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大学隐喻：一个本体论的哲学视角

摘要： 大学在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样的隐喻，不同的隐喻基于相应文化语境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不同的大学理念，成为对大学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的重要表征。基于本体论的哲学视角，对有关大学性质、结构、功能的隐喻进行举隅与分析发现，从“象牙塔”隐喻到“复合体”隐喻的演化中，大学性质理念渐趋整合化，大学本体系统进一步制度化；从“学人共同体”隐喻到“开放社区”隐喻的流变中，大学本体结构经历了从建构到解构的过程，渐趋多元化和开放化；从“镜子”隐喻到“灯塔”隐喻的纷争中，大学功能理念始终面临“适应论”和“超越论”的博弈。大学隐喻呈现出明显的客观流变性、理念遗存性和对立统一性特征，其背后蕴藏了多维度的大学理念纷争和大学本体演化规律。新时代高等教育转型既需要重构大学想象力，也对通过隐喻创新赋能大学本体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大学隐喻；大学本体；理念纷争；大学想象力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3-0022-10

自大学诞生之日起，许多学者就以“取象比类”的隐喻作为表征大学本体的重要手段。从中世纪时期的“独立王国”“国家的神殿”，到启蒙运动后的“学院回廊”“学术修道院”“帝国的心智”，再到现代以降的“多元化大都市”“社会轴心机构”“才智之都”，每个“喻体”背后往往对应着解读大学“本体”的重要条件。尽管大学隐喻变动不居、繁复多样，不同隐喻指向大学“本体”的不同方面，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隐喻作为用替代性话语指明与表达对象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1]，可以对所描述的事物或现象本质进行高度概括[2]。加雷斯·摩根在论述组织本体论时指出，我们关于组织的认知是概念性而非物质性的，这些概念经由想象连结整合，建构于我们已知的事物之上[3]。罗珉基于该理论，从哲学视角探讨了组织隐喻问题。他认为，隐喻作为“人类思维表象的集中体现”和“概念思维演化的关键阶段”，是对从特定经验领域提升出来的东西进行话语化，可以形象地表现相关经验领域，通过本体论的哲学视角对组织进行认知的范式已经实现“从启蒙到成熟”的跨越，“组织及其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从本质上是由隐喻所支配、控制的，隐喻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组织及其管理的看法和组织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和路径选择”[4]。基于本体论哲学对大学隐喻进行逻辑梳理和整合，能够得出大学组织的概念性认知。

本体论的研究视角聚焦于事物内部根本属性和质的规定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事物本体性质、结构、功能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探索一直是基础研究的前沿课题；同样，社会科学也要基于此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特点、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5]。对大学性质、结构、功能三个维度的隐喻进行举隅与分析，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大学性质的隐喻：从“象牙塔”到 “复合体”

对于大学本体属性的探索贯穿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始终，大学性质作为一个复杂概念不仅难以言说，而且极具流变性。布鲁贝克指出，高等教育的概念模糊不清，大学存在不同的性质，其界限埋嵌于历史的发展中，并通过满足各自所属历史阶段的不同程度的需求而获得合法性，相关哲学理念随之分化发展，形成争鸣的态势[6]（P2-9）。诸多有关大学性质的隐喻蕴藏于浩若烟海的哲学和高等教育学著作中，反映了学者们对大学性质多元化的认知。

（一）“象牙塔”：认识论哲学与隐喻的肇始

“象牙塔”一词由何人创造已不可考。该词最早出现于《圣经》，用以描述女子颈项的美好。根据布鲁贝克的分析，在大学发展初期“象牙塔”隐喻的实质是大学通过让渡一部分暂时利益而“成为保护人们进行探索的自律的场所”[7]（P15）。这种理念极富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色彩，自治性、独立性、学理性、内部逻辑的发展主导性是其主要特征。“象牙塔”隐喻本身也埋嵌于历史发展之中，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发生变化，先后建构起两种不同的“象牙塔”模式。

“象牙塔”的最初形态是欧洲中世纪大学通过长期斗争或参与教权和王权的博弈而建立起来的。由于缺乏主权国家的强力约束，欧洲中世纪大学经常凭借其国际性和流动性的特征，通过罢课、示威和迁徙等手段为自身争取权益。12世纪70～80年代，巴黎大学成立之初，内部师生团体便向教会争取3项基本权利：录用新教师的权利、制定规范大学内部活动规则的权利、推举大学参与外部事务代表的权利。在多方博弈和大学的争取下，教皇最终于1231年颁发“特许状”，巴黎大学成为特许的自治机构[8]。与“教师型”巴黎大学相对应的“学生型”博洛尼亚大学同样在建立初期便主张自身独立发展的权利，其章程分别于1252年和1253年得到市镇当局和教皇的承认，获得独立法人资格[9]。在原生型大学的影响下，同时期欧洲的其他大学也陆续获得教皇或政府的承认，成为独立的自治体。无论是获颁特许状还是大学章程得到外部承认，都意味着大学自治权正式获得法理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会和政府干预大学事务的权力。这是大学成为“象牙塔”的基础保障。

在大学内部，同样呈现“象牙塔”的独立状态，主要表现为界限分明的团体组织和学者们基于“闲逸的好奇”而自由探索的学术活动。中世纪时期，民族团（Nations）、学系（Faculty）和学院（College）是至关重要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组织，这些组织根据民族或学科而联结起来，开展行政事务管理和学术活动。譬如民族团作为大学产生初期“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组织，不仅按照大地区和国家进行划分，还在大民族团之下继续细分小的民族团，形成“塔式”结构；各民族团有自己的徽章、规则和经费来源，各自推举首领管理本民族团内部事务，并代表民族团参与大学管理[10]（P46）。从学者个体的学术活动来看，中世纪大学学者也可以享有相当大的学术自由，他们通过课程讲授获得经济来源，能够基于“闲逸的好奇”不断开拓知识边界，成为“象牙塔”中的主要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世纪大学在生成之初便建构了“象牙塔”的初始形态，但这种形态是相对低程度和不完备的，与后世对“象牙塔”的特征描述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世纪大学的法人身份并非完全独立，其本质是特许法人；与之相应，中世纪大学特权的本质也是外部“恩赐的特许权”。不同于“法人权力”“法人独立”等现代法人概念，中世纪“法人”极具妥协意味，中世纪大学的特许法人身份建立在承认教会或国王统摄实质的基础上[11]。中世纪大学中神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优势地位，以及大学对宗教“异端”的惩戒正是其外在表现。同时，法人的确立更加强调大学的整体属性，导致大学越来越脱离其成员而抽象化，这一法人团体被视为单独存在、虚构性的个人[12]，而这一“个人”角色又往往被大学实质的行政管理者据有，并借此形成集权满足于个人利益。从这一角度来看，大学在“象牙塔”模式下享有的特权并非由大学成员分有，“大学自治”顶层设计之下“学术自由”的缺失值得注意。其次，中世纪大学缺少标准入学选拔制度，社会准入门槛较低，与脱离社会基层且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隐喻存在较大差距。中世纪大学对于入学没有明确标准和选拔程序，“理论上，只要达到基本的入学年龄和入学水平，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例如，13世纪巴黎大学的文学院就规定，年满14岁且掌握基本拉丁语的学生皆可入学[10]（P48）。当时，大学的许多学生来自农民和普通市民阶层。譬如，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的学生皮科罗米尼就通过自己在大学的进修，而成为教皇[13]（P51）。可见，中世纪大学“象牙塔”之门尚未完全关闭，成为底层民众实现阶级跃迁的重要阶梯。最后，中世纪大学学术活动的学理性较弱，实用性更强。“中世纪大学大多是职业性的机构，期望从社会各领域获得资源和回报”，“即使是逻辑学和辩论术的概念也带有浓厚的功利和实用色彩”[13]（P50）。中世纪大学在非功利性学术探索之外的教学活动中，一直起着为职业生活做准备的作用。

大学真正具备现代话语体系中“象牙塔”的意义，还应追溯到19世纪初期由洪堡引领的新的大学理念和大学改革实践。首先，洪堡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理念，并通过学院制、教师等级制、教授会制、讲座制、利益协商制等顶层制度设计使之确立下来[14]。特别是利益协商制度，给予大学教授直接与政府交涉和确定财政拨款的权限，极大地提高了大学学者的地位，从而保障大学抵御外部诱惑，成为研究纯粹学问的场所。其次，洪堡以“研讨班”作为人才培养方式，一方面促使人才培养水平有了质的改善，另一方面也导致随着大学教育成本和入学门槛的提升，大学“象牙塔”之门向社会底层关闭。最后，洪堡强调大学活动的学理性，反对功利性。洪堡将大学定义为带有研究性质的高等研究机构或学术机构的巅峰，大学的要务在于发展纯粹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究[15]。

根据这种哲学观点，大学本质是“高等研究机构或学术机构的巅峰”，围绕纯粹知识中心进行各项探索活动。这个过程应当表现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即通过“价值自由”的原则，求得“不受价值影响”的客观学术成果[6]（P13-15）。由此，一个充满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意味的大学“象牙塔”隐喻被相对完备地建构起来。

（二）“服务站”：政治论哲学与隐喻的纷争

与大学“象牙塔”形态的建构进程相伴随，“走出”和“回归”象牙塔的纷争从未息止。特别是贯穿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将大学流溢的知识迅速转化为现实资源。由此，一种强调大学学术研究对现实予以观照的政治论哲学开始兴起。“服务站”或“动力站”的大学隐喻正是这种哲学观的重要话语表现形式。1862年，美国颁布《莫雷尔法案》，兴起赠地运动的同时，也开启了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大学成为“仅次于政府的主要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7]（P16-20）。但大学在发挥社会服务职能时出现的种种问题，导致“服务站”或“动力站”的大学隐喻出现了较大纷争。

一方面，新兴的政治论哲学拥护者认为，认识论哲学那种为了探索高深学问致力于摆脱价值影响的大学发展范式本身存在悖论，其一是无论从事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学者个体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判断，其二是基于价值交换而建构的社会系统中，大学如继续自我封闭且不能回应社会需要，必然将面临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他们呼吁大学走出“象牙塔”，成为社会发展的“服务站”。德里克·博克不仅呼吁，走出“象牙塔”已成为现代大学责无旁贷的义务，还在论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中充分论证了现代大学作为“服务站”的特征及其应然性[16]。哈罗德·珀金则从历史的视域提出，若想通过一个形象的喻体来表现大学从中世纪到后工业社会在知识和科学方面的关键作用，那必然为“大学是社会服务的动力站”[17]。

另一方面，许多大学走出“象牙塔”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以纯粹学问为中心的传统原则和学术规训，“如奴隶般逆来顺受地充当了国家发展目标的主要工具”[18]（P63）。“服务站”隐喻的工具主义倾向不仅为大学科研带来“唯科学主义”和“唯计量主义”的迷思，导致人才培养过程中“人文主义”的缺失，还助长了大学“野性”。奥尔特加·加塞特指出，“服务站”隐喻状态下丧失文化传统的现代大学只会受到功利主义驱使，培养专精一业而对其他任何事业全然不知的人，造就大学野性——他将欧洲局势的分裂动荡归咎于缺乏人文精神的野性大学造就了野性的欧洲人[19]。因而，许多持认识论的学者主张坚守、回归甚至重建“象牙塔”。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沦为“大众服务站”是“极其糟糕的事情”，必然导致大学异化，大学异化的产物尽管有其用途，但已丧失大学的宝贵品质[20]。日本学者永井道雄同样强调，学术过于实用化将妨害大学创造性，形成“现代大学的危机”，因而大学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21]，回归“象牙塔”。“象牙塔”和“服务站”及其背后高等教育认识论和政治论的纷争，其本质在于对大学知识创造、知识传递和知识转化活动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并在彼此之间加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