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

摘要：桐乡书院是道光二十年（1840）戴钧衡、文聚奎等人在桐城北乡孔城创建的一所书院，其创建是桐城各地在教育上争奇斗艳、不甘落后的结果。为了表明教育导向，引导生徒合理学习，也为生徒学习提供保障，戴钧衡撰写了《书院杂议四首》，内容包括“择山长”“祀乡贤”“课经学”“藏书籍”等四个部分。戴钧衡对乡邦文化耳濡目染，他将乡邦文化纳入了桐乡书院的教育范畴。在清代桐城，具有戴钧衡这样思想的人士不少。经过一代又一代桐城人士的不懈努力，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以弘扬乡邦文化、关心与支持家乡教育为重要使命这种“波涛汹涌”的文化浪潮，不断地推动了桐城文化的快速发展。清代桐城人文蔚起，也与一些人士有着“气运+人力”的激励思想有关，桐乡书院的创建就来源于这种思想的指导。

关键词：戴钧衡；桐乡书院；《书院杂议四首》；乡邦文化；“气运+人力”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107-12

清代桐城人文蔚起，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人才辈出，著作纷呈，尤其是清代桐城成为“桐城派”的发源地。桐城派是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绵延清代文坛二百余年。其存续时间之长、涉及文人之多、传播地域之广，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桐城派的形成发展，与清代桐城人文蔚起息息相关，可谓建立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清代桐城为何人文蔚起？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重要原因值得探讨？笔者以为，探讨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还得回到桐城本土，从桐城本土追根溯源。戴钧衡是清代桐城本土文人，他与文聚奎等人在桐城北乡孔城创建的桐乡书院又是清代桐城本土书院，以“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作为论题来探讨清代桐城人文蔚起的重要原因，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可行性。有鉴于此，笔者对“戴钧衡与桐乡书院教育”这个论题展开论述。

一、戴钧衡与桐乡书院的创建过程

明清时期，桐城有不少书院。明代初期，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将兴学作为文教的重要内容。洪武八年（1375），他诏令天下建立社学。当时桐城建立社学七所，“各设一师，分教里中子弟”[1]（P714）。弘治二年（1489），桐城又广建社学，增加到了二十四所。后来社学发展衰微，书院逐渐兴起。嘉靖年间，安庆知府胡缵宗、桐城知县沈教在桐城西北隅的灵泉寺故址创建桐溪书院（又名“正学书院”），之后知县邝涛将城西的太霞宫改建为龙山书院。万历末年，知县王廷试又在东郭外创建桐阳书院。清代康熙中期，知县高攀桂在“距城东里许”创建培文书院。这所书院“年久废为庙，即以祀攀桂”[1]（P714）。道光元年（1821），邑人购买了知县吕荣的一处官房作为书院，仍命名为“培文书院”。乾隆年间，张若瀛在桐城学宫的前面创建毓秀书院。嘉庆二十三年（1818），知县吕荣在桐城南乡枞阳白鹤峰之地创建白鹤峰文社。道光三年（1823），知县廖大闻“以邑人捐银添置门窗，改名白鹤峰书院”[2]。道光六年（1826），刘存庄、潘楫等人在西乡双港铺梵天城之地创建天城书院。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东乡人士谋建书院（后来由于水灾而没有实现）。受到东乡人士的影响，戴钧衡、文聚奎等人也在北乡谋建书院，支持者不少。于是他们广募建设资金，在道光二十年（1840）秋季购买了当地汪氏住宅，改建为桐乡书院。书院建设于第二年春季动工，到了秋季，教学场屋粗成。这所书院之所以命名为“桐乡书院”，是由于在桐城的东乡、南乡、西乡、北乡等四乡中，“惟北乡实为汉桐乡地，即春秋之桐国也”[1]（P710）。

桐乡书院的创建与当时桐城浓厚的办学氛围有关。乾隆至道光年间，随着城中毓秀书院、培文书院的创建或修建，南乡白鹤峰书院、西乡天城书院的创建，以及东乡人士正在对书院的谋建，桐城书院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对北乡人士创建书院产生了积极影响。桐乡书院的创建者在《募建桐乡书院引》中说：“我桐邑人文蔚起，书院迭兴。其在城中者，近有培文，昔传正学。白鹤峰距江天之胜，文风丕振于南方；梵天城擅山水之幽，乡校更开于西土。今者东乡人士，亦议创修。甫度地宜，预名天定。顾兹同邑，各锐志乎斯文；岂我一乡，独忘情于肄业？”[1]（P718）许完寅在《桐乡书院记》中也说：“吾桐人文蔚起数百年，于兹邑中，培文书院之设久矣。第四乡境广多士，未遑辐凑，由是西南两乡各立书院，东乡亦图建，以水菑隔并而止。惟北乡土厚民殷，士敦俗朴，愿为此举者甚众，而所由倡此议者亦久。”[1]（P760）在这种浓厚的办学氛围下，北乡人士有着一种创建书院的紧迫感，迫切希望在教育方面跟上其他三乡的步伐，即同南乡、西乡、东乡以书院造福于各乡生徒一样，北乡也要以书院造福于北乡生徒。道光六年（1826），在天城书院创建之际，北乡人士伍鸾也在北乡谋建书院，可惜因支持者少而没有实现。道光二十年（1840），东乡人士正在谋建书院，这对北乡人士创建书院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然，创建书院并非易事，需要很多热心于教育的地方人士捐助资金。起初戴钧衡、文聚奎等人虽有创建书院的想法，但在行动中有些犹豫。此时刘大櫆的族裔刘宅俊（七年前由东乡陈家洲迁居北乡孔城）听到要在孔城创建书院的消息后，极力赞同并促成了此事。他后来谈到此事时说：“曩庚子岁，桐乡诸君议建书院不决。余偶因谈笑间，以言激钟甫（文聚奎，字钟甫）、存庄（戴钧衡，字存庄）二子，二子遂决然议兴。”[1]（P769）可见桐乡书院的最终创建，与刘宅俊对戴钧衡、文聚奎二人使用的激将法密不可分。桐乡书院落成后，方东树、张敏求、光聪谐、马瑞辰、刘宅俊等一些桐城时贤纷纷作诗表示祝贺。这些诗作，或表彰戴钧衡、文聚奎等人办学之举，如方东树的“信识斯人多俊杰，不因兴没待文王”，张敏求的“盛事复如此，英才安可量”，光聪谐的“两世卯金曾竞爽，一时连壁又超群”，刘宅俊的“人才若春草，随地根荄全”；或勉励师生学习桐城先贤思想，如光聪谐的“况传精舍开新构，更卜英才接远芬”，马瑞辰的“安得龙眠如虎踞，卅年教授接鸡笼”①；或称赞北乡风俗淳朴，如方东树的“胶庠欻起汉桐乡，淳朴山川自一方”，张敏求的“只今风俗美，终在汉桐乡”，刘宅俊的“吾乡夙诗礼，矧此时陶甄”[1]（P769-770）；等等。

桐乡书院里面除了建有讲堂、课室外，还建有朝阳楼、旷怀园、漱芳精舍等场所，其中“朝阳楼”是桐乡书院的后楼名称。桐乡书院的后楼建成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楼名。后来程莘民在此楼的前面种植了一棵梧桐树，“楼固东向，每朝日初升，丹霞歙赩，栋楹几牖，㸌然有光”[1]（P763-764），于是戴钧衡受到《诗经·大雅·卷阿》中的诗句“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启发，命名此楼为“朝阳楼”。他说：“盖自其大者言之，禹、皋、伊、傅，凤凰也，梧桐也；自其小者言之，则凡知效一官、能堪一职、善行孚于一乡一邑者，皆凤凰也，梧桐也。由是而知，所谓高冈、朝阳者，上之为文、武、成、康之朝，而下之凡人才之所由以生以养者，皆是。今夫书院者，古乡校之遗制，人才之所由以生养者也。”[1]（P764）他将“朝阳”与人才的“生养”联系起来，由此揭示了“朝阳楼”的命名寓意。戴钧衡的友人江有兰（他与戴钧衡、文聚奎都是方东树、张敏求的弟子）曾登上此楼，并作有《过桐乡书院雨中登朝阳楼》一诗，诗曰：“桐乡自昔称淳朴，代产名贤物望优。今起胶庠更造士，我来风雨一登楼。坐看白水千畦满，醉爱青山半日留。窗外梧桐高百尺，他年应见凤凰游。”[1]（P771）其中“窗外梧桐高百尺，他年应见凤凰游”通过使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寄托了他对桐乡书院培养优秀人才的厚望。

桐乡书院的建设发展、人才培养都离不开很多人士的热心参与、积极奉献，戴钧衡对这些人士深为敬重。当时的孔城王氏家族经济富裕，慷慨大方，在桐乡书院创建时，捐了不少资金。戴钧衡的友人王祜臣（字殿襄）便是其中的一位，可惜他在二十九岁时去世。从文聚奎处得知王祜臣去世的消息后，戴钧衡作有《钟甫书来报王殿襄死矣》一诗，诗曰：“得书一恸转疑猜，前日禅房共举杯。从此山阴风雪里，更谁乘兴泛舟来。”[3]（P566）该诗表达了他对惊闻噩耗的悲痛，对世事无常的感叹，其中化用“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抒发了他对离世友人的不舍之情。后来戴钧衡经过王祜臣的故居，又作有《过亡友王殿襄宅》一诗，诗曰：“春来山水足可乐，忽忽风飘双泪分。去年来过南冈道，故人与话东村去。泉台杳杳岂再面，浮世悠悠谁似君。苍茫久立不忍去，孤鹤一声空外闻。”[3]（P569）其中“春来山水足可乐，忽忽风飘双泪分”使用了以乐景写哀情而倍增其哀的反衬手法，与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相似。此外，戴钧衡在《王殿襄墓志铭》一文中，还对王祜臣为桐乡书院的创建、《古桐乡诗选》的刊刻等事积极捐资之举进行了表彰：“曩岁，予与文钟甫为《古桐乡诗选》成，忧无力刊以行世。君时从钟甫游，慨然出百金成其事。予以是重君，与订交，自后往来甚密……岁己亥，里人议建桐乡书院，君之尊甫捐钱三十万，君以为歉，固请加十万焉。”[3]（P418）在人才培养方面，有道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4]。安徽泾县人士马猷城担任桐城司训六年，在此期间兼主讲于培文书院、桐乡书院，为桐城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士被其德，人乐其教”[3]（P403），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后来由于年老而被长官解任，对此戴钧衡有所不满。他说：“先生之年则诚老矣，先生之精力，则方与诸生讲学论文，娓娓不倦。而是时，主计之大吏，则尝一岁三过桐城，先生且以属官三接见，而竟以衰迈褫其职。”[3]（P403）他为桐城生徒从此失去一位良师而深感可惜。

二、戴钧衡与桐乡书院的教育导向

清代书院数量繁多，据白新良先生统计，一共有4 365所[5]。清代书院类型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讲求理学为主”“以学习制艺为主”“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为主”“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等四种类型[6]。这些书院大多采取考课的方式来检验生徒的学习效果，促进生徒努力学习。清代书院的考课形式多样：根据主持者身份的不同，分为官课、师课等（官课主持者是地方官员，师课主持者一般是山长）；根据重要性的不同，分为大课、小课等；根据时间的不同，分为月课、季课等。桐乡书院的考课主要有大课、小课等。每年大课两次，分别安排在春秋两季，“春课定期二月十五日，秋课定期九月十五日”。大课内容是：“四书文一首，试帖诗一首，律赋一首，经解一首。”[1]（P724）小课视当年情况而定，其内容与大课相同。桐乡书院在大课、小课外，还月月举行散题之课。由于科举事关生徒的出路，桐乡书院将八股文、试帖诗等科举文作为考课的重要内容。当时孔城“通习律赋、经解者少”，因此桐乡书院规定考课时，“律赋、经解不能者听”“俟他年通习者多，于正课次日另作一场”[1]（P724）。为了激励生徒学习，桐乡书院对考课中的优秀生徒实施物质上的奖励：“生童奖赏，每大课以钱十六千文为限，按照超等生监上取童生名数之多寡，临时酌定，用红纸写明，附贴榜后。”除了物质奖励外，桐乡书院还刊刻优秀课卷实施精神奖励：“超等生监，上取童生前十名。领卷之时，将原卷发还外，另与空卷一本，将原文并原评录稿送交书院，日久汇采刊刻。”[1]（P724）由于经费不充裕，桐乡书院生徒一般不居院中学习，“如有情愿居中肄业者，听从其便，但须自备膏火”。对于特别优秀的生徒，如“若生员考三次超等，童生考三次前十名者”，可居院中学习，但需“每月贴膏火纹银五钱”[1]（P727）。为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让生徒在科举上取得佳绩，桐乡书院规定：“乡试之年即停小课，添设决科一次。”[1]（P725）同其他书院一样，桐乡书院在乡试之年，也尽其所能地为生徒提供资助：“乡试之年，书院宜助试资，以昭鼓励。现在经费不充，议每科试资，仅以钱三十千文为限，照应试之人多寡分派。日后费充，随时增益。”[1]（P726）资助额度虽然有限，但是反映了桐乡书院对生徒备战科举的支持。

清代时期，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清代以前各个朝代也有一些书院重视科举，不过其重视程度很难与清代书院相比。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论及历代书院教育时说：“宋元独尚讲学，明代间兼会文，清则讲学者鲜，后且以考课为主，而与科举之关系特深。”[7]（P234）清代书院之所以“与科举之关系特深”，是由于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清代初期，朝廷顾及会讲议政风气的不良影响而对书院有所压制，后来随着政权的日益稳固，对待书院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为了表明对书院教育的支持，康熙曾向多所重要书院赐予匾额或典籍。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要求在各省建立省会书院，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择其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豫为筹画，资其膏火，以垂永远。”[8]（P303）乾隆要求对山长定期考核，并将“山长”之名改为“院长”。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与严加钳制下，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官学化增强以后，一些书院在教育方面就如同官学，很重视科举，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尽管我们并不能说书院从来就是科举的附庸，但科举化的隐患的确从一开始就隐伏着，并伴随着书院官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成为书院蜕变的一个重要方面。”[9]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科举化的隐患”日益暴露出来，结果使一些书院在利禄的侵蚀下，脱离了传道讲学的教育轨道。受到当时教育环境的影响，桐乡书院也重视科举。不过，见证或参与桐乡书院创建的一些时贤都希望，在教育方面不能唯科举是从；与科举相比，书院更应该重视传道讲学。方东树在《桐乡书院记》中说：“夫今所以建此书院者，岂非为劝学欤？学之大，岂非欲求以明道欤？道隐而难明，非知、仁、勇无以开入门之塗。今即此书院之建，而固以确效乎知、仁、勇之实，则由此以推于学而求明夫道也，不难矣。凡来学于此者，其以吾说切而反之于心，当必憬然有所启发也。孰与夫他书院之设，徒以辞章记诵之末溷此良法美意也哉？”[1]（P760）许完寅在《桐乡书院记》中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利禄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行，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1]（P761）刘宅俊在《桐乡书院记》中说：“穷乡僻壤，隔远都郡，亦就其地为书院。游于是者，当先辨其趋向，正其术业，本之躬行心得以发为文章，全德通材咸于是出，则书院所教诚必有道焉，而不可以苟也。”[1]（P762）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也是读书人实现理想的重要通道。书院从事科举文教育有着积极意义，既可以帮助生徒实现读书入仕的愿望，又可以减轻官府办学的压力。科举文教育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对之所持的不同态度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若态度合理，则对生徒、国家都大有裨益；若唯之是从，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也使国家难以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方东树、许完寅、刘宅俊等人基于这样的考虑，勉励师生重视传道讲学，不为利禄左右。桐乡书院的后堂前面有一块隙地，创建者将它改建为旷怀园，“杂列木石花草”[1]（P764）。“旷怀园”的命名寓意是“喻学者宜高大其心志也”[1]（P765），即要胸怀广阔，志向远大。桐乡书院的“内堂北有塾焉，介生童试室间”[1]（P765），此塾被命名为“漱芳精舍”，其命名寓意如同陆机《文赋》所说“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即要重视“六艺”，提升学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