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名所隐喻的时代挑战与理性超越

摘要：作为一种以“结果的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大学排名自诞生起就饱受争议。然而，大学排名却在无数的批判与警示声中迅速风靡全球，不断淡化着大学的精神底色。造成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统摄于现代性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高等教育从地方性走向全球性、高等教育各方参与者对符号与科学主义的偏好、以及在“声誉”向“绩效”转变中的“危”“机”辩证。作为现代化浪潮席卷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大学排名隐喻着大学最为深刻与根本性的时代挑战：现代性中的虚无主义倾向与大学的“恶托邦”化。只有在对现代性危机根源深刻觉知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国式“合理性”概念的复归，大学才有机会重新立于朝向“伟大理性”之路的起点。由此，大学便可永葆对真理的信念，拥有对抗排行榜之异化的永恒力量，从而在时代的剧变中长盛不衰。

关键词：大学排名；现代性；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符号资本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5-0004-10

收稿日期：2023-05-27

基金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研究”（19JZD049）。

作者简介：钟秉林（1951-），男，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研究；陈昱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一、引言

“上帝不会掷骰子”。爱因斯坦此一断言的背后，矗立着人类拥抱现代性时的美好愿景：事物本身具有某种“真实性”或“客观性”。这种真实性意味着其本质不会被人的观测所决定。然而，在测量大行其道的时代，“我们在测量我们真正重视的，还是仅仅在测量我们能轻易测量到并且最终能评估的东西”[1]（P14）？且这一问题之后，似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事物的样态被我们所测量，还是我们的测量决定事物的样态”？在宏观层面，影响大学的似乎不是观测本身，而是与之相伴的资源配置。但我们不能对作为手段的测量对人的认知和思维的形塑视而不见，毕竟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权力来自人对测量结果的信任。现代文化的技术基础的独特性在于“结果的可计算性”[2]。人们建立在此种基础上的认知强化了对大学进行测量的合法性，而对大学的测量又进一步巩固这一认知，这是一种“人与技术互相发明”的过程[3]。作为测量结果而呈现的大学排名，显然属于波普尔（Karl Popper）所划分的由人的观念所构造的抽象的、非现实的世界。在韦伯（Max Weber）眼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却企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它的血气”[4]。然而，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呈现出的现象是：大学排名不仅成为人们认识大学的重要方式，而且已然扼住了大学的咽喉并正在依照其自身的技术逻辑重塑着大学的样态。

当前，大学排名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正处于一种既普遍流行又饱受争议的状态[5]。在实践层面，其“标准不一致、数据不可靠、方法不科学和明显的文化偏见”等缺陷已为学界所揭示[6]（P2）。尽管这些问题存在着得到解决的微茫的可能性，且事实上，这也正是许多排名的研发者正在努力的方向，但对大学本身的可比性这一前置性条件的质疑也绝不会停止。大学排行榜实质上是把许多大学的全部工作归结为单一的、可比的、量化的指标体系[7]。而在大数据时代，量化本身不是问题，强制对不可量化的东西进行量化才是问题[8]（P75-88）。尽管学界对于大学的不可计算性已有相对较多的讨论，但在现代性的思维之下，排名必然依照计算所得分数的高低，而无论何种计算方法，都需要将复杂而完整的大学嵌入某一计算程式当中。当我们以此算出大学的得分，代价便是大量的信息已在此过程中流失。回到开篇提到的两个问题，如果大学排名不能测量我们真正重视的内容，那么大学排名将要塑造而成的，又究竟是什么？

关于大学排名，有太多的质疑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然而与学界的此种质疑与否定态度完全相反的是，各种各样的大学排名不仅没有因为这些怀疑而停滞不前，反而一路高歌猛进，大有成为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执牛耳者”之势。本研究从现代性统摄下的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尝试为这一悖论的解答提供一些思考，希望在此基础上呈现当代大学的根本性困境，并对其可能的超越之途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流变中的“舞台”：大学排名风靡全球的时代基底

（一）大幕渐起：高等教育生态从“山川异域”走向“风月同天”

不论是以轴心时代前的高等教育机构还是中世纪的行会（Universitas）作为大学的发端，大学的确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而将大学视为具有“可计量性”的对象，将其“外在表现”的统计结果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又究竟是何时、何地、何人、基于何种目的所发明出的游戏规则呢[9]（P115-128）？为何该规则自问世起便受到追捧，以至今日风靡全球？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大学排名的滥觞之地，对大学排名在美国产生发展的历史性情境加以考察，继而了解大学排名是如何在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诞生的。

1860年之前，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生源、师资与经费筹措渠道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地方主义（Localism）色彩，创建大学的主要目的是增进当地文化和经济吸引力，大学也高度仰赖地方资源[10]。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家经济形式的统一、全国性铁路网络的完善、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以及全国性市场的加速形成极大地“消解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11]。而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便“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它们在形式上的重组，正是这种分离和重组使得社会生活的精确的时空‘分区制（Zoning）’成为可能，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嵌①（Disembedding）”[12]（P18）。

当美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飞速疾驰，其时空间离（Time-space Distanciation）也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人们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将被“虚化”的时间②与地点重新组合。这意味着公众对于大学的认知视野与实践行动进一步从地域性情境中“脱嵌”，而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再嵌入选择性重组的时空当中。于是，一个难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我有能力去到全美范围内的任意一所大学，但我究竟该去哪一所？显然，当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美国，没有哪个人可以像过去那样在地域性情境下对每一所大学都进行细致入微的了解。对大学的认知脱离了地方性以后，人们进入了一片广袤的知识荒原。而美国大学的数量在国家高速现代化时期的大量增长使这一问题更加凸显：1860年前，美国总计有374所学院；而1860至1899年间就增加了432所[13]。除了数量的增长以外，美国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多样化也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大学因重视社会对专业技能的需求而愈发世俗化，除了传统的拉丁文和古希腊语的程式化学习，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应用型学科开始逐渐成为研究和教育的重点。同时，许多新的大学，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其办学伊始往往依靠“鲜明的特色”在高等教育生态中力求一席之地。可以说，美国高等教育日益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群落，任何非专业人士在短时间内对其进行全面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便是，美国高等教育传统秩序进入“等级无序”（Statusanarchy）状态，无论后起之秀还是老牌名校，都可能沉沦或崛起，经历“巨大希望与巨大恐惧的碰撞”[14]（P357）。

在前现代社会，如果说主体的“在场”强调其认知与实践活动的地域性，那么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脱嵌”与“再嵌入”便是通过建立活动主体与“缺场”（Absent）他者（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任何面对面的互动情境）的联系，将人的认识活动接入脱离地域情境的、重组时间与空间后的抽象领域当中。1900年后，大学声望在学生择校中的影响因子越来越大，而地理因素则不断下降[15]。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地方主义色彩逐渐淡化，各大学的招生辐射半径在不断扩大，“知名的综合大学”更是如此[16]。而人类对确定性的寻求注定了其认知的整体性、系统性倾向，因此需要将新的时空范围内的诸多大学以某种认知逻辑组织起来，使人们能够在一套统一的抽象认知体系当中找到各大学所处的位置。与此同时，伴随着前现代时期具有强烈地域性的小型共同体被现代社会所取代，“数字”为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下的生活提供可靠信息的思维方式日渐形成。于是，作为一种由专业计量知识所构建的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大学排名就这样诞生于美国现代化的宏伟画卷之中。

专家系统指的是由技术成就或专业的专家知识所组成的体系，如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许多领域都是由这些体系组织起来的[17]。在前现代环境中，个人曾经拥有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与生活于地方情境中的种种要求相适应[18]。但是今天，作为专家系统的大学排名使用一套专业化的操作程式对大学进行抽象化处理，并将处理后的“大学”重新安置于依照一定的技术逻辑所建立的抽象系统中的相应位置上。当这一系统在相当的程度上取代地方性知识，成为人们了解大学的主要方式时，大学排名便促成了大学的“脱嵌”，使所有的大学同处于计量的天空之下。由此，美国的大学也就从地方主义的“山川异域”转化为计量统摄下的“风月同天”。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伴随着高等教育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核心领域，同时跨境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使得大学之间的竞争不再限于国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并且竞争日趋激烈[19]（P4-12）。由此，大学排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和全球性制度[20]。从时空间离、专家系统的建立以及在其解释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与普及化来看，大学排名风靡世界的过程不过是对其“美国发家史”的全球性复演。可以说，大学排名的流行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高等教育参与者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二）观众的口味：符号与科学主义的“镜花水月”

比较的思维方式似乎深深扎根于人类的生物性本能之中，当同类型或相似的事物并置呈现，人们总是有将他们“一较高下”的倾向。然而，在人们总是为自己的行为与选择寻求合法性的时代，大学排名这样一个受到如此广泛质疑的系统依然能够大行其道，这已非思维上的本能倾向所能解释，而必然依靠着人们对于排名的具体方式，即“如何排名”的信任。

信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对信任对象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所持有的信心表现为对某事物的信奉（Commitment），而不只是认知意义上的理解。所有的脱嵌机制，包括专家系统，都依赖于信任[12]（P29）。由于“脱嵌”社会中人类日常生活对于专家系统的高度依赖，信任几乎成为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否则，个体会因对生活中的一切通通表现出怀疑态度而呈现出“疯癫”状态，进而被现代社会打上“焦虑症”的标签。然而，如果仅从消极与被动的方面去理解信任，那么我们显然忽略了大众对现代专家系统的信任中所蕴含的主动与乐观心态。既然“计算的大学并不意味着大学的真实与真实的大学”[21]，那么此种主动与乐观又来自何处？

对此现象的探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在这一问题上，梁漱溟先生的论述似乎颇有启发：“人的长处……乃在一无所能……人所以一无所能，就是因为他的智慧发达，预备走上抽象的路。所谓抽象的路，就是离开具体事物而有生命的活动。此乃人类种种观念、概念之所由发生……人能离开直接感觉的具体事物而抽象化了它，放在心中反复摆弄，这便是智慧作用”[22]。拥有此种天赋的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将其作为抽象层面认知活动的重要载体。尽管在理论层面“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无法定义”[23]，但毫无疑问的是，符号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可以在对具体事物没有直观感受的情况下就能在概念层面对其进行认知，甚至可以通过对符号的重组来构造出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中的事物。由此，“通过符号了解世界”成为人类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尽管大自然从不“言说”，但人与人之间却能够依据抽象的符号系统进行有关真理的猜想与反驳，也能在教育中使后代通过对符号的理解快速掌握与积累前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然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符号表征的内容并非其所指事物的全貌，且不足以将人类对某一事物的整体性认知全然表达出来。“思想是混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24]（P158）。当我们使用符号进行表达，我们首先要将一个整全性的感受与理解进行拆解，并根据相应表达方式的编码逻辑进行筛选和重构，这“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24]（P158），其结果便是完整信息遭到破坏、挤压，最终坍缩为可以传递的符号。因此，符号对事物的表达永远只是一种差异性再现。或许，禅宗所谓“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正是基于对这一认知陷阱的隐微洞见。

随着近现代以来知识的指数级增长，人类接受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几乎变为对符号的学习与理解。尽管个体在其成长过程中的某一时刻会意识到在符号与真实之间存在的永恒鸿沟以及可能产生于其中的认知偏差，但经年累月学习与掌握符号的训练以及此一过程中所隐含的“通过符号可以理解世界”的前置性观念削弱了个体觉知这一认知漏洞的敏感性，最终极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人类过于重视符号，以至于有时会因为符号体系的“完备”而忽略现实的真相。可以说，作为一套由精心设计的操作系统所构建出的符号体系，大学排名占尽“天时地利”，当它出现的时候，现代教育所形塑的前置性观念已为其席卷全球提供了认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