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视角下地方公费定向师范生农村任教意愿的多维分析与对策审视

摘要： 地方公费定向师范生作为农村教育师资的有力补充，其任教意愿直接影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基于类型化分析视角，以推拉理论为分析框架、采用聚类分析和回归分析探究地方公费定向师范生农村任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地方公费定向师范生可分为协议型、游离型和卓越型三种类型;经济因素与中间障碍不再是影响其农村任教意愿的强障碍性因素;三类师范生分别呈现注重政策环境、全推拉因素影响和乡土情感至上的特征。建议重视地方公费定向师范生的类型转变和差异培养，提升协议型学生的政策支持力度和职业发展前景，引导游离型学生做好发展规划、重塑任教信念，生发卓越型学生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

关键词：地方公费定向师范生;农村任教意愿;学生类型化;推拉理论;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1-0064-08

地方定向培养是近年兴起的农村师资补充新渠道，而任教意愿是判断政策实施成效的“温度计”和“晴雨表”。不同于国家免费师范生农村任教意愿普遍偏低的同质状况，地方公费定向师范生（以下简称定向师范生）显现出履约任教意愿高与长期任教意愿低的异质态势。同时，随着教师教育发展进程中学生规模数量攀升、同质属性逐渐被稀释，师范生个性的差异性和学习过程的迥异性更为凸显。若学界忽略群体的自身差异与任教意愿的异质特征，不加区分地讨论定向师范生问题，势必造成培养方案制定的僵化、定向政策执行的偏差。类型化分析方法恰好能弥补这一缺陷。针对异质性高的群体，类型化分析可基于多元化、可干预的心理数据划分既定项目、甄别学生类型、归纳群体特征，提炼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策。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类型化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定向师范生的农村任教意愿问题，以期为其“下得去、留得住”提供实证依据和多元对策。

一、文献综述

定向师范生的农村任教意愿由自身发展的理性追求、定向任教的契约机制、市场资源的配置规律共同形塑，呈现出异质性趋势。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任教时限上，学生服务期内任教意愿水平较高，履约率高[1]（P70），但长期任教意愿不容乐观，服务期满后逐渐减弱[2]（P29）。研究采用类型化分析可以揭示定向师范生的差异性。类型化视角下，有研究将师范生以职业认同为标准分为热爱型、兴趣型、功利型、回避型[3];也有研究者将教师按照流动意愿分为稳定型和不稳定型[4]（P12）。

一直以来，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师范生的农村任教意愿特别是长期任教意愿，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一些研究聚焦在农村条件上，指出国家政策支持[5]、个体乡土情结[6]等条件利于师范生扎根农村任教;农村条件艰苦[7]、位置偏远[8]、适应农村理念难[9]，担忧子女教育、娱乐和嫁娶[10]，工资补贴标准低且涨幅少[11]等条件对师范生留教农村不利。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城市条件，如城市高房价及生活高压力[12]等条件助力师范生“回流”农村，城市发展空间大[13]、父母“向城”的代际流动期待[14]（P73）等条件则起到阻碍作用。此外，不少学者强调了个体因素对农村任教意愿的影响，认为女性、非独生子女、农村籍、家庭经济基础偏弱、家庭社会地位偏低的师范生农村任教意愿相对较高[15]。

由此可见，学界对师范生任教意愿已有广泛研究，但有关定向师范生群体任教意愿的探析较少，尤其缺乏类型化视角下对定向师范生任教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将基于类型化的视角分析定向师范生的农村任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重点关注两大问题：第一，基于多维任教意愿，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定向师范生？如果有，不同类型学生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第二，影响不同类型定向师范生任教意愿的因素是否存在共性与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框架与变量设计

作为探究人口迁移、流动留居等问题的经典理论，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被逐步应用于关于教师“孔雀东南飞”、师范生城乡工作流动、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研究当中。推拉理论认为，个体的城乡迁移态度与决策受到推力和拉力两种不同方向力的作用。一股力量是促使个体城乡迁移的力量，一般是指农村的拉力和城市的推力;另一股力量是阻碍个体城乡迁移的力量，主要是指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16]。同时，个体特征和中间障碍因素也会对人口迁移和流动产生影响，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距离感知及文化差异等。需解释的是，城市和农村推力、拉力及中间障碍因素主要通过个体的主观感知来测量，原因是客观推拉因素要通过个体主观感知才可发挥作用[17]。

首先，笔者基于文献综述梳理影响定向师范生任教意愿的主要因素并归纳为农村推力、农村拉力、城市推力和城市拉力四个维度。细分如下：第一，农村推力包括生活担忧和收入补贴。前者是指师范生对农村的婚恋状况、后代教育、精神娱乐、同辈交友、适应融入的担忧程度;后者突出师范生对农村任教收入、生活补贴及绩效津贴发放力度的感知程度。第二，国家政策保障及农村情感是主要的农村拉力。政策保障强调个体感知到国家对薪酬待遇、晋升流动、职称优惠、荣誉体系等政策的保障程度;农村情感囊括了师范生对在农村任教的成就感、精神归属感及对农村绿色环境的亲切感。第三，城市拉力涵盖了职业前景和父母期待。前者强调师范生对城市良好工作氛围、学校条件及成长机遇的感知程度;后者是指师范生对父母期盼子女通过留城赢得“面子”、提升阶层的感知程度。第四，城市推力主要包括城市生活负担和工作压力，分别是师范生对城市购房压力大、日常开销多、生活节奏快和对城市履职要求高、家长关注程度高的感知程度。

其次，本研究中的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家校距离和观念差异（对流入地文化观念差异的感知程度）。个体特征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出生地、是否为独生子女、文化资本状况（用第一代大学生表示）和家庭社会资本（用社会阶层表示）。本研究采用陆学艺的分类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即社会阶层从高到低可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员工、产业工人、农民和城乡无业失业者十大阶层，前六个阶层归为中层及以上类别，后四个阶层归为中层以下类别[18]。关于任教意愿问卷的修订，我们参考了王庭照等[19]编制的《师范生农村任教意愿调查问卷》，依据时限不同设置了服务期（个体服务期履约完成农村任教服务的意愿程度）和长期任教意愿（个体长期甚至终身在农村任教的意愿程度）两大维度，每个维度3题，共6个题项，采用五级评分。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分布

问卷施测范围聚焦在江苏省，原因在于其作为定向师范生培养试点省份，已印发《关于做好2016 年全省农村教师定向培养工作的通知》并明确由省内七所院校承担培养工作。本研究选取了其中两所院校（一所为师范院校，一所为综合院校）发放问卷，剔除了少量不合格问卷后共获得710个有效样本。其中男生占36.90%，女生占63.10%;一到四年级学生占比分别为20.80%、36.30%、30.50%和12.40%;城市生源占22.30%，农村生源占77.70%;独生子女占78.00%，非独生子女占22.00%;第一代大学生占82.50%，非第一代大学生占17.50%;父亲社会地位为中层及以上的占28.70%，中层以下的占71.30%;母亲社会地位为中层及以上的占19.40%，中层以下的占80.60%。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步骤

首先，用描述性统计了解定向师范生的农村任教意愿总体与分维度的平均值。其次，采用聚类分析为主的实证类型化方法分析和诊断学生类型。具体做法是：第一步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以两种农村任教意愿为标准来划分类型。第二步，分别以2到8作为类型数目进行探索，结合理论假设对聚类结果进行比较，经过7次迭代最终得出了三种定向师范生类型。第三步，对三种类型进行命名并描述类型特征。最后，基于总数据库、不同类型师范生子数据库，以总任教意愿为因变量，个体特征为控制变量，推力、拉力和中间障碍因素为自变量建立多个回归模型，比较影响因素的共性与差异。

三、结果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与聚类分析

定向师范生农村任教意愿呈现出“一高一低”的异质化特征，表现为服务期任教意愿较高、长期任教意愿较低的趋势。其中，总任教意愿均分为3.510，若是转换为百分制的话，为70.20分。以3分中值为标准，服务期任教意愿低于3分的学生有162 人，占比22.80%;长期任教意愿低于3分的学生有318人，占比高达44.80%。可见，目前定向师范生农村任教意愿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对农村任教意愿的聚类分析发现，定向师范生呈现出三种类型（见表1）。第一类学生长期任教意愿得分较低，服务期任教意愿得分较高。他们任教是为完成签订的服务协议，协议完成后其农村任教意愿减弱。此类学生根据其任教目的被命名为协议型，占比36.10%。第二类学生长期任教意愿和服务期任教意愿在三种类型中均分最低，他们不愿前往农村任教，不配合完成服务协议，往往游离在院校培养“射程”之外。此类学生根据其行为表现被命名为游离型，占比35.50%。最后一类学生两种任教意愿皆为最高，他们愿意完成协议并乐意扎根农村，是符合国家政策期待的卓越教师雏形，有成为未来“教育家”的可能性。此类学生基于政策导向被命名为卓越型，占比28.40%。

（二）多元回归分析

通过对定向师范生总任教意愿的回归分析可知（见表2），政策保障、农村情感两大农村拉力显著正向预测农村任教意愿（β=0.209，P<0.01;β=0.257，P<0.01），职业前景这一城市拉力显著负向预测农村任教意愿（β=-0.169，P<0.01）。

研究将数据库细分为协议型、游离型和卓越型三个子数据库，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模型2、3、4，分别探究了不同类型定向师范生总农村任教意愿的影响因素（见表2）。结果发现，对于协议型学生，政策保障和城市职业前景是一正一负的显著预测变量（β=0.356，P<0.05;β=-0.416，P<0.05）。对于游离型学生，多种因素都会对其农村任教意愿产生显著预测作用，主要包括母亲社会阶层、农村拉力（政策保障、农村情感）、农村推力（生活担忧）、城市推力（工作压力）、城市拉力（父母期待和职业前景），其中影响效力最大的是父母期待（β=-0.423，P<0.001）。访谈获知，相当比例游离型学生从报考到就职并非是自主选择，更多的是基于父母“脸面”“光宗耀祖”、改变家庭阶层属性的期待。对于卓越型学生，农村情感是唯一显著影响任教意愿的因素（β=0.478，P<0.01）。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各类型定向师范生，收入补贴等经济因素和中间障碍因素影响均不显著。

四、研究讨论

（一）严峻性：亟需关注占比超七成的“非卓越”教师雏形

定向师范生培养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于培养对象（定向师范生）中超七成并不属于卓越教师的“雏形”。如前所述，根据服务期和长期任教意愿的情况，定向师范生分为协议型、游离型和卓越型三种类型。其中，协议型学生占比最高，他们并未心怀长期任教农村的意愿，只为履行服务协议、完成农村任教的“规定动作”。游离型学生占比稍低于协议型，他们的两种任教意愿都与中值持平或低于中值，农村任教的不确定性最高。服务期和长期任教意愿水平皆高的“卓越型”学生不仅受到短期履约等外在诱因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内心怀揣着扎根农村、奉献耕耘的内生动力。占比不足三成的他们是最符合政策期待的“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卓越教师雏形。在此背景下，如何给予协议型和游离型学生以针对性的有效支持与科学指导、提升他们的总体任教意愿特别是长期任教意愿成为当前我国农村教师定向培养面临的严峻挑战。由于相关培养主体主要关注的服务期履约意愿只能反映定向政策补充师资的数量，师资的结构则要根据长期任教意愿来评断，因此我们亟需了解两类师范生任教意愿的内在特征和影响因素，推进其向卓越教师雏形转变。

（二）一致性：经济因素和中间障碍不再是强障碍性因素

有研究者认为，待遇低（经济因素）[2]（P32）、家校距离远、观念难适应（中间障碍）是师范生不愿在农村任教的主要原因[4]（P12-14）。然而，基于宏观政策、社会背景及个体心态的变化，本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和中间障碍因素并不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