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逻辑、面临问题与优化策略

摘要： 职教高考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和地方条例等为实施职教高考制度提供了顶层设计，明确了职教高考的改革方向。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探索职教高考制度的演进逻辑、政策逻辑和现实逻辑，可以发现：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教育内外部关系的相互作用，包括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职教高考制度为职业本科教育开辟了新的人才选拔赛道，再次激活了职业教育的新动能，符合当前国家基本政策导向；建立与普通高考并行的职教高考制度是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新要求的必然举措。深入高职院校访谈学院领导、招办主任、教师、学生等群体，可以发现当前职教高考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普职界限不分明、选才效率提升不明显、技能考试实施方式不科学、动态跟踪不持续等问题。完善我国职教高考制度，需要从政府、市场、学校、个体等四个维度着手，采取提高职教高考资源配置、建立市场与职教高考的伙伴关系、形成技能创新与人才选拔的多重互动、改变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见等优化策略。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职教高考制度；行动逻辑；优化策略；技能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0；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119-09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1]。教育部职成司把建立职教高考列在“十四五”期间“重点要做的三件事”之首[2]。职业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所提供的中高职衔接和对口单独招生等升学模式缺乏选择性，途径极其狭窄，它不仅没有对学生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反而使得具有普适性的专业教学标准没有了需求空间[2]。中高职衔接和对口单招对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来说，选择口径偏少，不符合当前“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中国特色考试招生目标体系。此外，职业教育是区别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同样要求有符合职业教育自身特点的升学路径。2022年5月1日起，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教法”）正式实施。该法第三十七条明确提出，国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这体现了新时代我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内的政策举措真正实现了实践成果转化，上升为法律规范和国家意志[3]。

新时期职教高考是在新职教法和相关政策支持下，面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和其他具有同等学力且有特殊技能的社会人员参加的普通高等职业院校选拔性考试，是有别于普通高考的考试招生制度。职教高考突出的特点是其职业性和技能性，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势在必行。探讨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逻辑，分析职教高考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是推进新时期职教高考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前提。

一、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逻辑

查尔斯·林德布洛姆（Lindblom C.E.）在《决策过程》《政治与市场》等著作中确定了渐进主义思想，即决策者进行决策时在既有的合法政策基础上，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通过一连串微小的改变，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实现政策目标[4]。袁振国认为，渐进主义模型的核心原则是改良，即在不抛弃现有政策的同时，调整政策不协调环节与内容，这样可以减少全盘否定既有政策而制定全新政策所带来的风险，也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可[5]。职教高考制度的提出和确立过程，从其行动逻辑上来说，采用的也是渐进主义策略。相关研究者通常用理论分析的形式呈现政策制度的行动逻辑，而笔者希望通过渐进主义分析模型和政策文本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相对全面地展现我国职教高考制度的行动逻辑。

（一）演进逻辑：职教高考制度变迁特征与动因

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反映出教育内外部关系的相互作用，包括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职教高考制度实施与推进过程中，需要克服传统文化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打破传统“重普教轻职教”的育人倾向。职教高考制度变迁过程是立足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利益主体的要求之上的，同时受制于职教高考制度执行过程中各类外界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制度调适过程。基于渐进主义模型，职教高考制度必将呈现出发展进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互补、制度内容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并存、制度目标的稳定性与统一性结合等特征。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制度的内涵、目标、内容、意义、工具和价值取向的变化都体现时代背景和渐进多变的根本原则。不同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有着不同的制度样态，表现出不同的制度特征。笔者根据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演变过程并结合渐进主义模型，总结了1978年至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变迁的特征（见表1）。

从制度发展阶段和内容变化来看，经历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到深化和转型阶段，这些变迁过程蕴含着渐进主义思想。从恢复统一高考到职教高考制度的确立，每个阶段的发展与变化都结合了特殊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遵循了职业教育发展规律。通过发展、微调和改良的方式，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逐步调整和改变制度内容与价值取向，不断完善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体制。例如，1978年6月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不能报考，参加工作满两年以上的可以报考对口院校或专业[6]（P105）。这表明当时中等职业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还不允许参加统一高考。1990年3月1日，农业部和国家教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农业院校试行招收有一定实践经验学生的通知》，要求高中或农业职业技术高中毕业后（或相当于高中学力）从事农业生产实践或海上渔业生产两年以上的青年方可报考普通高等农业院校[6]（P426-427）。由此可见，教育行政部门在不断放宽中等职业学校和职业高中学生报考普通高等院校的要求。

从制度目标、价值取向和制度工具来看，高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关注点逐步由宏观的社会发展需要转向微观的学生个体发展需要。在职教高考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职教高考制度建设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逐步体现出职教高考制度高质量、多样化、科学化的价值理念。例如，1997年5月27日，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发《关于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普通高等院校按科类对口招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三类中等职业学校相近科类的应届毕业生，举办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6]（P560）。在这一时期，通过政府主导政策供给，国家鼓励包括退伍军人、农民工、产线工人等社会人员积极报考，且高职院校积极支持，社会人员主动参与，促进了职业教育快速发展。2019年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即“职教20条”），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7]，满足中职生的升学需求。从客观上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和学生发展的现实样态，是高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制度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根本动因。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对制度进行微调，让高等职业院校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渐进状态，体现了渐进主义的基本思路。2022年5月1日颁布的新职教法，进一步明确了职教高考制度的法律地位。相较于2019年出台的“职教20条”，新职教法增加了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在职教高考领域相关职能和作用的说明，并作出了“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的规定，将职业教育推上了高质量健康发展的快速道。

（二）政策逻辑：职教高考政策调适与走向

职教高考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和地方条例等为实施职教高考制度提供顶层设计，明确了职教高考的改革方向和基本遵循。政策目标、政策调适与政策走向决定了职教高考的实施路径。从国家层面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8]以及先行进行职教高考改革试点的山东省和河南省的政策文件出发，深入探讨职教高考制度的政策逻辑，有助于政策研究者和制度实施者明晰职教高考制度的现实意义与推进策略。笔者使用ROST CM 6软件，对职教高考制度实施方案进行分析，通过词频统计、编码等实证研究方式，提高文本分析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分析内容包括《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9]和《教育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10]等政策文件。笔者根据多诺霍（Donohue J.C.）于1973年提出的低频与高频词分界临界值公示n=（-1+√（1+8I））/2[11]，分析上述政策文本，得到职教高考制度改革方案中排名前20的关键词（见表2）。

通过对相关实施方案进行文本分析，从高频词汇的矩阵能够看出国家职教高考制度的政策方案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和范围。研究发现除了“职业”“教育”等贯穿整个实施方案的高频词外，“技能”“院校”“建设”“人才”等词汇也位居前列。这表明，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到《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不仅反映了职教高考在国家层面的迫切需求和战略意义，而且也体现出党和国家对高考变迁和改革过程中相关规律的深刻理解和主动遵循[12]。从本质上说，普通高考的晋升通道已经不能满足技能型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要求。职业教育致力于培养人熟练掌握某种类型技能及其实践应用能力，所学知识通常具有涉身性、情境性特征[13]，且难以用文字、符号进行逻辑说明的缄默知识。而高校是实施上述技能的重要场所，企业是检验所学知识和技能的实践场所，“院校”与“企业”二者紧密配合是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大会上作出重要指示，明确强调“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1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5]。职教高考制度为职业本科教育开辟了新的人才选拔赛道，再次激活了职业教育的新动能，符合当前国家基本政策导向。此外，高考综合改革十分强调高等院校的主体性，职教高考制度也同样需要重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招生环节的主体作用，建立符合高等职业院校自身人才选拔特色与特点的执行标准，在符合政策逻辑的基础上提升高等职业院校的自主招生能力和水平。

（三）现实逻辑：职教高考制度的应然选择

目前，普通高中毕业生是高等职业院校的主要生源，而企业领域内的多数工人一般只是通过短期培训掌握基本的生产操作技能，二者具备同一基本特性，即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多数初入企业工人都是中、低技能的待培养劳动力。可见，现实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开发积累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学习到新技术从而成为高技能劳动力[16]。政策文本网络图谱重点关注的是政策制度的事实层面，即政策制度的相关行动主体之间是通过哪些关键行为建立联系。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政策文本网络图谱，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了解职教高考制度所涉及的学生、教师、家庭、学校等行动主体通过合作、改革、推进、落实等行为方式，在现实中建立联系的过程。因此，笔者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和《教育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推进技能社会建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建立了政策文本网络图谱（见图1）。

图谱中“技能”“技术”“院校”“培养”“人才”“企业”“建设”和“社会”等高频词与“职业教育”关系最为密切。其中，与职教高考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包括“人才”“院校”“社会”以及“培养”。这主要表达了三个方面的现实逻辑：一是职教高考制度最终目的指向人才培养的质量；二是高等职业院校是高质量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三是职教高考制度的顺利推行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探索长学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8]。职业本科教育是政治、经济与教育发展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和“本科教育的职业类型”的辩证统一，也是一个由政府、学校、企业、学生等利益相关者通过一定结构形式联结而成的复杂系统[17]。提高生源质量是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高层次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离不开选拔适合培养的中等教育毕业生。也就是说，建立适合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选拔渠道迫在眉睫。职教高考制度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消除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偏差，是确保职教高考制度顺利实施，加快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建立与普通高考并行的职教高考制度是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举措，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增质提效的新方法，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新途径。区别于普通高考，建立“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主要考核方式的职教高考制度，是新形势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