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本科教育信任：价值阐释、缺失根源与构建逻辑

摘要：信任是助推教育改革并简化教育复杂问题的润滑剂，制度化的职业本科教育系统需要获取社会公众的信任。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诞生于现代风险社会，职业本科的教育身份难以获得社会公众认可，办学主体亦存在争议，导致职业本科教育缺失社会公众信任。获取信任的关键在于职业本科教育系统自身的完善。因此，构建职业本科教育信任的逻辑进路为：明晰职业本科教育诞生于风险社会的特定背景作为信任的基础；聚焦职业本科教育身份的本体允诺作为信任的核心愿景；优化作为信任客体的职业本科教育办学主体并激发其办学能动性；创设监督评价机制以保障信任的功能替代。

关键词：职业本科教育；教育信任；信任理论；构建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6-0103-09

一、问题的提出

职业本科教育的稳步发展被赋予“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助力构建技能型社会”的重要使命。职业本科教育与国家高等教育重要事权密切相关，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更易引发社会的广泛关切[1]。然而，当前关于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讨论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是学界专家眼中的职业本科教育，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社会转型、国家发展的重要寄托；另一个声音则是社会公众眼中的职业本科教育，与其他普通本科教育边界模糊，诸多存疑，教育要义和价值不被认可[2]。《教育家》杂志2021年联合相关教科院在社会层面广泛开展了职业教育问卷调查，高达三分之二的回答认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因素是社会认可度低，最直接的体现则是普职分流所引发的社会焦虑[3]。这种对职业教育体系的抵制、焦虑心理已然泛化到职业本科教育体系，导致职业本科教育在办学探索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社会公众的质疑，给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带来实质性影响[4]。

根据组织合法性原理，一个新生事物的生存发展通常需要获得三个层面的合法性允诺：规制合法、规范合法及文化-认知合法，分别代表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规章制度的规范以及社会公众的认可[5]。当前，关于职业本科教育的规制、规范合法性已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如发展背景、政策演变、办学模式、专业布局等，而文化-认知合法性方面如公众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的信任及认同鲜有涉及。信任是教育系统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石，是支撑教育合作的根本基础，更是教育改革的必备条件[6]。信任既为事物发展之基础与前提，又是事物发展之中介与结果。此二重特征使得“信任”成为新生的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力。职业本科教育唯有获得社会公众信任支持才能获得更大的生长空间，才能积蓄强劲的前行动力，以更好的发展回馈社会信任，形成正向循环。由此，社会公众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的不信任具象化为两个问题：社会公众不信任职业本科教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使职业本科教育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基于社会学丰富的信任理论研究，本文试图构建职业本科教育信任的系统性分析框架，以探寻职业本科教育信任的生成逻辑。

二、职业本科教育信任的释义与价值

职业本科教育的健康发展能够提升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本价值尺度并增强其流通功能，减轻教育分流引发的教育恐慌，重塑国民教育体系框架，是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发展的关键节点，是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核心构成。社会转型背景下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势在必行，其前提则是建立教育发展的合法性基础——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这样才会树立人们对职业本科教育的信心，使公众相信国家提出的目标和理念，有耐心接受职业本科教育的“渐进式改革”。

（一）概念释义：社会公众对于教育系统的信任

何为职业本科教育信任，需要从信任的涵义谈起。社会学家认为“信任”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7]（P1），是确信被信任者有意愿履行他的信托义务[8]（P19），是诚信互助的共同体内部成员基于共同体的认可而产生的对其他成员的期望[9]。对“信任”的本体论阐释颇具代表性，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信任”是对个体或者系统持有可信赖的信心，表现在经历一系列的后果或事件后，仍旧能坚持对于他人的信念，或者对于社会抽象系统的确信[10]（P30）。信任是维护本体性安全、抵御本体性焦虑的策略，是主体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具有的信心。教育学界也探讨了信任在教育领域的价值，认为信任是教育中最重要的整合力量，是教育合作的基础，不仅有利于理顺教育关系，更是教育本身赢得社会信任的前提[11]。教育信任对外表现为社会公众对于制度化的教育实践的信任，对内则表现为教育实践中主体之间的信任[12]。社会公众对于教育系统的信任，能够激发公众积极参与教育治理的积极心态，进而促进教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13]。反之，如果社会成员对于教育系统的信任产生危机，不仅会影响教育良性运行，也会导致社会的不利走向[14]。

在本研究中，职业本科教育信任的主体为社会公众，即职业本科教育服务或合作的潜在对象如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相关个体等；客体则是制度化的职业本科教育系统（包括办学主体、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等）以及教育背后的政府力量及其颁布的相关政策。职业本科教育信任就是社会公众通过理性计算和思考，认为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能够给自身或者社会带来预期利益进而选择相信这个教育体系，其本质是社会公众对职业本科教育系统正常运作的某种期待，是社会成员在面临现代社会的时空延展、复杂激增时，仍旧持有职业本科教育能应对未来风险的信心。

（二）价值阐释：信任助推教育改革并简化教育复杂

在国家顶层设计下，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社会公众的信任。“现代社会，对体系的信任，无论是对社会运行还是对个人的生活，都显得尤为重要。”[15]信任是整合社会多种力量并嵌入职业本科教育体系发展中的重要动力机制，它将职业本科教育系统内外部个体与社会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具有助推教育改革并简化教育复杂的重要价值。

一方面，信任助推职业本科教育改革。所有的教育改革都需要强烈浓郁的信任氛围作支持[16]。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办学模式、办学主体等一直处于不断改革之中。以办学主体遴选为例，到底该由谁来举办职业本科？几经探讨分析，办学主体由最初2006年国家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的“坚持高等职业教育的科学定位和办学方向，2020年以前骨干高职院校不升格为本科院校”[17]，到现在的倡导并支持“优质高职院校举办职业本科教育”。貌似矛盾的说法背后，其实质是深层次地反映了国家顺应时代发展，对于职业本科教育不断探索前行。职业本科教育的改革发展，是以信任为基础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一旦信任缺失则职业本科教育寸步难行。各级政府积极推动职业本科教育稳步迈进，为整个国民教育增值赋能，加速推进与“类型教育”相匹配的职业本科的高质量建设。这些改革举措必须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才能确保顺利推行，才能有效促进职业本科教育社会功能的发挥并提高其公信力。

另一方面，信任简化职业本科教育系统的复杂。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有效形式”[7]（P10），是处理复杂教育问题的重要机制。职业本科教育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教育内涵的复杂。什么是职业本科教育？传统的分析路径将职业本科教育视为职业教育在纵向上的延伸，凸显专科教育的高等类型发展，却是忽略了其学术性的内在性，未挖掘出本科教育层次赋予职业本科教育的新内涵。其次是教育身份的复杂。社会公众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职业”教育类型之上，职业本科教育要获得本科教育身份，其类比对象就应该超越职业专科教育，瞄准普通本科教育[18]。正是职业本科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及系统内外部个体的认知资源有限性，需要用“信任”这种简化复杂性的方式来与这个新生又复杂的职教系统进行互动。付出信任，意味着公众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的内涵不必花费太多心智去思虑其可靠性；同时，信任可以使公众放下对职业本科教育身份的过度质疑，并不过分依赖第三方机构来达成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控制。这些过程都极大地节约了公众的智力成本及监督成本。而且，信任成为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基础，可以排除其他替代行为、策略以及机制的可能性，进而聚焦职业本科教育的效能提升，促使职业本科教育系统的功能最大化。

三、职业本科教育信任缺失的根源

社会公众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系统的不信任是教育系统现代性演进的后果之一，其具象化根源则是在风险社会中，面对整个教育体系产生依赖却又恐慌心理的大环境，人们对于职业本科教育系统的象征标志及专家系统的抵制与焦虑。

社会学家认为，信任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心理活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是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而构建的一种焦虑抵抗机制。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脱域”机制，意指社会关系超越传统的地域性关联，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10]（P18）。时空脱域情境下，人们创造并依赖两种系统：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象征标志意指具有价值并附加信息的交换媒介，被社会成员共同认可，如货币、权力、语言；专家系统指具有技术功能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比如医院、学校等特定组织机构或者医生、教师等特定角色群体。“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展现的是时空压缩下对于风险的规避及应对，体现的是信任，是“抵御本体性焦虑的情感疫苗”，给人们提供“本体性安全”[19]。由此，信任的对立面不是不信任，而是本体性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对于风险社会的焦虑感知[10]（P86）。社会学家提出现代性的反思以应对风险，但也由此产生了“风险—脱域—信任”的循环悖论。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以信任为基础创造脱域机制以获取便捷互动，信任成就脱域机制；而脱域机制因为时空分离导致人们的本体性安全感缺失，从而产生“不信任”。人们想获取“信任”以进一步加固脱域机制，但又因脱域机制的时空分离特性带来更具挑战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人们不得不试图再度构建信任从而创造了更复杂的脱域机制，但因此又带来更深层次的不信任。这不仅是循环悖论，也是现代性的后果。在风险社会中，教育是个体规避风险获取本体性安全感的主要路径，但教育在脱域机制下亦难以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职业本科教育体系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个循环。

（一）身处风险社会的教育恐慌滋生蔓延

职业本科教育诞生于现代以不确定性、安全感缺失、本体性焦虑为主要特征及后果的“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的个体化社会结构中，个体的生涯模式已被教育体系、职业生活等制度化，个体谋生的关键在于进入劳动市场，而进入市场的资格需要教育提供[20]。因此，教育在个体的众多制度依赖中成为核心角色。

然而，人们一方面依赖教育一方面又对教育产生恐慌心理。公众依赖教育是试图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恐慌教育，是个体焦虑教育是否值得依赖，是否可以应对未来风险，诸多的个体焦虑叠加构成集体的“教育恐慌”[21]，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公众对教育系统能否正常运行的恐慌。无论一个抽象系统的设计多么完善，操作如何得当，总会有“出其不意的后果”，难免出现“设计错误”或者“操作失误”，因为在这个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总会加入其它系统的互动及人类活动的参与[10]（P134）。尽管教育资源不断丰富，教育制度不断改革，但宏观层面的教育权利行使分配、教育公平的公正执行，微观层面的办学模式、人才培养、课程设置等诸多环节总会出现不同层次的错位，这些现实问题都给社会公众带来质疑和恐慌。其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引发的恐慌。众所周知，教育过程中涉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并不能均衡布局，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及城镇化进程，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都有着巨大差别，优质教育资源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都显得极度稀缺，并不能满足所有个体的需要。为了获取更好的发展机会，公众倾尽自身所拥有的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本争夺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造成教育恐慌。最后，教育功能能否实现的恐慌。教育促进社会向上流动的价值是人们信任教育并竞争教育机会的前提，如果高等教育系统帮助个体获得生存技能并获得社会地位的现实功用仍无法缓解人们的生存焦虑，那么公众难免产生恐慌，对教育体系无法付诸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