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尔马赫的大学观及其对现代大学的影响

摘要： 施莱尔马赫的大学观主要体现在他为创办柏林大学而撰写的《关于德意志大学的思考：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中。在该文中，施莱尔马赫全面论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形象：这种大学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但也要尽可能谋求独立于国家；大学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学教育唤醒青年理性之最高理念——认知；哲学院是大学中最高级的学院，学生和教师都应该植根于哲学院中；大学师生应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学术讲座和专业研讨课是最适合大学的教学方法。在普鲁士大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施莱尔马赫积极参与柏林大学建校计划，并且作为洪堡设立的建校委员会委员，能够直接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层面上将部分理论思想真正融入办学实践中，对柏林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学院架构、授课方式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不仅保留了德国大学的传统形式，还为其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令柏林大学的模式与建校思想成为了现代新式大学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则与典范。

关键词：施莱尔马赫；大学观；现代大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2-0083-08

一、引言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德国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哲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他对普鲁士宗教、生活和文化的影响极大，被推崇为“现代神学之父”。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施莱尔马赫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对大学的论述经洪堡吸收借鉴，融入柏林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对现代大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施莱尔马赫1768年生于普鲁士的布雷斯劳，1782年入虔敬派摩拉维亚兄弟会举办的学校学习，1785年又入巴比的兄弟会神学院学习。他在1787年升入哈勒大学学习神学之余开始研读康德的著作，并在古典学者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的指导下，攻读希腊经典作家的作品。大学毕业后，施莱尔马赫曾担任家庭教师，并开始从事传教活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赞成大革命的意义，谴责专制政治，反对教会和国家的联系，主张国家不应过问臣民的宗教信仰。1797年，施莱尔马赫在柏林结识了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弗·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从此施莱尔马赫也被视作浪漫主义的神学家。1804年，施莱尔马赫接受哈勒大学的聘请，任神学院副教授兼大学牧师。在哈勒大学任教时，施莱尔马赫已开始关注大学改革问题，尽管他自身并不富裕，但常常免收学生的听课费，并且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之中。1807年，哈勒大学被并入拿破仑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爱国的施莱尔马赫回到柏林。

早在1803年，普鲁士大臣拜姆（K.F.Beyme）就曾向著名学者征文，讨论在柏林创建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可能性。耶拿战败后，拜姆立即向费希特等人征求创办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建议。施莱尔马赫闻讯后不请自到，精心撰写并提交了《关于德意志大学的思考：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洪堡就任普鲁士文化和教育厅厅长后，邀请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为洪堡筹建新大学出谋划策。由于施莱尔马赫的方案较费希特的方案更为温和且更为切合实际，因而得到了洪堡更多的青睐，也更多地被纳入到柏林大学的办学实践之中。

柏林大学开办时，施莱尔马赫被聘为神学教授和神学院首任院长，1815～1816年出任柏林校长。

二、施莱尔马赫的大学观

（一）论学术组织和国家的关系

施莱尔马赫将致力于科学教育的学术组织分为三种，即学术性中学、大学和科学院。这三类组织与国家是无法分离的，“随着它们不断发展，必然要求更多的资金和不同类别的工具，要求从合作者那里获得更多的权限，以此能够通过合法途径与作为其合作者的其他组织进行来往，而这些无疑只能通过国家获得；因此人们也要求国家尊重那些为科研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要容忍他们，庇护他们。”[1]（P4-5）此外，他认为国家还要给其成员一些适当的特权。

国家为什么要容忍、庇护学术组织的成员呢？施莱尔马赫认为，“国家其实也明白，知识乃至科学是富有教益的、使人获益匪浅的。无论其疆域有多大，无论其为保全自身独立的作为是否合乎公义，只有浩繁的知识才能保证国家的存在。”[1]（P8）为了促进知识和学术的发展，国家就会支持那些学术组织的发展，“而倘若它们还没有被创建起来，那么国家便会自己去创建；由于学术组织也有受国家保护与支持的需要，因此它们两者便会致力于相互理解，达成一致。”[1]（P8-9）

施莱尔马赫所处的时代，德意志诸邦国各自为政。出于利己之心，统治者希望其支持的学术组织仅局限于自己的疆域之内，他们担心蒸蒸日上的学术组织对国家漠然不顾，甚至对别国机构持有好意，以及对本国臣民的思想产生不利的影响。施莱尔马赫说：“倘若这些邦国彼此间保持着一种确切的关系，这无疑是明智可取的；但倘若它们想将各邦国的科研机构仅仅是为己所用，这无疑是愚蠢的。”[1]（P11）“如果一个德意志邦国想要连同它的科研教育机构一道闭关自守，那么便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这还要怪异，比实现共同利益所要求的更为遥远了。”[1]（P11）“既然学术教育能够教人谨饬审慎，将狭隘短浅的狂热与偏见洗濯尽净，而又不为私心之利所蒙蔽，那么难道除了通过尽可能广泛地使之发展普及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最终明确而不带个人情感地决定这种割据分裂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又将何去何从？”[1]（P12）

施莱尔马赫说，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认为科研机构必须被领导与管理，因而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国家的统治者有清楚的认识，即使“国家必须由有识之士统治”的要求不被接受，但国家与学者们必定会更加团结一致。然而，国家常常也会对学术组织做出错误的干预，迫使学术组织一方面力图使自己摆脱国家的权力与规定，一方面又试图增强自身对国家的影响。凭借这些方法，他们始终在谋求尽可能独立于国家。[1]（P15）

对国家而言，政府应任由科学自主独立地发展，任由学者自主管理学术组织的一切内部机构，而国家本身仅保留财政管理、警方监督以及观察这些学术机构对国家政务直接影响的权利。施莱尔马赫不无担心地说：“国家若基于错误的担忧而制定政令，从而助长了致力于传扬科学的学者之间的那些误解，那么学术性中学将变得轻浮草率，大学里的主业将被大量无关紧要的琐事压得透不过气来，科学院也将因其工作范围仅仅局限于那些具有实际用途的事物而不断遭人鄙夷。久而久之，国家便亲手抛却了科学研究带给它的最基本的益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可能会愈加缺乏那些能够理解伟大之物、实现伟大事业、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一切错误之根源和内在联系的科学人才。”

（二）论大学教育的目的

施莱尔马赫认为，学术性中学是大师名家与学徒齐聚之地，大学则是大师名家与满师的学徒相聚之地，而科学院则是大师名家云集之地。这三种学术机构既是彼此联系的机构，也各具不同的意义。

学术性中学以获得知识为主导，它完全是体育训练式的，即锻炼人的力量。学术性中学接受禀性好读、天资聪颖的少年。施莱尔马赫说：“判断某人是否适应接受高等教育的依据有二，其一是某种独特的才能，即使之能够立足于某一单独知识领域的天赋；其二是对一切学问之统一与普遍关联性的全面理解，是一种系统性的抽象思维。如果某人要成为杰出人才，就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要求。”[1]（P24）学术性中学的任务就是对天赋与学术思维施加影响。“一方面，学术性中学必须孜孜不倦地传授讲解全部知识内容的要点概况，使每个沉睡的天赋之人觉得某种事物对他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学术性中学也必须格外强调突出那些很早便体现出整体与关联性的科学形式，即同时也是所有其他知识的一般辅助工具的事物，并孜孜不倦地对其进行阐释讲解。出于这种原因，学术性中学最主要的课程无疑是文法及数学。我想说，它们是唯一能够以学术性的方式来传授的学科。与此同时，学术性中学必须在教学方面训练所有思维能力，使其彼此界限分明，不同功能也能清楚地被认识到。此外，学术性中学还须致力于增强这种能力，使各种能力都能轻而易举地掌握某一现存的事物。学术性中学的目标即在于，通过最简单、也最稳妥的教学活动使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1]（P25-26）

科学院是学术大家的集合地。施莱尔马赫强调科学院的任务是发表作品，“但不是那些篇幅巨大、包罗万象甚至具有革命性的书籍，而是文集。其中每篇文章应阐明尚未被研究的主题，阐述自己的发现、发表或检验新的方法。因为科学院的任务便是通过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来促进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与基础的学科的发展，而它每篇作品的分量越重，一致性越强，科学院便会获得更多的功绩。”[1]（P29-30）

那么处于学术性中学和科学院之间的大学又是什么呢？施莱尔马赫指出：“学术性中学只传授知识本身。笼统说来，学生对知识本质的理解、对学术思维的理解、创造力与自主推论的能力，学术性中学只能试图初步激发他们的上述几点能力而不会去培养。而科学院却要求其成员已具备了上述条件。”[1]（P31）大学的基本职责则是孕育与教养。“青年时，人借助知识的基础及自主学习而为科学受教；成年时，他们则在朝气蓬勃、精力旺盛的学术生活中自主研究，扩展知识的领域，或将其耕耘得更好；大学如此便在青年与成年之间架起了过渡的桥梁。”[1]（P32）施莱尔马赫说，大学的任务就是“去唤醒那些较为高尚且具备一些种类知识的青年人心中的科学理念，帮助他们在各自格外想要投注心力的知识领域中掌握这种理念。使他们拥有如此之品性，即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一切，不是孤立地观察每个单独的部分，而是观察它们之间存在的最为紧密的科学关系，并将其置于一个更宽广的关系之中，且始终不脱离知识统一与总体的根本；使他们学习能够在每一种思考中意识到学术的基本准则，借此在自身之中逐渐塑造出自主研究、发明与展示的能力。这一切均是大学的工作”[1]（P33）。

施莱尔马赫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大学学业短于中学学业。他认为，这并非在于“大学生在大学无需包罗万象地学习各科知识，所以也不必耗费更多时间；而是由于他们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学会如何学习，由于他们在大学中所度过的无非只是一个片刻，实际所完成的只有一项任务，即唤醒‘认知’这一理念——它是理性的最高状态，并将其作为人的基本思想准则。”[1]（P34）

施莱尔马赫坚决反对“分别设立大学和高等专门学院，将那些能够接受最高等之教育的人与那些适合于一个较低层次的人区分开来”的想法，他认为这种想法对于每个积极参与培养青年之事业的人而言都是骇人听闻的。“人们应当让那些杰出的人与平庸的人一同在大学中接受为塑造青年自身之学术生涯而安排的重要检验，若他们未达到最高之目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会主动将自己定位于忠实且勤勉的劳动者这一较低的层次上。而学术机构却极其需要这样的劳动者，因为那些少数的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创造之人可能需要许多成员参与工作。为此，大学也须同时承担高等学校之角色，以便促进那些主动放弃追求科学之最高荣誉、却仍对其大有帮助的人的继续发展。……他们虽然不具有这种更为高等的学术思维，却仍因其受过学术教育与一定知识储备能够对国家有所帮助。所以，国家出于这种原因也必须致力于使大学同时扮演着高等专门学院的角色，涵盖一切对国家服务有用的知识中首先与根本的学术教育相关的事物。”[1]（P53-54）

至于有人希望废除“大学”这一形式，以各专门学院直接对接普通高级中学，施莱尔马赫认为这将造成极为不幸的后果。“其作用便是对最高等、最自由之教育与一切学术思维的压制，它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在所有专业中，一种机械重复式的特征与一种可悲的狭隘将变得愈加严重。如果那些建议我们将所有大学转型与拆分为专门学院的人不假思索便采取行动，或者沾染了那种非德意志的堕落思想，那我们无疑便可认为科学事业在倒退，精神思想处于沉睡状态。就如同那些国家，大学的形式已自我消亡，抑或尽管政府并非加以妨碍，但真正的大学却没有诞生，一切皆以学校之形式而存在。”[1]（P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