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的反差现象及评价的逻辑转向

摘要： 首轮“双一流”建设的优势学科与社会需求尤其是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发展之间明显呈现不相称的问题。造成这种反差现象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学科评价逻辑与科技创新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空间，即传统学科评估更加强调学科自身发展逻辑与诉求，遵循的是学术逻辑;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社会导向和需求导向，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然而，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并不会一直保持同向而行，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学科评估应该将学科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相结合，将更多的基础学科和战略新兴学科纳入“双一流”建设范围。因此，对于“双一流”学科评价改革而言，应以增量改革撬动存量优化，在保持存量部分的传统优势和国际竞争地位的同时，通过增量部分的政策倾斜，加大对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的扶持力度。具体来说，一是重构学科评价标准，根据不同学科类型和研究形态确定分类评价标准，实现学科导向、需求导向与应用导向的统一;二是改变传统主要依靠学者、同行评议的学科导向评价，拓展学科评价主体，实现学术、政府、社会等主体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三是根据不同研究类型特点，探索定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综合性评价。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价;科技创新;学术导向;社会需求导向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1-0012-07

一、问题提出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开启了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征程。2017年1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下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进一步明确了“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实施步骤。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首轮建设周期已经结束，第二轮建设名单即将发布。那么，首轮“双一流”建设的成效究竟如何？不可否认，无论是世界大学排名，还是建设高校的公开数据，首轮“双一流”建设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这种以量化指标和数量规模快速达成的“一流”水平，是否真的有助于我国科技发展“卡脖子”问题的解决以及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换言之，首轮“双一流”优势竞争学科是否与社会需求以及国家科技创新发展需求相匹配？这无疑会对接下来“双一流”建设的努力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本研究从首轮“双一流”建设入围名单出发，通过首轮一流学科遴选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ESI全球表现）对入围的学科全球表现进行纵向比较，对首轮“双一流”优势竞争学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进行现状审视，并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方向。

二、现状审视：“双一流”学科建设优势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反差现象

2017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首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结果显示，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共涉及一流建设学科465个（含自设学科44个），其中排名前3的一流建设学科分别为材料科学与工程（30个）、化学（25个）、生物学（16个）。从首轮我国高校入围ESI全球前1%和前1‰的结果看，化学分别有120个和20个，工程学分别有118个和15个，材料科学分别有92个和15个，这些领域可以说是我国高校目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领域。然而，这种结果也间接表明，首轮“双一流”建设学科的集中度较高，多聚集于理工科领域，涉及工程技术类的学科入选数量更多一些，而作为基础学科的数学却只有27个进入全球前1%，没有一个进入全球前1‰;物理学也只有34个进入全球前1%，3个进入全球前1‰[1]。这样，就造成首轮“双一流”学科建设主要涉及领域为工程技术类，而基础学科较少。当然，我国工程技术领域本身就有很多前沿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基础学科薄弱，科技创新的发展后劲不足，原始创新潜力有限。由此也可以看出，“双一流”学科评价（遴选）的标准，或者说当下的“双一流”建设只是在将我们的传统优势进一步做大，而并没有涉及“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问题的解决，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原始创新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本就有限的“双一流”建设资源和经费，难以发挥实际效用。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增强，在由“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过程中，原有的评价标准和方式已明显不利于原创性重大成果的出现。

单从2021年我国高校ESI进入全球前1%和前1‰的数据看，很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双一流”建设的成效斐然。仍以传统优势学科中的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工程学为例，无疑首轮“双一流”建设的实施，进一步增强了这些传统优势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化学进入全球前1%的高校增加到202个，进入前1‰的高校增加到31个;材料科学与工程进入全球前1%的高校增加到166个，进入前1‰的高校也增加到31个;工程学进入全球前1%的高校增加到225个，而进入前1‰的高校增加到41个。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见表1）。但是，这种情况也很清晰地反映出另一个侧面，即在数学、物理学、神经系统学与行为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综合交叉学科、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空间科学等基础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和学术前沿领域，我们的原始创新和科技创新依然没有得到较大突破，科技创新的“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当下我国高校的基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跟随西方的步伐，模仿的成分大于创新的进程，原始创新性和处于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支撑国家科技创新的发展需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在我国技术较为成熟的光伏、高铁等领域，零部件进口比例在10%～25%之间，而在货船、智能手机、云服务、机器人等领域，零部件进口比例均超过了50%，其中技术较为薄弱的半导体、飞机等领域，80%以上的零部件需要从国外进口[2]。世界银行的统计结果也显示，相比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017年的净知识产权约为4‰而言，中国的净知识产权长期处于负值区间，基本保持在-1.95‰左右[3]。由此可见，首轮“双一流”建设的优势学科与社会需求尤其是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发展之间明显呈现极不相称的问题。

如果第二轮“双一流”学科评估依然采取首轮的方式，无疑会进一步扩大传统优势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将有限的资源（包括存量部分和增量部分）进一步集聚到这些学科领域。如此，就会使得“双一流”建设的资源配置呈现出“重工程技术而轻基础研究”的发展态势，而且这种态势会随着学科评价指挥棒的政策诱导而更加凸显，从而带来学科建设的马太效应。那么，是不是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等学科领域就不重要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有着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的传统学科，无疑对于提升我国“双一流”大学世界排名，夯实这些学科领域的前沿地位是有益的。但有益并不意味着关键。要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必须重视原始创新和交叉学科发展，而原始创新成果的诞生，单靠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工程技术类学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重心转移到基础研究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等学术前沿领域。只有不断增强基础研发和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才能为取得核心技术突破和原始创新研究成果奠定基础，才能为我国迈向并始终保持在世界价值链的上游保驾护航。

三、原因探讨：传统优势学科评价与科技创新发展之间存在张力关系

“双一流”学科建设优势与社会需求之间之所以会存在反差现象，其根源在于传统的学科评价逻辑与科技创新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张力空间。也就是说，传统优势学科评估更加强调学者主导和同行评价，遵循的是学术逻辑;而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社会导向和需求导向，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然而，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并不会一直保持同向而行，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而且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是常态。换言之，学科评估的强弱评比，并不能有效对接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发展急需，二者之间经常存在不匹配、不相称的反差现象。

教育评价“评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社会“用什么”[4]。《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出台实施，对于改善学科评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从当前主流的六大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为U.S.News、QS、THE、CUSR、ARWU和RCCSE）来看，无一例外，他们均表现出明显的“重科研、重论文”的学术导向[5]。“双一流”优势学科的诞生，实际上就是这种学术导向下评价的必然结果。在现有的学科评价指挥棒下，学科评价被科研评价、获奖和论文影响力替代，实际上成为衡量学科实力的主要指标，而且在学者主导的同行评议中，最简单的操作方式就是看论文数量和引用率。由此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双一流”优势学科的确立，是学术权力在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就很容易带来一个问题——学者在进行同行评价时，更多的关注点会聚焦于科研成果的学术成分和学理成分，即学术维度，而并不会过多地考虑外部的需求如何，包括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需求和区域社会发展急需等[6]。此外，加之学科评估和学科排名的钳制，大学领导人为了短期的政绩，迎合评估指标，就不得不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即通过数量、规模等可以量化的指标，而非完全依靠传统优势和社会需求）来确定哪些学科可以成为优先发展领域，由此就会带来一些优势传统学科会被更加容易出成果的学科领域挤压，更多的大学会采取优先发展那些具有显示度的学科领域（尤其是应用研究领域），而不得不舍弃那些基础研究领域和新兴学科领域，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难以将学科建设与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有效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导致学科资源向应用学科和应用研究领域集聚。尽管这种变化趋势符合当下知识生产由模式1到模式2的转型特征[7]，即由纯基础研究的波尔象限转向巴斯德象限（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和爱迪生象限（产业化的应用研究）[8]，但在这种短期功利性和实用性的发展理念主导下，单纯的应用研究是不能解决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需求的，而必须走向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走跨学科、多学科乃至超学科的发展之路。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9]随后，《总体方案》进一步强调要“改进学科评估……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制定‘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主动服务国家需求，引导高校争创世界一流”[10]。可见，在“双一流”建设要为国家科技强国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的大趋势下，纯粹的学科逻辑下的学科评价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那么，我们当下需要做的是，“双一流”学科评估必须改变这种完全坚持学术逻辑而罔顾社会需求逻辑的传统弊端，思考如何在学科评价中，将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相结合，将更多的基础学科和战略新兴学科纳入“双一流”建设范围。可行的思路是：一方面，继续保持存量部分的传统优势和国际竞争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增量部分的政策倾斜，加大对基础研究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扶持力度，为应用学科的发展提供源动力，激发应用学科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当然，无论是主流学科评价的学科导向，还是基础学科和新型交叉学科的社会需求导向，其本质上涉及的是评价导向与评价标准的设置问题。要想将学科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充分结合起来，就不能按照单一逻辑来进行学科评价，而应根据不同类型学科的特点，来确定不同的评价导向与方式，建立不同的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导向、评价方式、评价方法，从而更有效地发挥评价指挥棒的积极效应，最大程度规避评价指挥棒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逻辑转向：“双一流”学科评价改革应按照学术与社会需求的导向以及学科特点、服务面向进行分类评价

学科评价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统一[11]。学科评价不仅要为“双一流”建设服务，还应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双一流”建设[12]。如此，方能实现学科评价与“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同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