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教育合作的全球图景、关键议题和中国行动

摘要： 近年来，南南教育合作持续深化，呈现出多层次合作格局逐步成形、合作模式与渠道持续优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发展趋势，并形成了一系列代表南方国家在教育领域重大关切的关键议题，包括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公平包容的全球知识生产体系、深化南南合作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助推“全球南方”教育数字化转型等，这些也是南南教育合作的重点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南南教育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强化自身责任担当，具体路径包括：增量与提质并重，提升对外教育援助的规模与效力；深化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合作，弥补“全球南方”人才缺口；加强科研合作与理论研究，提升“全球南方”整体知识产出水平；以全球倡议为理念遵循，推动建设更为公平的全球教育秩序。

关键词：南南教育合作；全球南方；关键议题；中国行动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4）06-0004-10

“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占到世界总人口七成的庞大群体，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国际格局中开始承担越来越多责任，发挥越来越大作用。在教育领域的南南合作是促进南方国家教育可持续发展、提升南方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与显著度的重要路径，已成为全球教育图景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2024年6月，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强调需加强南南合作，共同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世界各国不同文明沟通对话，加强治国理政交流，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地方、民间、青年等领域交往[1]。同年9月，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提出“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并将教育合作列为人文交流伙伴行动的重点内容[2]，反映了南南教育合作已成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与发展的重要议题。

学界当前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全球南方”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对于教育的关注较少。然而，教育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基与科研创新的孵化器，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因素，也是南南合作走深走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故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鉴于此，本研究以南南教育合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全球发展图景，并总结“全球南方”国家在教育合作中的关键议题，在全局性视角临摹南南教育合作的同时，探讨中国对南南教育合作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中国未来在南南教育合作中的行动路径。

一、南南教育合作的全球图景

西方殖民体系在二战后崩溃，亚非拉大部分国家相继获得独立。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亚非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会，提出“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的倡议，成为南南合作的先声。此后，南方国家以“联合自强”为主题，共同探索发展道路，合作内容不断丰富，从最初的政治、经济逐步拓展到教育等领域。在过去的70年中，南南教育合作逐步走深走实，为世界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带来了深刻影响。当前，南南教育合作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多层次南南教育合作格局逐步成形

目前，南南教育合作呈现多层次态势，即除了双边合作外，还纵向拓展到多个合作层级，在多边层面与区域层面展开合作。

双边层面，国家政府在促进“全球南方”教育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国、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埃及、墨西哥等众多南方国家均设立专门的发展合作机构，并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战略、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搭建长效交流平台等路径，来持续推动双边层次的南南教育合作。除政府机构外，私人部门同样积极参与其中，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中国华为与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加纳教育部等合作，在2020—2023年间启动“技术支持的全民开放学校”（Technology-enabled Open Schools for All）项目，为非洲国家师生的数字技能提升提供培训与资源支持[3]。

多边层面，一方面，国际组织成为推动南南教育合作的重要领导力量，如联合国专门设立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并将南南合作列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议程中，为推动南南教育合作提供制度化支持。另一方面，基于相似的历史身份与共同的发展愿景，“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发展出了一系列包括金砖国家（BRICS）、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FOCAC）、七十七国集团（Group of 77）在内的多边合作组织和机制。上述组织和机制大多由政治、经济驱动，但教育作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心相通的基石，成为多边组织和机制框架下的重要合作内容。

区域层面，得益于相似的发展经历与相近的地理位置，“全球南方”国家逐渐形成了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AU）、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南方共同市场（Mercado Común del Sur，MERCOSUR）等区域或次区域组织。以非洲联盟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联盟便立足于“非洲个性”认同，推动非洲一体化发展，制定《非洲大陆教育战略》等文件顶层指导，促进区域内教育合作交流与创建高等教育空间，并建立非洲大学协会、泛非大学等组织，来促进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当下，区域或次区域组织已成为促进南南教育合作的重要推力。

（二）南南教育合作模式与渠道持续优化

“全球南方”并非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不同的南方国家间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存在差异，这也使得“全球南方”教育合作的模式不断丰富，形成了多样化的图景，主要包括技术合作、发展合作和三方合作。

技术合作是指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合作交流知识、技术、资源等要素，来促进发展中国家自身与集体发展[4]。这一模式改变了传统“富帮穷”“有帮无”的合作逻辑，转向了共同研究、联合开发等合作形式。如中国和巴西共同开展的地球资源卫星、纳米技术研究与创新中心、能源与气候变化中心等项目产出了大量科研成果，有效提高了两国科研能力[5]。而非洲国家通过签订《非洲核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和试练区域合作协定》，来促进和协调相关科学技术合作研究和培训，旨在提升核科学技术对非洲大陆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发展合作主要存在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的南方国家之间。部分南方国家在累积一定发展资源后，扮演了原来北方国家援助者的角色，为欠发达南方国家提供教育资金或技术支持。与传统的南北援助型合作相比，南南发展合作并非纵向的“捐助-接收”关系，而是更多地体现互利共赢原则，并不附带援助条件[6]。此外，在南南教育发展合作中，鉴于施援国与受援国有着相似的发展历程与发展困境，前者的方案和技术对于后者而言往往更具有借鉴性。据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估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中国、印度、卡塔尔、俄罗斯、墨西哥和巴西等南方国家均已跻身于最大的30个援助国之列，南南发展合作已成为填补现有国际发展融资的缺口的重要助力[7]。

三方合作是指国际组织或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间的合作。以国际组织为例，作为近年来三方合作的重要推动者，该类主体拥有强大的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与丰富的专家团队，成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达成教育合作的重要枢纽。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推动南南教育合作的主要引领者，在世界各地设有53个地区外办事处[8]，并与国际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UNEVO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UNESCO Chairs）等专业化组织网络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全球合作伙伴网络，为南南教育合作牵线搭桥并提供方案支持，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国际理解教育、女童和妇女教育、终身教育等多元议题。

（三）南南教育合作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一直以来，南方国家与位于“中心”的北方国家相对，被视作“边缘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扮演着“被动的规范接受者”的角色。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涌现出了一批多边机制和区域一体化组织，包括金砖国家、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在上述机制和组织的框架下，南方国家以多边或区域为单位，开始不断发掘自身作为“积极的规范接受者”（Active Norm Taker）、“规范塑造者”（Norm Shaper）和“规范创设者”（Norm Maker）的潜力[9]，在国际舞台上共同发声，并开始打破北方国家对于议程设置与规范塑造的垄断。

南方国家被共同愿景与相似发展历程所带来的天然亲和力凝聚在一起，通过知识交互、交流合作以及由此引起的理念共鸣，建立起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集体认同[10]，并凭借由此生成的道义权威与制度性权力，在国际组织中以集团形式发声，进而参与到议程设置与规范塑造中。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例，该组织通过设置“东盟教育部长会议”为东南亚区域国家提供教育政策对话平台，并通过参与“亚欧教育部长会议”来实现与欧洲的跨区域教育对话，将自身教育利益融入区域乃至全球教育治理议题的讨论当中。

在此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不断加强主人翁意识，通过深化相互之间的政策沟通与交流合作，就彼此关切事项在国际教育舞台上共同发声，在不断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持续推动全球治理向更为公平、包容的路径发展。

二、南南教育合作的关键议题

近年来，南南教育的合作规模持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并逐步形成了以下关键议题。这些议题既代表了“全球南方”国家在教育领域的重大关切，也是未来南南教育合作的重点方向。

（一）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并确立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可持续发展目标4为“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构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的支柱[11]。然而，南方国家受限于发展水平较低、资源有限等问题，教育体系呈现出较大的脆弱性，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中亚国家的儿童失学率分别达到31%和21%[12]，距离可持续发展目标4的完成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与此同时，经合组织、英国等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对南方国家的援助力度明显下降，从2018年到2021年，国际发展援助年援助规模平均减速为9.52%[13]，教育援助同样受到影响。这也意味着由北方向南方国家单向提供援助的传统模式面临资金链断裂、系统失能的巨大风险。

在这一形势下，南南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随着一批南方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国家成为全球发展合作中的新兴援助国。为改善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教育水平，南方新兴援助国拓宽了融资和技术转移渠道，在推动扫盲进程、促进全纳教育等方面为“全球南方”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发展目标4的落实作出了切实贡献。如印度政府与联合国在尼加拉瓜共同成立发展基金，用于开设该国第一个全纳教育硕士学位和改善当地教育中心的基础设施条件，从而加强尼加拉瓜教育系统接收残疾儿童能力[14]。古巴与多个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我可以！”（Yo Sí Puedo！）扫盲行动，该项目以低成本和大规模为特征，在2014年便已帮助29个国家的六百万人获得基本的识字能力，其扫盲经验在拉美和非洲国家得到广泛推广[15]。

此外，南方国家多边机制与区域一体化组织积极推动和指导成员国颁布相关教育政策。如非洲联盟在《2063年议程》中强调教育和技能变革的必要性，并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参照，提出“非洲共同立场”（Common African Position），确立统一教育发展目标，深化双、多边国际教育合作，并对区域教育发展进行跟踪，以提升非洲整体教育水平，进而解决全球教育治理难题[16]。南方共同市场遵循团结、互补、合作原则，于1991年建立了南方共同市场教育部门（Sector Educativo del MERCOSUR），通过颁布行动计划来协调成员国的教育政策走向。在《第六次教育行动计划（2016-2020）》中，南方共同市场强调为学生提供公平获取优质知识的机会，尤其要关注边缘化群体，来改善学生留级率、退学率高等问题，并向成员国提出相应的教育政策建议。而东盟则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将可持续发展目标4中的9项子目标纳入区域教育治理的优先事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