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书院制改革的困境反思与路径优化

摘要： 书院是我国大学治理体系内部的一种组织设计，是涉及理念、权力、结构、文化等诸要素的复杂系统。大学通过书院制改革，不断完善内部组织之间的有效衔接和系统耦合，发挥着适应、达鹄、整合和潜在模式维护功能。近年来，国内大学书院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着改革价值共识缺乏、书院学院协同关系失衡、制度设计不完善和文化内核积淀不足等现实困境。为促进现代大学书院的有序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书院育人功能，需要从树立全人教育理念、强化双院协同育人、完善组织制度设计、构建书院独特文化等路径进行反思和探索。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大学治理;书院制;改革困境;双院协同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2）04-0119-09

国内高校书院制已推行十余年，在学生教育管理和育人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高校选择书院制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书院制作为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然而，随着书院制改革的深入和全面推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问题开始呈现，部分高校书院制运转陷入阻滞。这同时也表明，当今高校书院制改革并未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推广性极强的模式，相反，关于书院制改革仍面临着诸多的质疑与担忧。书院制的价值定位如何？书院制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如何协调书院和学院之间的相互关系？未来如何实现书院的本土化？书院作为高校复杂治理系统的子系统，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有待于我们深入到高校教育管理体系的构成要素上进行观测和探讨。基于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将书院置于高校治理体系中分析高校书院制改革的现状和问题，有助于探索如何通过教育理念的更新，设计更为科学化的制度和组织化的教育活动来实现书院的良性运转，以最大程度地挖掘书院制人才培养的功能，发挥书院制在促进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

一、书院制改革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

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e Functionalism）理论流派，从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出发，深入分析和探讨了有关社会系统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子系统组成的持久稳定的统一整体，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续，就必须处理好适应（Adaptation）、达鹄（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潜在模式维护（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四类关键性功能，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四功能模式”理论（又称“AGIL”理论）[1]。与功能系统相对应，整个社会结构分化为四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执行适应功能，“政治系统”执行达鹄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潜在模式维护功能。各子系统对社会总系统都发挥着作用，通过不断地分化与整合，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寻求系统结构安排与功能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共同价值、行动和秩序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书院作为大学治理系统的内部结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层设计嵌入到原有组织实体的新系统，与学院、其他职能部门一样是相对独立的实体组织。作为学生教育管理的子系统，书院在运行过程中有相应的目标定位、组织规范和组织文化。书院制改革的实质是通过大学内部系统结构的调整、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关系的协调整合，不断优化高校治理系统的功能，突破当前学院组织育人模式单一化和过度专业化的现状，依托书院社区的育人空间实现创新人才和宽口径人才培养的目标。书院要成功融入现代大学体制中，实现有序运行和良性运转，就必须与其它组织进行有效衔接和系统耦合，充分发挥其在全人教育培养方面的组织优势。基于此，本文借助帕森斯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对大学书院制改革所完成的四个关键性功能作简要分析（见图1）。

（一）适应功能：内外环境变革的诉求

“组织是一个具有适应能力的社会系统”，“每个组织都存在于特定的物理、技术、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并要与之相适应”[2]。如同其他组织系统一样，大学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培养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必须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应性变革，增强其保持大学传统和适应外部环境的张力平衡。传统大学的教育管理具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功能，是“校—院”两级管理的科层制模式和适应集权管理的条状大学组织结构，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来完成学生教育管理的目标和任务。传统高校治理模式下，学院既是专业人才培养机构，也承载着学生管理的相关职能，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契合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注重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实用性。随着新时代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转型，社会对于人才需求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当前过度专业化和功利主义的教育已经无法适应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方向。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在教学质量、课程建设、专业建设等方面改革探索多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无法扭转当前人才培养过度专业化和人才单一化的困境。相比较而言，在本科教育内容改革之外寻求相匹配的教育组织模式和推进管理架构改革更加值得期待。在此背景下，大学书院制作为一种全新的探索尝试应运而生。书院制改革通过对大学治理结构进行重新设计，架构与专业学院分工协调的新的组织形式，充分拓展二级学院之外的社区空间的育人功能，提供相匹配的制度依托使其有实实在在的阵地和抓手，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一般性的通识教育和个性化教育，有助于弥补现代大学以学科和专业为中心培养学生的缺陷，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达鹄功能：全人教育目标的实现

近代以来，由于受实用主义和专业主义的价值引导，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大学及其学院重视知识传授和技能习得，重点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而发展到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具备广博深厚的自然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的“全人”教育理念越来越受到青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强调，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把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此，教育的重心回归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上来，高等教育的目标设定不再局限于专业教育层面，如何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道德情操、独立生活能力、社会融合能力成为新时代高校育人的重要内容。传统学院教育以“课程教学”为中心，育人过程注重普遍性和统一性，学生的个性化成长无法兼顾，教育模式相对固化。书院制改革目标则致力于“以学生为中心”，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充分依托社区空间创设更多非专业学习机会，开展系统化的通识教育和养成教育，让学生在大学阶段获得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实现更全面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书院不仅关注一般性教育和学生的共同成长，更注重学生主动参与和自由发展，与传统学院模式相比更具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根据帕森斯的理论，组织在适应过程中，需建立适合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将社会单位的活动组织成一个协调的努力，以使系统与其环境的关系达到一个期望改变的过程[3]。书院制教育的目标定位在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建立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学生混住的生活社区，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培养体系，在高校教育系统内部建构教育共同体，从而承载起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使命。

（三）整合功能：多重教育功能的融合

大学书院制的建立，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调整和优化高校育人组织结构，重新配置资源，动员和整合集体的力量，完善行动系统来实现大学的育人目标。在我国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下，学院承担着课程教学和学生管理两大职能，这种以专业院系为组织框架和以班级管理为重心的模式，存在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堂外教育投入不均衡的问题，教学功能、管理功能、生活功能、文化功能是相互割裂的。也就是说，学院在涉及第一课堂外的生活教育、人文教育和自治教育等方面的活动设计是相对缺失的。书院制模式则打破第一课堂的思维，建立纵向学院和横向书院交错的矩阵式结构形态，通过在社区采取多个学院（专业）学生的混住模式，实现专业教育、生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互动融合。书院制教育模式意味着树立一种整合的教育理念，在开展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创建支持性环境，给予学生更多学习和生活的空间，为学生创设更为丰富多元的发展平台，让学生在书院的自主探索和共同学习中，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自我管理，实现全方位的发展。“书院教育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学生在大学书院不但学习某门学科知识，而且学习思想方法，甚至学习一种生活方式。”[4]另外，书院制整合功能还体现在高校通过纵横交错的矩阵管理架构，动员系统内各个行动主体的力量，协调学院、书院、职能部门的关系，充分链接校内导师、校外导师资源，打造师生沟通交流平台，建构多元组织和主体间互动有序的良好关系，保证高校教育管理系统运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成大学教育管理系统的良性运转。

（四）潜在模式维护：书院独特文化的塑造

对于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帕森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系统结构和运作机制等有形因素上，而是更强调理念、价值等无形因素对系统的实际影响。在《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一书中，他认为“价值是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系统的主要基点”，“价值模式决定系统（组织）对其所在的情景采取的基本取向”[5]（P18）。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关键在于核心精神价值理念的构筑，它本质上是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的展现。“书院制不仅是一种基于工具理性的管理模式和制度，还是一种基于价值理性的学生人才培养的教育转型。”[6]书院作为高校教育管理的子系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组织或者制度体系，更是一个文化存在。书院在运作过程中所积淀的文化底蕴和所塑造的文化精神，也是区别于专业教育的独特性内在因素。书院制教育的功能，本质在于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第二课堂和自我教育管理的平台，也是实现文化育人的住宿园区，是师生共享的公共空间。书院文化是书院内部系统的灵魂所在，既代表了书院发展历史的积淀，也代表了书院存在的本质和意义。与学院制模式人才培养强调通过常规的课堂教育实现学生专业技能提升不同，书院制更注重通过第二课堂等非常规教育形式实现学生个人修养和精神层面的塑造，其最大亮点在于书院文化的影响，即鲜明的文化氛围和基于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师生共同的价值认同。因此，书院制要真正发挥其育人优势，增强育人能力和水平，必须更新价值理念，突出文化特色，打造独具特色的通识课程和通识教育品牌项目，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品活动，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以提升影响力和吸引力。

二、大学书院制改革的困境反思

书院制改革在国内方兴未艾，很多高校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书院组织架构，设立了相应的活动设施，并配备了一系列的制度规范，以推进书院组织系统的正常运作。然而，从传统学院制管理转向现代大学书院制管理不仅是制度模式和教育秩序的变化，还牵涉到教育价值理念和人才培养观念的转变，是一项综合性改革。国内高校书院并非经原有组织内生而成，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嵌入到原有组织体系的结果。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建构力量，导致书院制在价值理念、组织管理、制度运行、文化建构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影响了自身功能的发挥。

（一）价值困境：教育理念的适应性阻滞

传统的学生教育管理是以学院为单位进行的，以院系和班级为单位开展教育活动。这种模式在我国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意识和相对成熟的运行体系。实施书院制改革，要求学校打破原有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镶嵌到相应的组织体系中去，从偏重学生的专业教育转向注重学生的全面成长。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实用主义的大环境下，注重专业就业前景的价值理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书院制“全人教育”理念共识相对缺乏，在此情况下试图借助书院制改革，转变传统学院组织运作惯性和发展方向，事实上面临着教育理念上的适应性阻滞。正如帕森斯所指出的，“所有社会系统都有整合问题，这些整合问题是价值制度化过程的焦点，而所有社会系统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集体目标的追求”[5]（P157）。

就目前书院制改革的具体实践来看，各高校关于书院制改革的理念、目标和合理性方面并未达成高度共识。很多高校的书院制在实施过程中因前期政策宣传动员不足，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定位不够准确，导致教师和学生对书院制教育理念不适应、对书院制的认可度不高、缺乏积极投入书院建设的自觉行动。“由于文化的差异，再加上环境和心理的依赖，尽管人们对旧的或现存的组织结构不满或内心渴望变革，当在不明确组织变革的目的、机制和可能带来的结果时，大多数人宁愿选择维持现状，对变革持中立或反对态度。”[7]对书院制理念集体认同的缺乏难以凝聚成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努力方向，不仅无法解决书院制的内在合理性问题，甚至成为既有改革模式的阻滞。正如有研究者认为，“书院制改革路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实践成本或难度的工具性考量，同时它更代表背后可能存在的改革理念分歧”[8]。

（二）组织困境：双院协同育人的壁垒

书院作为大学新兴组织，其存在必然会与原有的以学科专业为中心的学院产生冲突和矛盾。帕森斯在结构功能系统理论中反复强调权力概念的中心地位，认为只有依靠实际的强力和各种制度化和层次化的权力结构的运作，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9]。权力配置在组织系统的纵向上表现为权力分化，横向上表现为职能裂化。传统学院制模式下的人才教育管理，主要依托“校—院—系—班”管理模式来完成，学校赋予学院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学院作为单一的教学管理中心进行自我控制和独立活动，管理内容和职能边界相对清晰，其运行具有强大的组织基础。随着书院制改革，传统的管理层级从学院转向学院、书院两个端口，必然会导致书院与学院分工协作的问题。书院设立后需要从制度层面获得相应的行政权限和资源来维持组织的运作。“随着书院组织的设置、书院教育功能的增强和扩张，作为并行的组织，书院和学院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重叠和交叉”。[6]目前很多高校的书院制改革并没有完全将学生教育管理的职能从学院剥离，学院和书院在权力和功能定位上未做出恰当的分割，导致二者在运作过程中存在职责定位冲突，“书院制模式下学生管理出现的二元困局，在一定程度上是专业学院集权管理惯性和大学书院权力资源不足之间博弈的一种体现”[10]。另外，资源分配不均也是书院系统发展不畅的阻碍因素。与西方国家住宿学院相比，我国高校绝大多数书院是在现有学生社区宿舍基础上进行改造而成的，学校的资源投入不足，存在住宿条件不佳、功能性场所配套不足、通识教育开展缺乏相应的师资保障等困境，书院育人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