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历程及特点探析

摘要： 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近代中国社会各界的活动完全围绕着救亡图存、兴复中华的主题展开，其中体育救国的呼声尤为高涨。在救亡复兴的历史背景下，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经历了初步探索的萌芽阶段、多元融合的发展阶段、艰难统一的整合阶段、百废待兴的重建阶段，表现出典型化的发展特点，即民族体育的价值取向鲜明、以体育人的功效显著、普及体育的方向明确。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历程分析显示，要发展高校体育，就一定要紧随时代的民族意志、坚守育人的民族使命、建立有效的体育运行机制，充分融合时代、地域、体育等元素特色促进高校体育的蓬勃发展，这也为体育强国背景下的高等学校体育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近代；湖南大学；学校体育；民族精神；民族主义体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4-0091-08

晚清以来，中国的领土主权因鸦片战争的失败遭到严重破坏，国人长久以来“天下一家”“中华为尊”的心态被“东亚病夫”的耻辱所击破。近代中国政府与社会精英试图寻求到驱动民族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使国人在民族精神的引领之下，自觉参与到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战斗中来，此时主张“全民化”“军事化”的民族主义体育应运而生。民族主义体育的发展壮大要依托所处地域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湖南作为中国革命的策源之地、发起民族运动的中心，其斗争性、民族性极强，这也使得民族主义体育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舆论支持与实践效果。作为近代湖南省第一所高等学校，湖南大学自成立以来便担负着传承湖湘文化、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职责，复杂的政治形势、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传统的文化基因共同作用于湖南大学体育模式的形成。可以说，湖南大学的近代发展史是近代湖南省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无论是在舆论的宣传上还是教育活动的开展上都表现出与民族立场的高度一致，而湖南大学充斥着湖湘特色与时代烙印的体育发展和湖南革命文化的熏陶是分不开的。深入剖析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历程，对发展现代“民族化”与“中国化”的学校体育有着特殊价值。

一、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历程回顾

湖南大学作为近代湖南省第一所高等学校，它的成立是时代浪潮下湖南各界努力的结果，因此其发展特点与社会形势的更迭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近代湖南大学经历了从省立时代到国立时代的转变，体育发展形态也经历了多重变化。作为近代湖南省的高等教育中心，湖南大学承担着保存文化脉络、培育卫国人才的重要任务，关注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概况能够为深度解析学校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进一步的思考。

（一）初步探索的萌芽阶段（1926～1928年）

湖南教育界的元老杨昌济一直设想将湖南省的众师范、专科院校整合成为一所大学，直到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这个设想才终于落实。但湖南大学在成立之初，其发展却并不顺遂。1927年，湖南省政府将其改为湖南工科大学，法商农三科或被并入中山大学或恢复为专科院校，后因“马日事变”爆发，湖南工科大学停办。直至1928年，湖南大学才恢复办学。

在湖南大学步入稳定发展阶段之前，受波折的办学环境影响，学校体育一直处于初步探索时期，组织、课程、师资、设施尚不完备是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建立之初，校内一切安排待定，大学部开设体育课程的仅有法科的政治经济学系以及法律学系①。1928年湖南省教育厅要求“添办体育专科”，湖南大学便着手草拟预算及详细计划②，随后又讨论了开展学生军训的事宜③，并聘请齐学启为军事教授，姚咏霓为军事指导员[1]（P248-250），虽然部署了相关的计划安排，但之后的发展如何却不得而知。与尚不完善的正规课程建制有所不同，学生自主组织的体育活动的形式日臻完备。根据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颁布的《各校临时学生会组织条例》，湖南大学成立学生会，并设置体育股以组织校内外的体育活动，同时设立卫生股负责举办清洁运动（全校大扫除）以及组织戒纸烟委员会等有益师生卫生健康的事务④。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活动有三件，即举办了湖南大学第一届运动会，参加了湖南省第九届运动会、长沙市秋季运动大会。由于处在初步探索的萌芽时期，湖南大学在体育赛事中并没有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

湖南引入西方体育时间较晚，且这一时期湖南省的关注重心集中在民主革命运动上，与华东华北省份相比，湖南省在体育赛事中的成绩差距甚远。依靠工商法三专校的经费及湖南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奔走才艰难成立的湖南大学，各方面条件自然也难以比肩发展已久的各大学。即便如此，湖南大学还是为体育建设做了积极的前期准备，师生乐观团结的奋斗精神也都转化为下一个阶段持续探索的动力，为其发展学校体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多元融合的发展阶段（1929-1936年）

1929年前后，军阀分裂割据的局面消弭，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在学校体育内的渗透不断加强，学校体育进入到正式发展阶段，不仅军事训练成为各系的普通必修课程[1]（P33），体育行政组织也逐渐规范完善。除军事体育活动是由军队指挥部及政府委派教官开展之外，校内成立有专门的体育指导部，学生自治会体育股、卫生股作为全校体育的执行机关，在体育指导部的管理下开展针对全校的体育活动。这一阶段，湖南大学的体育组织管理日趋规范完整，为学校体育的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湖南大学体育的多元融合主要表现为，象征着自由的西方体育运动、竞技赛事与象征着强国强种的国术体育课程、军事体育在校内共存。学校遵循部令，将军事训练作为必修课程，设置学科与术科两项，并安排检阅与考试，同时也在体育课程上添设国技（即国术）一科⑤。在正课之外，学生还自发组织特队练习国术，有四十余人先后加入了湖南精武体育会，全校练习国术的学生一度多达八百余人，由于表现优异，还曾在大操坪和长沙市秋季运动会上做会操表演[2]。不过，即便国术在湖南大学如此盛行，西方体育运动却并未缺席。截至1933年，湖南大学校内私人组合球队已达到十五支之多，这些球队有的是学校官方的代表队，有些则是各班级、体育爱好者自行组织的队伍，队伍内部大多仿照学校体育会的模式，既成立了各种球类的支队，又安排了秘书长、经理等职务，还规定了练习时间等要求。作为执行机关，学生自治会体育股在体育指导部的领导下，会定期组织以球术类活动为主的级际体育比赛。球赛之外，学生们也会自觉参与课外活动，例如排球、网球、爬山、游泳等。这一时期，湖南大学的学生曾参与长沙市运动会、省运会、华中运动会以及全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六次，各种校内外的友谊赛事更是数不胜数。

1929～1936年，湖南大学的体育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共性与湖南地域的特色得以更好地融合起来。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崭露头角，与自然主义体育互为表里，虽然体育活动的形式以西方的田径、球类为主，但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却逐渐走向学校体育的价值中心。

（三）艰难统一的整合阶段（1937～1945年）

1937年以来，近代中国社会陷入战乱，在政策规章与军队管制的双重作用下，教育的话语权逐渐转移至中央。1937年，在湖南大学全体师生以及湘省教育界的努力下，湖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身份的转换使学校的体育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1937～1945年是湖南大学体育发展最为规范、系统的阶段。在多元融合发展时期，湖南大学校内外的体育活动非常丰富，但受到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影响，“放羊式”体育盛行，体育课程的内容安排、教学组织却并不规范和完善。直至1937年，湖南大学官方才开始着重强调体育课程、纪律训练与级际比赛，要求校内学生除依章受军训者外，一律必修体育课程：一二年级设体育课每周2课时，规定男女生标准运动五类，各生每学期概需选习；规定标准运动及格成绩，经考试及格后方得毕业，考试不及格者须于次学期补考，倘因缺席过多不及格，则须于次学期（毕业班则在暑假中）每周补上课两小时[3]。自此，湖南大学体育教学日渐严格规范，即便在办学条件很差的抗日战争时期，体育课也并未停开[4]。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发的《高中以上学校军事训练检阅计划》中还明确规定，阅兵式、分列式、射击竞赛等都列为检阅项目①，据此湖南大学的军训课程在范围的广度以及拆解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却整个体育课程以及军事训练外，时任校长胡庶华还注重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教育对学生进行培养，例如使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农作藉以辅助蔬食，通过整修道路沟渠等工作以劳其筋骨[5]。他曾在纪念周宣布“除工程院土木工程系学生，其他各院系（含女生）可自由参加课外修路工作”②，鼓励学生通过辛勤劳作锻炼身体。从多元融合到统一整合，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吸收容纳竞技、国术、军训等多种元素，形成了独特的生长状态。相比育人而言，这一时期的体育发展目标更多指向保家卫国。作为近代中国高等学校体育的缩影，湖南大学体育与各大学体育的行进路径与发展特点几乎一致，不仅因为国立化的湖南大学要更多受到国民政府的政策管控，更在于民族危亡时刻，体育的意义已超出普通的学校教育活动，而被赋予了“体育救国”这样浓郁的民族情感以及政治抱负。

当时湖南大学体育想要确保必修课程、体育活动、军事训练的正常开展，需要克服的不仅是客观上简陋的发展环境、紧缩的经费，还要平衡体育育人与服务社会两大职能之间的矛盾。在优秀教员以及校领导的支持引领下，湖南大学整合经费、集聚资源，将日常实践与体育活动相结合，在发展学生体质的同时，坚持锻炼其坚韧的意志，努力塑造其服务社会、保家卫国的精神品质。

（四）百废待兴的重建阶段（1946～1949年）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内局势渐缓，1946年底国立湖南大学在长沙复校，经历了校址的反复变动、办学环境的艰难困苦、反动势力的威胁等重重考验后，国立湖南大学体育发展迎来了重建的光明。在复校长沙后，湖南大学发展学校体育的环境条件较之前有些许改善，学子们在学习之余也能够享受体育活动带来的轻松愉快。

这一阶段，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一如既往地积极准备校内定期开展的竞赛。在湖南大学体育部的组织下，校内能满足文、法、理、工、商不同学院、不同年级之间比拼的球类赛事规则不断完善③。比赛形式有个人赛，也有级际和系级的团队赛。比赛的项目非常多样，有爬山比赛、拔河比赛，以及男女同学间的篮球、排球、队球、田径、游泳等锦标赛。在校内体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的同时，湖南大学与社会各界之间在体育文化赛事上的交流也从未中断，仅仅在1947年，就进行了二十场比赛。关于体育课的开设，湖南大学还是坚持原有的教学安排，将三民主义、体育、军训列为一年级的必修科目，不计学分；同时规定学系二年级以上，仍需设置体育、军训科目①。相较这一时期很多学校的体育课程停开、课程混乱或多校共用体育教员的状况，湖南大学能够坚持体育课程与体育活动的常态开展，侧面体现了体育的旺盛生命力，及其与学生学习生活的高度融合。

近代中国在击退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后，因高昂的民族情感而涌现的民族主义浪潮逐渐退去，遗留下来的不仅有战后的满目疮痍，还有悬而未决的政权归属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学校体育的发展会受到社会秩序的极大影响，在学潮、天灾、战乱频仍的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大学体育的发展状态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虽有不同程度的衰退，但同时也面临着学校体育的一次重建与新生：当政治话语与民族话语逐渐让步于体育教育话语之时，学校体育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空间，得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与功能，从而为新中国建立后探索建设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模式奠定基础。

二、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的特点分析

近代中国外要对抗法西斯侵略者，内要应付混乱的党派斗争，在频繁的政权交迭中，高等教育艰难地发展着。内外环境的熏陶浸染也导致近代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呈现出波折而繁复的特点。在捋清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概况的基础上，顺着历史的纵向脉络探寻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的特点，可以进一步明晰近代湖南大学体育的价值取向与发展逻辑。

（一）民族主义体育的取向鲜明

民族主义体育主张以民族主义为原则、以体育救国为任务发展创建中国民族体育，同时认为“创造民族体育，要国术、体育、军事三者打成一片”，“以中国科学化的国术为中心，采择欧美体育之精华”“力求洋土合一”[6]。这种民族主张在近代湖南大学体育发展的“三大支柱”，即体育课程、竞赛活动、军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湖南大学成立之初，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以及发展环境，时任校长胡元倓极力主张“全国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平时军训及集中军训”，因此省立湖南大学能够自觉遵循国家所颁布的军训政策，并开展相关的教学管理。进入国立时期以来，湖南大学的体育课程所主张的强健身体也不仅仅是强调身体的机械运动，更包括身体机能的保健以及坚毅品格的锤炼，其体育发展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军事训练及生理卫生上，号召青年学生保家卫国、军训入伍的口号更是一直占据着校内舆论的主导地位。除军训外，校内的国术课程也是民族体育的重要代表。近代湖南大学开设国术体育课程后，学生“兢兢业业，不敢怠惰，成绩斐然，进步甚速”。这种进步不仅体现在身体上，更表现在精神上。有修习武术的湖南大学学生发文称，“缘武术之为用，故在于自卫，但最高目的在于强种”，主张借助国术建立民族自信。近代湖南大学在重视国术等民族体育的同时，也不曾忽视西方体育运动在体育课程、活动、竞赛中的作用。随着体育课程的逐渐规范，湖南大学不仅设置有田径、球类（篮排足网）、游泳、游戏等课程，还开设了爬山、跑马路、游泳、掷手榴弹和摔跤等项目。这一时期，湖南大学的体育竞技被渲染了更多的时代色彩，“一得锦标兮万人瞻望，再得锦标兮声誉远扬，三得锦标兮民族之光”[7]，这样气势恢宏的祝词不仅仅是为了鼓起运动员的气势以夺取更多的锦标，更有通过竞赛、锦标证明自身实力的愿景。在近代省立湖南大学的体育发展史上，无论在长沙市运动会、湖南省全运会，还是华中运动会、全国运动会中，湖南大学的运动员、代表队都创造了无数光辉的“锦标记录”，湖南大学确实也借助竞技体育的“联络”与“竞争”作用实现了学校体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交互。从近代湖南大学发展民族主义体育的表现来看，体育被冠以“民族”二字并不意味着只有民族独有的体育才能得到发展，而是从民族情感的态度上主动容纳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并将其作为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