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书院制改革的特征、问题与对策

摘要： 高校书院制改革是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探索，与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密切相连。当今高校开设的书院在层次、时空分布和功能模式上呈现三大特征：高水平大学是书院制改革的主力军；书院数量逐年增加、地域分布广泛；书院类型以学生管理模式和教学组织模式为主。就发展导向而言，书院建设的关键在于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通，培养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由于受教育观念、实施方式等因素影响，高校书院制改革还存在功能泛化、运行机制不畅、思想精髓传承不足、通专教育分化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高校书院制的育人功能，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与宏观调控，促进高校书院建设与学校办学理念的有机结合，弘扬书院优良教育传统，完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实现书院与学院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高校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双院”模式；通识教育；“三全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099-08

高校书院制改革是当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探索，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以书院制为载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适应了新世纪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有利于拓展人才培养的新路径，实施“三全育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全面考察和分析各类高校实施书院制改革的特征、成效与问题，探讨完善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对策，对于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高校书院制改革的多维特征

我国内地现代大学书院制探索发轫于2005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高校书院数量不断攀升，类型逐渐增多。2021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校书院发展报告2020》，收录了全国97所高校开设的304所书院的相关信息[1]（P2）。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依据各高校官方网站信息及各主流媒体相关报道，补充了2020年7月至2022年12月增设的90所高校书院信息。因此，截至2022年12月，全国共有122所高校成立了394所书院。依据这些相关数据，本文从开办书院的高校层次、高校书院时空分布及其功能模式三个维度，分析当今高校书院制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得出如下特征。

（一）开设书院的高校层次：以高水平大学为主

截至2022年5月，全国共有2 759所普通高等学校，包括1 985所公办高校、762所民办高校及12所合作办学高校[2]。其中，一流大学中开办书院的高校占比最大，开设的书院数量也最多。从表1可以看出，有30所一流大学开设了书院，约占一流大学的71%；开设书院数量137所，约占书院总量的35%。开设书院的一流学科高校18所，占比约18%；共开设书院63所，占比约16%。普通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的书院制改革推广程度较低。开设书院的普通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占比均仅3%。

现有144所“双一流”高校仅占全国高校数量的5%，却创办了全国超过50%的高校书院，可见，高水平大学是高校书院制改革的主力军，在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书院制改革已成为“双一流”高校，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一项重要且常见的育人模式改革举措。

另外，民办高校正日益成长为高校书院制改革的生力军。虽然民办高校的书院制改革探索起步总体晚于公办高校，但其依托天然的体制机制灵活性，在书院制改革中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尝试，迅速成为高校书院制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书院制的设立，也重塑了民办高校的办学价值观、人才培养目标、管理服务体系、学生成长评价方式和思想引领方式等。

（二）高校书院的时空分布：数量逐年增加，地域分布广泛

数据分析显示，我国实行书院制改革的高校及新建书院的数量大体呈逐年增长趋势。在书院制改革初期，只有少数高校进行试点。经过几年的摸索与实践，高校书院的数量逐渐增加。自2013年开始，试点高校及新增书院的数量显著增长。2017年有18所高校新建了48家书院，书院年增量达到高峰。2020年至2022年，新建高校书院年增长数量虽保持在30余所，但新建书院的高校数量明显下降，高校书院增速减缓（见图1）。

上述高校书院数量的变化，与国家相关教育管理政策及教育外部环境变迁直接相关。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相关指导文件，提出“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战略方针[3]；“要探索建立书院制、住宿学院制等有利于师生开展交流研讨的学习生活平台”[4]。这表明，高校书院制改革从少数院校的试点探索，开始转向国家教育政策的鼓励与引导，由此促进了高校书院制的发展。2020年实施书院制高校数量的下降，既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也与高校对书院制价值的认识不足相关。

在地域分布方面，全国至少有22个省市的高校开展了书院制改革。其中，粤、京、沪、浙、津五省市高校举办的书院数量超过总量的一半；广东省高校书院数量最多，超过了京津沪三个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超群的直辖市（见表2）。

通过分析发现，京津沪三地的书院建设主体高校集中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层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而广东省、浙江省的书院数量较多分布在地方高校与民办高校，如汕头大学、肇庆学院、绍兴文理学院、丽水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均较早开始了书院制改革的步伐，并做出了卓有特色的探索。在中西部地区，陕西省与河南省高校书院数量较多。2022年，河南省教育厅针对高等学校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开展了立项建设工作，重点打造了一批示范性高校书院[5]。

（三）高校书院的类型：以学生管理模式和教学组织模式为主

从全国范围看，高校书院在功能定位、管理模式、设置数量以及学生覆盖面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存在同一高校内部设置不同类型书院的现象。不少学者在书院类型分类方面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有的按组织形态将书院划分为实体书院和虚体书院[6]；有的按管理模式将书院划分为书院-学院一体化模式、书院-学院双院制模式、学生社区模式[7]；有的按教育对象将书院划分为全员制模式、低年级模式、分学科模式、实验班模式、特定群体模式[1]（P前言），等等。本研究以书院功能定位和数量规模为依据，认为目前我国高校书院有两大类主流模式。

第一类主流模式书院定位于专业教学之外的学生管理功能，是以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理念为导向的大群体模式。此种类型的书院具有四大要素：学生社区、导师团队、学生自治及宿舍混编。较早成立的一批书院如：复旦大学志德、腾飞、克卿、任重四大书院（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2006年）等均为此种模式，早期培养主体为低年级本科生。2008年起，西安交通大学率先探索全员书院制改革，彭康、文治、宗濂、南洋、崇实、仲英、励志、启德八大书院开始覆盖全体本科生。此后建立的地方高校与民办高校书院也大多属于此类模式。可见，书院成立之初的定位即为学院专业教育的补充，多通过第二课堂或生活教育形式，与专业学院分工合作，协同治理，共同完成育人使命。

2019年，教育部推行“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依托书院、宿舍等学区，积极探索学生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服务机制改革，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为高校大群体书院模式推广提供了新的政策依循。因应相似的组织场域与制度逻辑，越来越多高校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侧重打造书院制与“一站式”学生社区相融合的管理模式，涌现了诸多书院制学生社区的优秀案例，如肇庆学院、河南城建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等都提出“学科专业学院制，生活社区书院制”的组织模式，为高校教育改革提供了全新视野与参考方向。

第二类主流模式书院是定位于拔尖创新人才等特殊人才类型培养、以精英教育理念为指导、包含专业教育教学功能的小群体模式。此类书院的培养对象多以对在校生进行二次选拔后进入实验班的形式产生，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较多采用的书院模式。如北京师范大学励耘书院，兰州大学萃英学院，南开大学伯苓书院、芝兰书院，天津大学瑞恒书院，山西大学三立书院等，均是为实施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及“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等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工作应运而生的。

就整体而言，即使经过了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在定位上依然存在专业教育取向突出，学生视野相对狭窄，灵活性不足，就业适应面不宽，跨学科能力趋弱等问题[8]。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部分高校书院担负起了高校跨学科专业建设试验田的功能。如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设置了交叉专业PPE（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和CDIE（智能工程与创意设计），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设置了古生物学、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整合科学等专业。

书院的类型在这两种主流模式之外还有多元化的支流模式。从培养主体看，有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作为第二学士学位载体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知行书院；有面向女性群体的北京大学兰园书院、同济大学女子书院；有面向师范生的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弘文书院等。从学历层次看，高校书院教育也不囿于本科阶段，如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已经形成本科、硕士、博士全层次的人才培养格局；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则承担了为面向全球选拔培养未来世界的领导者而精心设计的硕士项目。

书院的组织模式与功能定位也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伴随高校发展阶段和育人目标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如复旦大学的四大书院2005年成立之初为一年制，2012年改为四年一贯制。书院组织模式的拓展与功能的多元变迁，也证实了其组织的活跃性与功能发挥的有效性。

二、高校书院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书院制改革在我国内地高校持续推广，教育模式和实施路径呈现多样选择，不断加以改进。总体来看，高校书院育人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探索了有益经验”[9]。但与此同时，由于受教育观念、实施方式等因素影响，高校书院制改革也面临诸多质疑与困扰。如教学与学生工作协调机制不顺畅，改革的认同度不高、信念不坚定[10]，导师制作用没有真正彰显等。这些问题的成因及表征是多方面的，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功能泛化导致的高校书院集群庞杂

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高校书院具备中国传统书院与国外大学住宿学院的双重渊源。但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的高校书院既非中国古代书院的承继，又无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住宿学院的历史传统和自治性基础，更多是为了弥补大学教育过度专业化而人为设计的一种组织架构[11]。从实践探索来看，尽管不同模式的各类高校书院在教育理念、组织架构、教育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迥然不同，但究其实质，均以配合我国高校深入推进综合改革、弥补现行人才培养模式及思想教育、学生管理方式的不足为出发点。

由于部分高校对书院改革的功能定位不够精准，设置的组织架构不健全，职能划分也不明晰，导致书院教育方向的迷失以及组织管理的混乱。这就使得书院集群成为了一个“大杂烩”式的改革试验场所，不论是学生管理模式，还是人才培养组织，抑或是仅仅为了顺应大类招生趋势将几个相近学科组建而成的招生单位，都统称为“书院制”。此外，有些高校书院更像是一个学生活动的俱乐部或社团，还有学校仅开辟一个中式风格的读书空间，亦将其以书院命名，而此“书院”非彼“书院”，更与“书院制”人才培养改革相去甚远，绝不可混为一谈。高校书院形式的多元化说明了人们对其功能与模式并没有达成共识，也未形成较成功的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鱼龙混杂的书院群体事实上降低了高校书院制改革的说服力。因此，高校书院的功能定位泛化是亟待相关研究者和实践者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嵌入式组织模式局限导致的高校书院运行机制不畅

与中国传统书院及国外大学住宿学院组织形成逻辑相异，我国内地高校书院并非初始存在或原有组织内生而成，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物理空间、组织架构、课程设置等多方面，将书院制嵌入到原有、稳定的“学校-学院”组织体系及关系网络中的结果，是一种后发的、嵌入式的教育组织模式。因此，我国现有高校书院面临更多的问题是其作为嵌入组织的运行机制不畅。从嵌入理论来看，嵌入性可划分为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等不同的类型[12]。运用嵌入理论，剖析高校书院组织建设，有助于厘清整体与部分即高校与其书院的密切关联，全面认识书院组织嵌入过程中亟需协调、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