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形成的时空逻辑与经验启示

摘要： 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是国家之需、区域之需、时代之需，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区域发展和创新创造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历史与空间的二维逻辑分析发现，世界一流大学高地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发展下的产物，是知识生产时代世界一流大学与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的统一规划和政策支持的产物。新时代、新阶段，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形成和发展的经验，立足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加大“双一流”建设力度;加强国家宏观统筹，协调布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规划;加强大学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升大学的创新与服务能力;努力开创大学协同创新发展的新模式，加快形成我国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双一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时空逻辑;大学与城市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1-0004-08

自21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高水平大学是国家创新发展的战略资源，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出台了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1-3]，建立以研究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WCU）。我国在“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基础上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进入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新阶段[4]，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一流大学是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并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人才培养中取得突出成就，在科学知识创造与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是位居世界最前列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5]。世界一流大学在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促进社会发展、引领文化方向、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区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而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汇聚则能够为国家和区域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世界一流大学高地集聚了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及其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形成新的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为国家战略发展、区域经济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支撑[7]。随着国家和区域城市创新体系的构建以及知识经济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世界一流大学群体集聚并形成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是国家跻身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战略前提和途径。世界一流大学高地作为以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为手段来回应社会需求的国之重镇，同时也是为区域经济建设、国家战略发展、国际协同合作创造优质资源、提供智力支持的建设基地，其具有服务性、创新性、前沿性、引领性等特征。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服务国家整体布局和区域发展，对接国家“一轴两翼”总体空间规划、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经济带发展新格局，成为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点。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南京、广州等城市区域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正在形成。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8]。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以区域城市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开辟了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新形态、新路径。因此，探索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形成的时空逻辑，总结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形成的规律和经验，对于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形成的历史逻辑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在《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中用定量的方式描述了16～20世纪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及其转移的情况。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顺序大致是：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隆期平均为80年左右[9]。世界科学活动中心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路线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当时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同样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聚集地，诸多世界一流大学支撑了国家科技强国的地位。

（一）以探索自然为特征的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早期大学的产生是人类探索自然世界规律的需要。16世纪中期，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带动发达的商品贸易，为意大利成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和世界一流大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大利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政治运动与人文主义促进了思想的解放，自由的学术思想激发了人们对探究自然规律的兴趣，大学成为探索自然、研究上帝与自然关系的理想场所。

意大利利用教会学校和世俗学校并行发展的良性传统，创建了世界最早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此后又在原有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创建了帕多瓦大学、萨莱诺大学、维琴察大学等当时世界著名大学，形成了以艾米利亚-罗马涅、坎帕尼亚、托斯卡纳等区域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聚集高地。至15世纪末，意大利有16所大学，占同时期整个欧洲大学的25%，是欧洲大学最多的国家。其中，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大学等一批大学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大学，尤其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组织结构，成为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创办大学的模型和范本。欧洲各国的有志青年都到意大利留学，如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由波兰到博洛尼亚大学留学，对他研究的托勒密地心系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意大利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为其初步形成与中世纪神学和经验哲学完全不同的新科学体系及其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0]，成为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源头。如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域内聚集了博洛尼亚大学、帕尔马大学、费拉拉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坎帕尼亚区域内有坎帕尼亚大学、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意大利世界一流大学聚集的高地，为意大利成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和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二）以科学技术为特征的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1660年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英国为其大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受欧洲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英国大学在思想意识和学术意识方面不断觉醒并逐步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回应社会需求，走向独立和崛起[11]。大学开始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兴起，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英国国王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帝国学院等迅速成为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培养和造就了吉尔伯特、牛顿、波义耳、哈维、达尔文等各领域内的大师，产生了以吉尔伯特论磁、牛顿经典力学、波义耳元素说、哈维血液循环论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等为代表的重大科学成果，开辟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个现代学科。

英国世界一流大学对自然科学的重视，提高了英国科技教育的水平，培养造就了大批受到严格训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推动了英国自然科学的进步，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成为了世界霸主。随着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聚集高地的形成与发展，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活动和高等教育的中心，英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世界各地留学生的理想目的地。据不完全统计，英国在1660年至1730年间，培养了60多名世界杰出的科学家，占当时全世界杰出科学家的36%，所产生的重大科学成果占全世界科学成果总数的40%以上。

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启蒙运动形成了法国自由理智主义的传播。法国先后恢复、改制和新建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公共工程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巴黎大学，建立了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技术的稳固联系，以巴黎为核心聚集了巴黎索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第七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法国逐渐形成了世界一流大学高地。以巴黎为核心的世界一流大学高地的形成，为法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提供了可能，涌现出居里夫妇、达朗伯、萨迪·卡诺、拉普拉斯等一大批科学家，在热力学、化学、天体力学等学科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内燃机革命和化学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引领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12]。

（三）以应用科学为特征的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德国大学在学习英国发展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采纳现代哲学和科学思想，坚持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建立了规范的教育体系。以柏林大学、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结合，使得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13]。

德国大学教学和科研结合、科学与企业结合、科学与技术结合的办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14]。德国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为德国科学技术的成功打下了人才基础，培养了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如德国科学家施莱登和施旺提出了细胞学说，物理学家基尔霍夫提出了著名的电流定律，伦琴发现了X射线，普朗克提出普朗克常数等，引领了时代的发展。据统计，1901～1910年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占世界总数的25%[15]。19世纪末德国的大学成为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先行者和引路人，引领高等教育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形成了柏林、慕尼黑、科隆等世界一流大学高地，促进了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在世界一流大学高地的支撑下，德国的教育和科技快速发展，使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

（四）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世界一流大学高地

创新驱动是美国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发展的显著特征。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扩大各州立大学的办学规模，同时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创办了美国自己的第一所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校将教学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后来居上地建立起新的教育制度。新制度将创新作为大学的核心，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为国家创新提供了不竭动力，同时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为城市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16]。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强化了其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大学利用技术创新的优势，积极承担战时研发任务，促进了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美国大学利用国家投入巨资开展著名科学计划，服务于国家发展，促进了大学创新水平和实力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二战时期哈佛大学35%的教师服务于战争，战争的需要成为大学科研的风向标[17]。麻省理工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最大的战时研发承包商，承担了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发[18]。另一方面，美国大学利用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譬如二战期间许多德国优秀科学家被美国接收，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等世界著名科学家。

二战结束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顶级一流大学迅速崛起，使得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创新为主要特征，与区域城市深度融合发展，形成了以纽约、波士顿、洛杉矶、旧金山为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成为美国和区域城市社会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

我国从2016年启动了旨在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双一流”建设。首轮建设名单中包括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8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其中北京、上海、长沙各有3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南京、广州等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正在形成。

三、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形成的空间逻辑

从世界一流大学和城市区域的发展空间逻辑看，世界一流大学高地的形成是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战略需求与政策支持、自然与社会环境综合优势、大学与区域城市协同创新发展、大学服务贡献与文化引领等要素催生下的产物。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形成的空间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一）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是国家战略需求与政策催生的产物

国家战略和宏观规划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定位和发展具有导向作用，政府政策支持是世界一流大学高地形成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